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科技封鎖與突破'
電影《橫空出世》劇照
1950年8月23日，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波爾（Dan AbelKimball）打電話給司法部，讓他們設法阻止一個39歲的年輕外籍教授回國。事關重大，當天下午，這名教授就在洛杉磯機場被移民局攔截，從此開始了長達5年的軟禁生涯。
這位教授來自中國，名叫錢學森。此前，他在麻省理工修完碩士，又在加州理工攻讀博士，師從力學大師馮.卡門，35歲就成為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然而，錢學森的厲害之處遠不只這些。
1936年，25歲的錢學森和其他四位同學在加州理工創立了“火箭俱樂部”，沒事在學校發射火箭玩。俱樂部隨後發展成瞭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後來，錢學森在美國一度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通行證、參與包括曼哈頓計劃的絕密軍事項目研究，在五角大樓出入自由，時間達8年之久。34歲時，他帶著美軍上校軍銜，趕赴德國提審自己的“師祖”普朗特和“火箭之王”馮·布勞恩，而正是布勞恩主持設計的V1和V2火箭，在二戰時讓英國人聞之色變。因此，在金波爾眼中，錢學森一個人“值3到5個師”[1]。
1950年，隨著冷戰的加劇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政府開始加強對中國留學生的管控。開始還是製造一些麻煩，希望打消這些學子歸國的念頭。例如在8月31日駛向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核物理學家趙忠堯等128位留學生。美國政府先是在洛杉磯將趙忠堯隨身攜帶的資料扣留，隨後又指使日本政府在橫濱將他直接拘留[2]。然而，美國政府發現這種手段根本不奏效，中國留學生還是受到感召，想盡各種辦法，甚至不惜取道英國、印度回國。1951年10月，美國司法部移民局乾脆直接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對剛畢業的留學生都嚴防死守，更何況掌握核心機密的錢學森？
時間一晃就是5年，1955年，朝鮮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在中國政府的斡旋下，留學生開始逐漸返回祖國。此時，美國國防部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份報告，認為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經過時。隨後的8月1日中美日內瓦會議，中國釋放了11名美國飛行員。三天後，美國司法部簽署文件，同意錢學森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終於踏上了開往祖國的輪船。
一
錢學森歸國的一週年後，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當天，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錢學森帶給國家的，不僅是火箭推進技術，而是科學發展方向的確立、體系的建設、人才的培養和如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現代大型科學工程管理方法。
1956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大年。1月，北京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儘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3]。12月，國家結合當時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制定了為期十二年的《1956-1967科技發展遠景規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
電影《橫空出世》劇照
1950年8月23日，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波爾（Dan AbelKimball）打電話給司法部，讓他們設法阻止一個39歲的年輕外籍教授回國。事關重大，當天下午，這名教授就在洛杉磯機場被移民局攔截，從此開始了長達5年的軟禁生涯。
這位教授來自中國，名叫錢學森。此前，他在麻省理工修完碩士，又在加州理工攻讀博士，師從力學大師馮.卡門，35歲就成為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然而，錢學森的厲害之處遠不只這些。
1936年，25歲的錢學森和其他四位同學在加州理工創立了“火箭俱樂部”，沒事在學校發射火箭玩。俱樂部隨後發展成瞭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後來，錢學森在美國一度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通行證、參與包括曼哈頓計劃的絕密軍事項目研究，在五角大樓出入自由，時間達8年之久。34歲時，他帶著美軍上校軍銜，趕赴德國提審自己的“師祖”普朗特和“火箭之王”馮·布勞恩，而正是布勞恩主持設計的V1和V2火箭，在二戰時讓英國人聞之色變。因此，在金波爾眼中，錢學森一個人“值3到5個師”[1]。
1950年，隨著冷戰的加劇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政府開始加強對中國留學生的管控。開始還是製造一些麻煩，希望打消這些學子歸國的念頭。例如在8月31日駛向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核物理學家趙忠堯等128位留學生。美國政府先是在洛杉磯將趙忠堯隨身攜帶的資料扣留，隨後又指使日本政府在橫濱將他直接拘留[2]。然而，美國政府發現這種手段根本不奏效，中國留學生還是受到感召，想盡各種辦法，甚至不惜取道英國、印度回國。1951年10月，美國司法部移民局乾脆直接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對剛畢業的留學生都嚴防死守，更何況掌握核心機密的錢學森？
時間一晃就是5年，1955年，朝鮮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在中國政府的斡旋下，留學生開始逐漸返回祖國。此時，美國國防部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份報告，認為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經過時。隨後的8月1日中美日內瓦會議，中國釋放了11名美國飛行員。三天後，美國司法部簽署文件，同意錢學森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終於踏上了開往祖國的輪船。
