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郭布羅•婉容25歲，額爾德特•文繡22歲，這兩個正當齡的女人終於要結束長達9年的爭鬥了。
爭鬥起源於是九年前的一場宮廷較量，這場較量憑藉大清皇帝的婚姻大事如火如荼地進行。1922年，大清帝國最後一任皇帝溥儀要結婚了。雖然，此時的溥儀只是個剛滿16歲，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但是按照大清的祖制，他已經到了適婚的年齡。關於婚姻對象，與其說是溥儀自己的意思，不如說是習慣了宮廷內爭的太妃們相互制衡的結果。王公大臣們先把太妃們所中意姑娘的照片拿到溥儀面前，讓其做記號，算是尊重溥儀的個人意願。在溥儀看來，這些看不清長相的照片，所出現人物的身段“都像紙糊的桶子”，於是他敷衍了事地在看似還算順眼的滿族鑲黃旗額爾德特家的姑娘——文繡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文繡是同治皇帝遺孀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她本來有可能成為皇后，但因為光緒皇帝遺孀端康太妃的干涉而有了變數，端康太妃認為滿族正白旗郭布羅家的姑娘婉容家境富裕，容貌也遠在家境貧寒的沒落貴族文秀之上。於是，溥儀又聽從王公勸告在婉容的照片上劃了記號，婉容成了準皇后。此事讓敬懿太妃大為不爽。作為一個平衡策略，最終由榮惠太妃出面說：“既然皇上圈過文繡，她是不能再嫁給臣民了，因此可以納為妃。”於是，溥儀的一妻一妾最終確定下來。兩個無辜的姑娘就這樣被無情地扯入了爭鬥，她們的關係也在最初就被植入了競爭的色彩。
從表面看，婉容是皇后，文繡是妃子，婉容從一開始就佔了上風。實際上，她們旗鼓相當，誰也沒有討到便宜。按照大清祖制，皇妃應早於皇后入宮，以便在皇上大婚之日跪迎皇后。1922年11月30日，13歲的文繡入宮。第二天，15歲的婉容入宮。溥儀在其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這樣記載他和婉容的洞房花燭夜：“新娘子坐在炕上，低著頭，我在旁邊看了一會兒，只覺著眼前一片紅：紅帳子、紅褥子、紅衣、紅裙、紅花朵、紅臉蛋……好像一攤溶化了的紅蠟燭。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覺得還是養心殿好，便開門，回來了。”其實，新婚之夜的文繡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她9年之後最後提出與溥儀離婚時，列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事帝9年，未蒙一幸”。
起初，婉容認為是文繡的原因，而導致了丈夫的冷落，文繡也以為是婉容長得比自己漂亮，才使得丈夫如此反常。兩個正值花季、本可以成為閨蜜的少女成了情場對手。隨著時日的推進，她們才知道，溥儀由於身體原因不能與后妃同住，這成為皇室中不能被公開的祕密。缺乏激情的婚姻生活，加重了她們心中的空虛,截然相反的性格，又使她們因為日常瑣事而水火不容。
剛開始的溥儀還能一碗水端平。文繡有才，溫柔嫻靜,婉容漂亮，機敏靈巧。但是對女人缺乏感覺的溥儀，自己都談不上喜歡誰，不喜歡誰，只能理智地在這場爭端中儘量保持一箇中立的立場。他會偶爾安排一場家宴，讓平日裡分桌而食的婉容和文繡坐在一起，在氣氛異常中共享六國飯店大廚精心烹製的西式餐點,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任由她們不加限制地開展日日做新裝，一做一大批的製衣大賽,對於婉容屢屢在她面前揪文繡小尾巴的行為，他也裝聾作啞。日子就這樣在看似平靜的內耗中虛度過去。
