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文
錢穆先生於我個人的讀史經歷而言，有重大意義。我少年時多讀魯迅、柏楊雜文，對中國歷史、對傳統文化持一種反傳統的淺薄啟蒙主義立場。直至年歲漸長，對國史瞭解漸深，此時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將自己的歷史觀扭轉過來。
錢先生的歷史觀，總而言之，可以總結為他在《國史大綱•引論》提出的幾句話：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者，應該對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對本國曆史略有所知者，應該對本國曆史心存溫情與敬意；對本國曆史心存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有此歷史觀之國民漸多，國家乃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我對國史之情感與看法，受錢先生這一史觀影響頗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歷史關注點放在宋代，這幾年也寫過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錢先生對於宋朝體制的評價卻是極低，他認為，若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時代，不但毫無建樹，而且比之唐朝還倒退了幾步。
史學界與民間講史者關於宋朝的“積弱積貧”評價，最早便出自錢穆先生著作：《國史大綱》“兩宋之部”的第一個標題便是“貧弱的新中央”，題目下分述“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亦稱：“（宋王朝）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經錢先生肇始，“積弱積貧”已成大眾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宋朝形象。
錢先生又認為，“宋代的相權，較唐代低落得多”，因為漢唐時屬於宰相的幾項職權都被分割出去，比如軍權劃給樞密院，財權劃給三司，而“相權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權提升”。錢先生還認為，宋朝的臺諫權出現了退化，因為“諫官臺官漸漸變成不分。臺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臺諫，又如何得施展？”
坦率地說，我對錢先生關於宋朝政制的這幾點評判，都無法同意——不是因為我對天水一朝情有獨鍾，而是揆之史實，錢先生之說真的言過其實了。
先來看看宋朝是否“積弱”之問題。平心而論，宋朝的軍事力量與戰場表現雖不如漢唐強盛之時那般令人矚目，但也談不上“積弱”。試想一下，趙宋立國之初，中原尚未統一，割據政權林立，如果宋朝軍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統一中原的？
再看南宋後期，有人統計過：“蒙古軍團征服中亞霸主西遼、蕩平花剌子模帝國，都不過用了一年的時間；馴服斡羅斯聯盟，滅木剌夷國、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時間；滅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搗毀大金帝國用了二十幾年時間”。那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時間？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南宋能堅持這麼長時段的抵禦，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宋朝的悲劇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強盛之時，它們此時已不是漢唐時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國家建制，動員能力與技術水平都遠遠強於以前。而且，中國在殘唐時失去了長城防線與西北養馬地，導致宋朝立國之後，騎兵的力量比較薄弱，又無法靠天險禦敵。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說，宋朝的軍事防線與進攻力量因為這先天不足的原因，給我們的印象，便顯得有點弱了。
再說所謂的“積貧”。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表明：宋朝非但談不上“積貧”，而且財富之多，堪稱歷朝之冠。不管是從政府的歲入總量、國家的鑄幣數量（貨幣量往往意味著市場經濟規模的大小與貨幣化、市場化的深入程度）、國民收入水平，還是從國家財稅的結構（是以實物稅為主，還是貨幣稅為主；是以農業稅為主，還是以非農業稅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貿易的發達與否等角度來看，學者通過研究估算出來的數據，均顯示宋代經濟水平處於中國歷史最高峰。
網絡上流傳過好幾個關於宋朝GDP 的版本，從佔世界50%至佔80%，當然都是胡說八道，估計是某位通俗歷史寫手信口胡扯出來的，而許多網友則以訛傳訛。不過，也有嚴肅的歷史學者在研究宋朝的GDP。儘管他們估算出來的具體數據或有爭議，但都是基於史料，不算離譜。我這裡可以提供三位學者關於宋朝GDP的統計：
一是香港嶺南大學的劉光臨教授，據他的統計與推算，宋朝的人均國民收入位於歷代最高峰，為7.5兩白銀，遠遠高於晚明2.88兩的，要到十九世紀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北京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團隊，曾系統測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總量、經濟結構、增長格局與公共財政，結果發現，“北宋中國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到1300年左右（元朝）已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前後（明朝）被英國超過”。
三，英國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也認為：“在960～1280年間，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後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說，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在縱向上優於其他時代，而且在橫向上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至於錢先生說宋朝宰相的軍權被樞密院分割、財權被三司分割，倒是屬實。不過，請注意，北宋元豐改制之後，三司便撤銷了，財權又收歸宰相之下的戶部；宰相與樞密院分掌國政、軍政的體制儘管延續至宋末，但這一權力分割只是就承平時期而言，戰時，按宋朝慣例，宰相可兼轄樞密院，或者樞密院要向宰相報告工作。
更重要的是，宋代宰執團隊的權力遠比漢唐宰相穩定，漢唐的宰相法定權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佔，而這樣的事情在宋代則幾乎沒有發生過。事實上，南宋可是出現了一大串相權的，如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可見宋朝宰相制度的問題，並不是相權被分割了，而是相權太大了。
宋人強調，君主不可侵奪宰相之職權，用朱熹的話來說，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侵佔政府之職，則將受到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君主當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不過從宋真宗朝開始，宋代出現了君權象徵化的趨勢，並漸漸形成了君主“統而不治”的慣例 。
在傳統君主制下，最大的權力莫過於制詔。宋朝的詔書雖然名義上皆出自君主，但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書，必須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為朝廷的正式政令。詔書若無宰相之副署，則不具備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錢穆先生所稱宋代“相權低落、君權提升”，是不合史實的。
宋朝的臺諫制度也絕非如錢先生所言：“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兩宋之世，“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的情形，並不比其他朝代少見，甚至在臺諫壓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詔書，如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劉後的姻親錢惟演“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極力反對，說“惟演憸險，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錢惟演仍不死心，鞠詠便跟諫官劉隨說：“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意思是說，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錢惟演為宰相，那咱們就將除拜宰相的詔書（白麻）當廷撕毀。惟演聞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不過，宋朝臺諫官確實也將太多精力放在“糾繩宰相”上，以致有時候出現諫垣與政府勢同水火的局面。但這應該放在“君權象徵化”的背景下來看待。正因為君權象徵化，執政權操於宰執之手，才需要強化臺諫對於宰執的獨立性與制衡之權，否則，整個權力結構便會的的失衡。而從南宋屢屢出現權相權攬朝綱的情況來看，可以說，宋朝宰相受到的制衡還遠遠不夠。
錢穆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2015年，我借參加常州大學組織的錢穆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會之機，又到無錫瞻仰了錢穆故居，在錢先生的塑像前恭恭敬敬三鞠躬。但作為錢先生的追隨者與尊崇者，作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不能不說錢先生對於宋朝心存偏見。
這一偏見很可能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關注國運的焦慮情緒的投射。記得宋史研究大家鄧小南說過，（大意）百年前，中國正面臨千年未有的屈辱，知識分子對於民族復興有強烈願望，因而也更喜歡漢唐的盛世，憧憬盛世的時代，而宋朝卻滿足不了他們的這一需求。
精選具有寫實功能的宋代畫作，展示了宋人起居飲食、焚香點茶、趕集貿易、賞春遊園、上朝議事等“風雅”生活圖景，其間不乏對宋代風俗禮儀的細緻考證，以及橫向或縱向的比較，從而展現了宋代文明的獨特性、頗為前衛的一面和對後世綿延不絕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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