一
錢學森歸國的一週年後，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當天，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錢學森帶給國家的，不僅是火箭推進技術，而是科學發展方向的確立、體系的建設、人才的培養和如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現代大型科學工程管理方法。
1956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大年。1月，北京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儘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3]。12月，國家結合當時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制定了為期十二年的《1956-1967科技發展遠景規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
向科學進軍
人才的迴流和“向科學進軍”的決心讓我們這個傳統農業國的科技開始有了起色，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因素——蘇聯的“156工程”援助。從1950年到1955年，中國與蘇聯政府通過多輪磋商，確立了鋼鐵、化工、礦業、電力電子、機械製造、輕工等共計162個重點工業項目，由蘇聯提供核心技術、設備和培訓，幫助中國快速建立相關的工業體系。由於期間確立的項目數是156個，因此對華援助項目統稱為“156工程”。
“156工程”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重點工業領域，蘇聯專家手把手教會了我們如何建立工業體系、如何進行技術攻關、如何進行生產管理，硬生生把一個毫無家底的農業國的工業基礎拉高了一大截。根據李富春向中央的報告，第一、二批141個項目建成後，“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相關領域的生產能力增長“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石油等主要工業產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4]。
蜜月期總是短暫，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單方面撕毀了對華援助合同。此時的“156工程”已建成133項，僅有17項正在建設中。真正的困難，在於當時的戰略核心工程——原子彈。
由於核技術的戰略重要性，蘇聯專家把相關的設備、資料全部帶走，此時，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剛剛開始三年。蘇聯專家撤出後，什麼都得自己來。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氣，國家成立了專門的三機部（後改為二機部），調集了全國最頂尖的科技、工程人才，在困難時期優先保障基地的物資供應，甚至打算動用中央儲備黃金來提供財力支撐。
二機部乾脆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以此鞭策自己。包括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程開甲等等科研人員，隱姓埋名，以實驗室和大漠為家，開始了真正的科技長征。
在北京實驗室，科研人員面對的是天量的計算。一個關鍵數據算一遍要有上萬個節點，每個節點要解開五六個方程式。雖然當時國內已經有了104計算機，但資源有限，大量的計算還是要靠計算尺、手搖計算機和幾百個算盤高手。計算人員都是三班倒，無眠無休，很多人連專門的辦公桌都沒有，需要幾個人趴在一起。三個月時間，才能算出一個結果。
很多人乾脆把數據默記在心，一遍一遍的演算。有一次程開甲把飯票遞給師傅，說：“我給你這個數據，你驗算一下。”還是排在他後面的鄧稼先提醒了他：“老程，這兒是食堂！”
在西北大漠，幾萬人住在帳篷裡，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熱得不得了。戈壁灘經常刮7、8級大風，風沙大的時候帳篷直接被刮跑，大家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吃的、衣服、被子，衝出去只想搶回被吹飛的圖紙。最艱苦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供應受到影響，很多人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水腫。基地沒有水，汽車拉水要到幾十公里外，每天一個人半臉盆水。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五年多，1964年10月16日，重達5噸的“596”被緩緩升到高達100米的起爆架上。15時，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劃破了戈壁灘的寂靜，騰空而起的橙黑色雲團覆蓋了人們的視線。大地好像裂開了一樣，不斷噴射雲團，湧動的蘑菇雲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成為平坦大漠上的一座豐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第五個有原子彈的國家。
在後來的短短几年內，國內科研人員在“飢餐砂礫飯，渴飲苦水漿”的艱苦條件下，接連在有戰略威懾力的技術上取得突破。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時，由導彈運載的原子彈成功爆炸，我國擁有了遠程核打擊能力；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時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如果說現代科學項目管理起源於“曼哈頓”工程，那麼中國的現代科學項目就起源於“兩彈一星”。它不僅讓我們取得了戰略自信，更成為突破西方科技封鎖，自力更生髮展國防科技事業的發端和典範。
二
蘇聯停止對華援助、撤出專家並不是新中國第一次遭受科技封鎖。二戰結束以後，美蘇兩個陣營進入了冷戰時期。為了防止蘇方發展高端武器，在美國提議下，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在內的十七個國家於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技術。
三年後，由於美國對日本態度和亞洲形勢的重新估量，巴統成立中國委員會，將中國列入了管制的範疇。被限制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共上萬種產品。
巴統扇動了下翅膀，卻使得新中國加速向蘇聯引進技術，推進了“156工程”。那些被禁運的高性能計算機，雖然使得參加“兩彈一星”等工程的科研人員的工作量成指數增長，但卻無形加深了他們對理論、數據的理解，培養了一絲不苟的態度，最終形成了科學的管理流程和方法。
