在舊書鋪裡買回來維尼（Vigny）的《詩人日記》（Journaldunpoete）信手翻開，就看見有趣的一條。他說，在法語裡，喜樂（bonheur）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Silebonheurnetaitqu'unebonnedenie!）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話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長，譬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所以我們又慨嘆說：“歡娛嫌夜短！”因為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因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德語的沉悶（Langeweile）一詞，據字面上直譯，就是“長時間”的意思，《西遊記》裡小猴子對孫行者說：“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這種神話，的確反映著人類的心理。天上比人間舒服歡樂，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間一年在天上只當一日過。以此類推，地獄裡比人間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難度；段成式《酉陽雜俎》就說：“鬼言三年，人間一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過來說，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歲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並不值得，在凡間已經30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初滿月的小孩。但是這種“天算”，也有佔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廣異記》載崔參軍捉狐妖”，“以桃枝決五下”長孫無忌說罰得太輕，崔答“五下是人間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見賣老祝壽等等，在地上最為相宜，而刑罰呢，應該到天上去受。
“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樂的決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的自相矛盾。在高興的時候，我們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吧！你太美了！”那有什麼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裡去找。不講別的，只要一個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約不來的下午，或者一課沉悶的聽講——這許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嚐到什麼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這裡，留戀著不肯快走，偏是你所不留戀的東西。
快樂在人生裡，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裡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在我們追求和等候的時候，生命又不知不覺地偷度過去。也許我們只是時間消費的籌碼，活了一世不過是為那一世的歲月充當殉葬品，根本不會享到快樂。但是我們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當，我們還理想死後有個天堂，在那裡——謝上帝，也有這一天！我們終於享受到永遠的快樂。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彷彿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人生雖痛苦，卻不悲觀，因為它終抱著快樂的希望；現在的賬，我們預支了將來去付。為了快活，我們甚至於願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末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把快樂分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儘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並不知道什麼是快活，雖然它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雲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並非全因為澡洗得乾淨，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鬆的靈魂可以專注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筵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彷彿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於公理而不取決於暴力，一樣重要。公理髮現以後，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鍊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於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mallarme)，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睏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裡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凡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多愁善病的諾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裡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巴登巴煦（Rodenbach）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ViesEncloses）裡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e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採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18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bewunderungswurdigeErfindung）”。對於這種人，人生還有什麼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