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後，西歐國家隨即陸續與中國建交。進入80年代中期後，巴統對中國先後放寬總計約48種技術產品出口審批程序。隨後又決定對中國實行自由出口，審批權下放給各成員國，不再逐項報批。
這期間，國內開始大量引進國外設備和產線，其中不乏高端產品，但對核心技術，還是有一層玻璃牆擋著。以半導體生產線為例，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總共從國外引進晶圓生產線達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大多是3英寸、4英寸的晶圓線。而1987年，日本研發的DRAM就已經採用了8英寸線。工藝的落後，顯而易見。
後來，歐共體首腦會議決定禁止對華軍售，巴統也隨即終止對華放寬尖端技術產品出口計劃。不過很快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巴統也名存實亡，最終在1994年4月1日正式解散。
可西方國家並沒有留給我們多少窗口期。1996年7月，包括“巴統”17國在內的33個西方國家又簽署了《瓦森納協定》，對中國等國家實施軍用、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的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新材料等9大類高新技術被實施禁運。
電影《橫空出世》劇照
1950年8月23日，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波爾（Dan AbelKimball）打電話給司法部，讓他們設法阻止一個39歲的年輕外籍教授回國。事關重大，當天下午，這名教授就在洛杉磯機場被移民局攔截，從此開始了長達5年的軟禁生涯。
這位教授來自中國，名叫錢學森。此前，他在麻省理工修完碩士，又在加州理工攻讀博士，師從力學大師馮.卡門，35歲就成為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然而，錢學森的厲害之處遠不只這些。
1936年，25歲的錢學森和其他四位同學在加州理工創立了“火箭俱樂部”，沒事在學校發射火箭玩。俱樂部隨後發展成瞭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後來，錢學森在美國一度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通行證、參與包括曼哈頓計劃的絕密軍事項目研究，在五角大樓出入自由，時間達8年之久。34歲時，他帶著美軍上校軍銜，趕赴德國提審自己的“師祖”普朗特和“火箭之王”馮·布勞恩，而正是布勞恩主持設計的V1和V2火箭，在二戰時讓英國人聞之色變。因此，在金波爾眼中，錢學森一個人“值3到5個師”[1]。
1950年，隨著冷戰的加劇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政府開始加強對中國留學生的管控。開始還是製造一些麻煩，希望打消這些學子歸國的念頭。例如在8月31日駛向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核物理學家趙忠堯等128位留學生。美國政府先是在洛杉磯將趙忠堯隨身攜帶的資料扣留，隨後又指使日本政府在橫濱將他直接拘留[2]。然而，美國政府發現這種手段根本不奏效，中國留學生還是受到感召，想盡各種辦法，甚至不惜取道英國、印度回國。1951年10月，美國司法部移民局乾脆直接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對剛畢業的留學生都嚴防死守，更何況掌握核心機密的錢學森？
時間一晃就是5年，1955年，朝鮮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在中國政府的斡旋下，留學生開始逐漸返回祖國。此時，美國國防部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份報告，認為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經過時。隨後的8月1日中美日內瓦會議，中國釋放了11名美國飛行員。三天後，美國司法部簽署文件，同意錢學森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終於踏上了開往祖國的輪船。
一
錢學森歸國的一週年後，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當天，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錢學森帶給國家的，不僅是火箭推進技術，而是科學發展方向的確立、體系的建設、人才的培養和如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現代大型科學工程管理方法。
1956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大年。1月，北京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儘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3]。12月，國家結合當時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制定了為期十二年的《1956-1967科技發展遠景規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
向科學進軍
人才的迴流和“向科學進軍”的決心讓我們這個傳統農業國的科技開始有了起色，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因素——蘇聯的“156工程”援助。從1950年到1955年，中國與蘇聯政府通過多輪磋商，確立了鋼鐵、化工、礦業、電力電子、機械製造、輕工等共計162個重點工業項目，由蘇聯提供核心技術、設備和培訓，幫助中國快速建立相關的工業體系。由於期間確立的項目數是156個，因此對華援助項目統稱為“156工程”。
“156工程”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重點工業領域，蘇聯專家手把手教會了我們如何建立工業體系、如何進行技術攻關、如何進行生產管理，硬生生把一個毫無家底的農業國的工業基礎拉高了一大截。根據李富春向中央的報告，第一、二批141個項目建成後，“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相關領域的生產能力增長“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石油等主要工業產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4]。
蜜月期總是短暫，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單方面撕毀了對華援助合同。此時的“156工程”已建成133項，僅有17項正在建設中。真正的困難，在於當時的戰略核心工程——原子彈。
由於核技術的戰略重要性，蘇聯專家把相關的設備、資料全部帶走，此時，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剛剛開始三年。蘇聯專家撤出後，什麼都得自己來。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氣，國家成立了專門的三機部（後改為二機部），調集了全國最頂尖的科技、工程人才，在困難時期優先保障基地的物資供應，甚至打算動用中央儲備黃金來提供財力支撐。
二機部乾脆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以此鞭策自己。包括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程開甲等等科研人員，隱姓埋名，以實驗室和大漠為家，開始了真正的科技長征。
在北京實驗室，科研人員面對的是天量的計算。一個關鍵數據算一遍要有上萬個節點，每個節點要解開五六個方程式。雖然當時國內已經有了104計算機，但資源有限，大量的計算還是要靠計算尺、手搖計算機和幾百個算盤高手。計算人員都是三班倒，無眠無休，很多人連專門的辦公桌都沒有，需要幾個人趴在一起。三個月時間，才能算出一個結果。
很多人乾脆把數據默記在心，一遍一遍的演算。有一次程開甲把飯票遞給師傅，說：“我給你這個數據，你驗算一下。”還是排在他後面的鄧稼先提醒了他：“老程，這兒是食堂！”
在西北大漠，幾萬人住在帳篷裡，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熱得不得了。戈壁灘經常刮7、8級大風，風沙大的時候帳篷直接被刮跑，大家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吃的、衣服、被子，衝出去只想搶回被吹飛的圖紙。最艱苦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供應受到影響，很多人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水腫。基地沒有水，汽車拉水要到幾十公里外，每天一個人半臉盆水。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五年多，1964年10月16日，重達5噸的“596”被緩緩升到高達100米的起爆架上。15時，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劃破了戈壁灘的寂靜，騰空而起的橙黑色雲團覆蓋了人們的視線。大地好像裂開了一樣，不斷噴射雲團，湧動的蘑菇雲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成為平坦大漠上的一座豐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第五個有原子彈的國家。
在後來的短短几年內，國內科研人員在“飢餐砂礫飯，渴飲苦水漿”的艱苦條件下，接連在有戰略威懾力的技術上取得突破。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時，由導彈運載的原子彈成功爆炸，我國擁有了遠程核打擊能力；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時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如果說現代科學項目管理起源於“曼哈頓”工程，那麼中國的現代科學項目就起源於“兩彈一星”。它不僅讓我們取得了戰略自信，更成為突破西方科技封鎖，自力更生髮展國防科技事業的發端和典範。
二
蘇聯停止對華援助、撤出專家並不是新中國第一次遭受科技封鎖。二戰結束以後，美蘇兩個陣營進入了冷戰時期。為了防止蘇方發展高端武器，在美國提議下，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在內的十七個國家於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技術。
三年後，由於美國對日本態度和亞洲形勢的重新估量，巴統成立中國委員會，將中國列入了管制的範疇。被限制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共上萬種產品。
巴統扇動了下翅膀，卻使得新中國加速向蘇聯引進技術，推進了“156工程”。那些被禁運的高性能計算機，雖然使得參加“兩彈一星”等工程的科研人員的工作量成指數增長，但卻無形加深了他們對理論、數據的理解，培養了一絲不苟的態度，最終形成了科學的管理流程和方法。
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後，西歐國家隨即陸續與中國建交。進入80年代中期後，巴統對中國先後放寬總計約48種技術產品出口審批程序。隨後又決定對中國實行自由出口，審批權下放給各成員國，不再逐項報批。
這期間，國內開始大量引進國外設備和產線，其中不乏高端產品，但對核心技術，還是有一層玻璃牆擋著。以半導體生產線為例，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總共從國外引進晶圓生產線達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大多是3英寸、4英寸的晶圓線。而1987年，日本研發的DRAM就已經採用了8英寸線。工藝的落後，顯而易見。
後來，歐共體首腦會議決定禁止對華軍售，巴統也隨即終止對華放寬尖端技術產品出口計劃。不過很快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巴統也名存實亡，最終在1994年4月1日正式解散。
可西方國家並沒有留給我們多少窗口期。1996年7月，包括“巴統”17國在內的33個西方國家又簽署了《瓦森納協定》，對中國等國家實施軍用、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的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新材料等9大類高新技術被實施禁運。
瓦森納協議
對比《國家中長期科學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戰略任務和《瓦森納協議》的清單，可以發現，《瓦森納協議》意在卡位關鍵領域，鎖死我們未來的科技發展。在《綱要》中部署的11個重點領域的68項優先主題中，有9個重點領域的34項優先主題的相關研發重點，受到清單的出口限制；27項前沿技術的相關研發重點，有15項在清單的出口限制範圍之內；民口13個重大專項，有9項受到出口限制[5]。
2013年上映的美國大片《地心引力》斬獲了多項奧斯卡獎項，片中女主經過一系列磨難，最終通過“天宮”空間站和“神舟”飛船返回地球，故事很對中國觀眾胃口。但背後，是NASA根據《瓦森納協議》和“沃爾夫條款”禁止與中國一切形式的航天合作，中國航天員也因此一直無法進入國際空間站的現實。中美兩國雖然在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科技合作比較活躍，但在關鍵的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技術等高技術領域的合作幾乎為零。
而在半導體領域，按照《瓦森納協議》的規則，西方國家對中國半導體技術出口，基本按照“N-2”原則審批，即技術至少要落後兩代。90年代，為了打造我國自己的半導體制造技術，國家先後投入巨資建設“908”和“909”工程，建立了華晶、華虹兩家國有半導體制造公司。華虹由電子工業部部長鬍啟立親自掛帥，甚至動用了財政赤字。但最終，兩家企業都受到了“瓦森納”的出口限制，無法採購最先進的設備，導致產品工藝落後，附加值低，很快陷入虧損。
雖然《瓦森納協議》試圖在高技術領域鎖死中國的發展，但西方可能已經忘了，時間已經到了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已經20年。GDP已經從1978年的3679億元，飆升至1999年的90564億元，再也不是那個弱不禁風的農業國。
巨輪一旦向前，便再也停不下來。
三
2001年，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憑藉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工廠。相應地，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在大體量基礎上飛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6]
與四、五十年前不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要發展的高科技方向太多。好在，我們有錢了。中國研發經費逐年上漲，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9.59%。到了2017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國家，僅次於美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達到1.7萬億[7]。
由於在航天事業上的堅定投入， 2003年，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神舟”五號發射成功。2011 年 11 月 3 日，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飛船成功完成我國首次空間飛行器自動交會對接任務，並進行了二次自動交會對接。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號月球探測器成功軟著陸於月球雨海西北部，“玉兔”號月球成功登月。NASA的禁令實際反向刺激了中國航天人，結成今日累累碩果。
在與市場接軌的領域，由於加入世貿後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以前被封鎖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成為了可能。在半導體領域，“908”、“909”工程雖然以失敗告終，但直接影響了國內半導體發展的走向。後來上海市政府引進中芯國際時，就利用了張汝京的美籍身份和在半導體制造領域的資源，使得當時國內工藝製程從350nm直接跨越一代半躍升到到180nm。
藉著巨大的投入、市場、資本和制度的逐漸加強和完善，中國擁有了39個工業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其他國家需要半個月才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在中國可能僅需要半天就能完成。在深潛探測、特高壓輸電、高速鐵路、衛星導航、量子通信、核驟變控制等領域均走在了世界前列。
當然，科技自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自身還存在不少問題。客觀的評價，中國的工業門類雖然齊全，但仍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在高端的製造領域，像頂尖的機床、光刻機、航空發動機、特效藥、高速高精度測量儀器、特殊材料等領域與國外相比仍有差距；另外在軟設計領域，像EDA工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等領域仍存在空白。導致我國每年要進口大量的集成電路、高端設備和軟件。
在這些領域，需要長期的理論和技術積澱。雖然目前國家的科技投入逐年增高，但中國目前的研發活動主要側重於試驗發展階段（2015年佔比達到84％），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比例合計僅16％。而美國則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相對投入更多資源，合計佔比達到36％[8]。
在知識產權領域，雖然從2011年起，中國申請的專利數量就成為世界第一。但專利的授權轉化率相對較低，同時還存在一些公司、高校、個人與職稱、評獎相掛鉤的功利型專利，對真正的技術保護和轉化作用不大。
另一方面，過去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會眼睜睜看著我們一路高歌猛進的西方國家。2018年，美國已明確的把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隨即展開了經貿、科技諸多領域的實質性策略，更有多家企業、高校、個人受到了封鎖、禁運和制裁。中興和華為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雖然跨過了千山萬水，但仍道阻且長。
尾聲
70年過去了，應對科技封鎖並不是科幻故事裡的“面壁計劃”，把所有的策略都潛藏在心裡，最後放出殺招。從蘇聯援助、自力更生、改革開放到加入世貿，真正的面壁和突破，從來都是結合世界局勢，堅定信念，在夾縫中求生存。
在內部，科技自身的發展，需要人才、資本、市場和制度的保障，而這些保障的背後，則是一個自強、自立的國家。90年代初，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商討遼寧艦前身瓦良格號的處置辦法時，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感慨到：“航母需要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配套廠家，總之需要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他。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它，但這個強國已不復存在了。”
歷史總會重複，70多年前，錢學森、鄧稼先、趙忠堯、華羅庚們的祖國科技夢和馬卡洛夫的航母夢一樣無從談起，只能寄託在大洋彼岸。歷史又不會簡單地重複，後來，在新中國的感召下，“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9]，他們紛紛歸國，在艱苦的歲月，鑄就了一段輝煌往事。
這些往事，正是如今激勵我們前行的力量。
電影《橫空出世》劇照
1950年8月23日，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金波爾（Dan AbelKimball）打電話給司法部，讓他們設法阻止一個39歲的年輕外籍教授回國。事關重大，當天下午，這名教授就在洛杉磯機場被移民局攔截，從此開始了長達5年的軟禁生涯。
這位教授來自中國，名叫錢學森。此前，他在麻省理工修完碩士，又在加州理工攻讀博士，師從力學大師馮.卡門，35歲就成為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然而，錢學森的厲害之處遠不只這些。
1936年，25歲的錢學森和其他四位同學在加州理工創立了“火箭俱樂部”，沒事在學校發射火箭玩。俱樂部隨後發展成瞭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後來，錢學森在美國一度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通行證、參與包括曼哈頓計劃的絕密軍事項目研究，在五角大樓出入自由，時間達8年之久。34歲時，他帶著美軍上校軍銜，趕赴德國提審自己的“師祖”普朗特和“火箭之王”馮·布勞恩，而正是布勞恩主持設計的V1和V2火箭，在二戰時讓英國人聞之色變。因此，在金波爾眼中，錢學森一個人“值3到5個師”[1]。
1950年，隨著冷戰的加劇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政府開始加強對中國留學生的管控。開始還是製造一些麻煩，希望打消這些學子歸國的念頭。例如在8月31日駛向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上有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核物理學家趙忠堯等128位留學生。美國政府先是在洛杉磯將趙忠堯隨身攜帶的資料扣留，隨後又指使日本政府在橫濱將他直接拘留[2]。然而，美國政府發現這種手段根本不奏效，中國留學生還是受到感召，想盡各種辦法，甚至不惜取道英國、印度回國。1951年10月，美國司法部移民局乾脆直接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對剛畢業的留學生都嚴防死守，更何況掌握核心機密的錢學森？
時間一晃就是5年，1955年，朝鮮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在中國政府的斡旋下，留學生開始逐漸返回祖國。此時，美國國防部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份報告，認為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經過時。隨後的8月1日中美日內瓦會議，中國釋放了11名美國飛行員。三天後，美國司法部簽署文件，同意錢學森回國。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終於踏上了開往祖國的輪船。
一
錢學森歸國的一週年後，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當天，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錢學森帶給國家的，不僅是火箭推進技術，而是科學發展方向的確立、體系的建設、人才的培養和如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現代大型科學工程管理方法。
1956年，是中國科技進步的大年。1月，北京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儘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3]。12月，國家結合當時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制定了為期十二年的《1956-1967科技發展遠景規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
向科學進軍
人才的迴流和“向科學進軍”的決心讓我們這個傳統農業國的科技開始有了起色，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因素——蘇聯的“156工程”援助。從1950年到1955年，中國與蘇聯政府通過多輪磋商，確立了鋼鐵、化工、礦業、電力電子、機械製造、輕工等共計162個重點工業項目，由蘇聯提供核心技術、設備和培訓，幫助中國快速建立相關的工業體系。由於期間確立的項目數是156個，因此對華援助項目統稱為“156工程”。
“156工程”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重點工業領域，蘇聯專家手把手教會了我們如何建立工業體系、如何進行技術攻關、如何進行生產管理，硬生生把一個毫無家底的農業國的工業基礎拉高了一大截。根據李富春向中央的報告，第一、二批141個項目建成後，“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相關領域的生產能力增長“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石油等主要工業產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4]。
蜜月期總是短暫，1958年夏天，中蘇之間因“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發生爭執。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單方面撕毀了對華援助合同。此時的“156工程”已建成133項，僅有17項正在建設中。真正的困難，在於當時的戰略核心工程——原子彈。
由於核技術的戰略重要性，蘇聯專家把相關的設備、資料全部帶走，此時，中國的原子彈研究剛剛開始三年。蘇聯專家撤出後，什麼都得自己來。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氣，國家成立了專門的三機部（後改為二機部），調集了全國最頂尖的科技、工程人才，在困難時期優先保障基地的物資供應，甚至打算動用中央儲備黃金來提供財力支撐。
二機部乾脆把蘇聯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為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以此鞭策自己。包括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程開甲等等科研人員，隱姓埋名，以實驗室和大漠為家，開始了真正的科技長征。
在北京實驗室，科研人員面對的是天量的計算。一個關鍵數據算一遍要有上萬個節點，每個節點要解開五六個方程式。雖然當時國內已經有了104計算機，但資源有限，大量的計算還是要靠計算尺、手搖計算機和幾百個算盤高手。計算人員都是三班倒，無眠無休，很多人連專門的辦公桌都沒有，需要幾個人趴在一起。三個月時間，才能算出一個結果。
很多人乾脆把數據默記在心，一遍一遍的演算。有一次程開甲把飯票遞給師傅，說：“我給你這個數據，你驗算一下。”還是排在他後面的鄧稼先提醒了他：“老程，這兒是食堂！”
在西北大漠，幾萬人住在帳篷裡，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熱得不得了。戈壁灘經常刮7、8級大風，風沙大的時候帳篷直接被刮跑，大家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吃的、衣服、被子，衝出去只想搶回被吹飛的圖紙。最艱苦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供應受到影響，很多人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水腫。基地沒有水，汽車拉水要到幾十公里外，每天一個人半臉盆水。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五年多，1964年10月16日，重達5噸的“596”被緩緩升到高達100米的起爆架上。15時，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劃破了戈壁灘的寂靜，騰空而起的橙黑色雲團覆蓋了人們的視線。大地好像裂開了一樣，不斷噴射雲團，湧動的蘑菇雲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成為平坦大漠上的一座豐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第五個有原子彈的國家。
在後來的短短几年內，國內科研人員在“飢餐砂礫飯，渴飲苦水漿”的艱苦條件下，接連在有戰略威懾力的技術上取得突破。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時，由導彈運載的原子彈成功爆炸，我國擁有了遠程核打擊能力；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時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如果說現代科學項目管理起源於“曼哈頓”工程，那麼中國的現代科學項目就起源於“兩彈一星”。它不僅讓我們取得了戰略自信，更成為突破西方科技封鎖，自力更生髮展國防科技事業的發端和典範。
二
蘇聯停止對華援助、撤出專家並不是新中國第一次遭受科技封鎖。二戰結束以後，美蘇兩個陣營進入了冷戰時期。為了防止蘇方發展高端武器，在美國提議下，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在內的十七個國家於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技術。
三年後，由於美國對日本態度和亞洲形勢的重新估量，巴統成立中國委員會，將中國列入了管制的範疇。被限制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共上萬種產品。
巴統扇動了下翅膀，卻使得新中國加速向蘇聯引進技術，推進了“156工程”。那些被禁運的高性能計算機，雖然使得參加“兩彈一星”等工程的科研人員的工作量成指數增長，但卻無形加深了他們對理論、數據的理解，培養了一絲不苟的態度，最終形成了科學的管理流程和方法。
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後，西歐國家隨即陸續與中國建交。進入80年代中期後，巴統對中國先後放寬總計約48種技術產品出口審批程序。隨後又決定對中國實行自由出口，審批權下放給各成員國，不再逐項報批。
這期間，國內開始大量引進國外設備和產線，其中不乏高端產品，但對核心技術，還是有一層玻璃牆擋著。以半導體生產線為例，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總共從國外引進晶圓生產線達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大多是3英寸、4英寸的晶圓線。而1987年，日本研發的DRAM就已經採用了8英寸線。工藝的落後，顯而易見。
後來，歐共體首腦會議決定禁止對華軍售，巴統也隨即終止對華放寬尖端技術產品出口計劃。不過很快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巴統也名存實亡，最終在1994年4月1日正式解散。
可西方國家並沒有留給我們多少窗口期。1996年7月，包括“巴統”17國在內的33個西方國家又簽署了《瓦森納協定》，對中國等國家實施軍用、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的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新材料等9大類高新技術被實施禁運。
瓦森納協議
對比《國家中長期科學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戰略任務和《瓦森納協議》的清單，可以發現，《瓦森納協議》意在卡位關鍵領域，鎖死我們未來的科技發展。在《綱要》中部署的11個重點領域的68項優先主題中，有9個重點領域的34項優先主題的相關研發重點，受到清單的出口限制；27項前沿技術的相關研發重點，有15項在清單的出口限制範圍之內；民口13個重大專項，有9項受到出口限制[5]。
2013年上映的美國大片《地心引力》斬獲了多項奧斯卡獎項，片中女主經過一系列磨難，最終通過“天宮”空間站和“神舟”飛船返回地球，故事很對中國觀眾胃口。但背後，是NASA根據《瓦森納協議》和“沃爾夫條款”禁止與中國一切形式的航天合作，中國航天員也因此一直無法進入國際空間站的現實。中美兩國雖然在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科技合作比較活躍，但在關鍵的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技術等高技術領域的合作幾乎為零。
而在半導體領域，按照《瓦森納協議》的規則，西方國家對中國半導體技術出口，基本按照“N-2”原則審批，即技術至少要落後兩代。90年代，為了打造我國自己的半導體制造技術，國家先後投入巨資建設“908”和“909”工程，建立了華晶、華虹兩家國有半導體制造公司。華虹由電子工業部部長鬍啟立親自掛帥，甚至動用了財政赤字。但最終，兩家企業都受到了“瓦森納”的出口限制，無法採購最先進的設備，導致產品工藝落後，附加值低，很快陷入虧損。
雖然《瓦森納協議》試圖在高技術領域鎖死中國的發展，但西方可能已經忘了，時間已經到了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已經20年。GDP已經從1978年的3679億元，飆升至1999年的90564億元，再也不是那個弱不禁風的農業國。
巨輪一旦向前，便再也停不下來。
三
2001年，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憑藉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工廠。相應地，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在大體量基礎上飛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6]
與四、五十年前不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要發展的高科技方向太多。好在，我們有錢了。中國研發經費逐年上漲，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9.59%。到了2017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國家，僅次於美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達到1.7萬億[7]。
由於在航天事業上的堅定投入， 2003年，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神舟”五號發射成功。2011 年 11 月 3 日，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飛船成功完成我國首次空間飛行器自動交會對接任務，並進行了二次自動交會對接。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號月球探測器成功軟著陸於月球雨海西北部，“玉兔”號月球成功登月。NASA的禁令實際反向刺激了中國航天人，結成今日累累碩果。
在與市場接軌的領域，由於加入世貿後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以前被封鎖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成為了可能。在半導體領域，“908”、“909”工程雖然以失敗告終，但直接影響了國內半導體發展的走向。後來上海市政府引進中芯國際時，就利用了張汝京的美籍身份和在半導體制造領域的資源，使得當時國內工藝製程從350nm直接跨越一代半躍升到到180nm。
藉著巨大的投入、市場、資本和制度的逐漸加強和完善，中國擁有了39個工業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其他國家需要半個月才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在中國可能僅需要半天就能完成。在深潛探測、特高壓輸電、高速鐵路、衛星導航、量子通信、核驟變控制等領域均走在了世界前列。
當然，科技自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自身還存在不少問題。客觀的評價，中國的工業門類雖然齊全，但仍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在高端的製造領域，像頂尖的機床、光刻機、航空發動機、特效藥、高速高精度測量儀器、特殊材料等領域與國外相比仍有差距；另外在軟設計領域，像EDA工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等領域仍存在空白。導致我國每年要進口大量的集成電路、高端設備和軟件。
在這些領域，需要長期的理論和技術積澱。雖然目前國家的科技投入逐年增高，但中國目前的研發活動主要側重於試驗發展階段（2015年佔比達到84％），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比例合計僅16％。而美國則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相對投入更多資源，合計佔比達到36％[8]。
在知識產權領域，雖然從2011年起，中國申請的專利數量就成為世界第一。但專利的授權轉化率相對較低，同時還存在一些公司、高校、個人與職稱、評獎相掛鉤的功利型專利，對真正的技術保護和轉化作用不大。
另一方面，過去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會眼睜睜看著我們一路高歌猛進的西方國家。2018年，美國已明確的把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隨即展開了經貿、科技諸多領域的實質性策略，更有多家企業、高校、個人受到了封鎖、禁運和制裁。中興和華為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雖然跨過了千山萬水，但仍道阻且長。
尾聲
70年過去了，應對科技封鎖並不是科幻故事裡的“面壁計劃”，把所有的策略都潛藏在心裡，最後放出殺招。從蘇聯援助、自力更生、改革開放到加入世貿，真正的面壁和突破，從來都是結合世界局勢，堅定信念，在夾縫中求生存。
在內部，科技自身的發展，需要人才、資本、市場和制度的保障，而這些保障的背後，則是一個自強、自立的國家。90年代初，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商討遼寧艦前身瓦良格號的處置辦法時，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感慨到：“航母需要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配套廠家，總之需要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他。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它，但這個強國已不復存在了。”
歷史總會重複，70多年前，錢學森、鄧稼先、趙忠堯、華羅庚們的祖國科技夢和馬卡洛夫的航母夢一樣無從談起，只能寄託在大洋彼岸。歷史又不會簡單地重複，後來，在新中國的感召下，“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9]，他們紛紛歸國，在艱苦的歲月，鑄就了一段輝煌往事。
這些往事，正是如今激勵我們前行的力量。
1950年8月31日威爾遜總統號上的歸國留學生
參考資料：
[1] William L. Ryan, Sam Samsummerlin, “The China cloud: America’s tragic blunder and China’s rise to nuclear power”，1968.
[2] 王德祿、劉志廣，《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和命運》，科學文化評論，2012。
[3] 路甬祥，《向科學進軍：一段不能忘懷的歷史》，科學出版社，2009。
[4]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新華出版社，2009。
[5] 許曄、孟弘，《瓦森納協議對我國高技術的出口限制》，科技管理研究，2012。
[6]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2018。
[7] 大連理工大學，《中國研發經費報告2006-2018》，2019。
[8] 任澤平，《中美科技實力對比——全球視角》，澤平宏觀，2019。
[9] 華羅庚，《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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