1925年，被廢黜皇帝稱謂，迴歸“公民身份”的溥儀帶著家室和追隨者來到天津。到天津後，妻妾間的摩擦日益升溫。這種升溫首先表現在物資生活的攀比上，溥儀在回憶錄中說：“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繡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天津租界眾多，外國人開的洋行在這裡雲集，這裡是中國北方奢侈品的集散地。一後一妃的物質競爭讓財政拮据的溥儀不得不對兩人每月的花銷加以限制。
文繡的父親早逝，家道中落的她從小接受的是三從四德的教育，在她心中，和其他女人共事一夫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她要的只是享受和其他妻妾一樣的待遇，受到一個女人應該得到的尊重。在北京的時候，這些要求勉強能夠得到滿足，但到了天津後，溥儀感情的天平顯然已經向婉容那邊傾斜了。這倒不是因為溥儀對婉容有愛，或是溥儀變心了，他對女人沒有心。他是懷揣復辟夢到天津的，相對於相貌平平的文繡，家裡有一定政治經濟後臺、受過西方教育、深諳西方禮儀而又嬌豔動人的婉容顯然更有助於幫助他在與各國政要的交涉中贏得支持率。說白了，此時的婉容對溥儀而言，就是一個有利用價值的花瓶。漸漸地，他把文繡晾在了一邊，有外出活動，也是婉容陪伴左右。婉容告文繡的歪狀，他也不調查，不分青紅皁白就叫文繡過來訓斥一頓了事。文繡被打入了冷宮。婉容很高興，恃寵而驕，步步進逼。文繡很失落，終日以淚洗面。正常的家庭矛盾已經異化成了一個可憐女子對另一個可憐女子的欺凌。
婉容家境富裕，從小嬌生慣養，接受過新式教育，對舊式一夫多妻制很反感，她要的東西和文繡不一樣，她要的是精神上的勝利，讓自己成為溥儀生活中的唯一，成為後宮中唯一一個有發言權的人。這樣的想法本沒有錯，但這位有著“皇后”頭銜的女人，在自己日漸得勢之後，卻依仗權勢，步步相逼，對這個比自己小3歲的妹妹，幹出了與皇后身份極不相稱的事情。在這場爭鬥中，她更像是積極進攻、不擇手段的士兵。1925年3月，溥儀一家搬到天津張園後，婉容以“皇后”身份將文繡的房間安排在3樓，她和溥儀的房間都在2樓，從環境上疏遠溥儀和文繡。不僅如此，她還經常以小事刁難文繡，讓她下不來臺。如果文繡反抗，她就會事後在溥儀面前告文繡的小狀、搬弄是非。她甚至還授意天津張園小行宮的太監宮女們，用臉色來欺辱這位失勢的主子。
有若干證據證明，此時的婉容是病態的。溥儀在回憶錄中透露，婉容曾在名老道那裡扶乩請仙，傾訴感情苦惱，道士給出的乩文中這樣為她寬心：“吾仙師叫金榮氏聽我勸，萬歲與榮氏真心之好並無二意，榮氏不可多疑，吾仙師保護萬歲，榮氏後有子孫，萬歲後有大望，榮氏聽我仙師話，吾保護爾的身體，萬歲與端氏並無真心真意，榮氏你自管放心好了。”其中的榮氏指婉容，而端氏指文繡。這則乩文證明婉容對文繡的所作所為源於嫉妒和佔用欲，也證明此時的婉容已經有精神分裂的症狀，她將一個已經處於下風的可憐女人當成了假想的敵人。丈夫的冷淡、宮廷生活的無聊、貶為公民後生活的冰火兩重天、以及從小嬌生慣養培育出的任性怎能讓這位末代皇后不瘋狂。
嫻靜內斂的文繡在這場戰爭中更像是保守防禦型的君子，可不加節制的欺辱終究是難以持續的。婉容對文繡的壓制，由於宮中太監一貫地欺上瞞下，以及溥儀對家中事物的無暇顧及而愈演愈烈，終於釀出了禍端。1931年8月25日，文繡按照事先周密部署的計劃成功逃離溥儀當時居住的靜園，之後向社會公開了她宮闈生活的不幸，繼而通過律師向溥儀提出離婚。她比婉容要理智，知道造成她悲慘境遇的罪魁禍首是舊式婚姻制度和堅守這種制度的丈夫，娶了她卻不懂保護她，和他在一起又有什麼意思。
此事一出，社會輿論譁然。家醜不可外揚，通過雙方律師的調停，最終溥儀選擇付給文繡5.5萬兩白銀贍養費，附加她不能再和其他人結婚的無理要求，被迫答應了離婚，成為中國帝王離婚開天闢地第一人。這場兩個女人的爭鬥，以文繡的離開，做了一個了結。
對於文繡的離開，溥儀終究不能釋懷，為挽回體面，他於1931年9月13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報紙上發佈廣告刊登“上諭”“淑妃擅離行園，顯違祖制，撤去原封位號，廢為庶人，欽此。”直到最後，也要讓人蒙受羞辱，這讓離開的文繡在後來落魄的日子裡即便是沿街叫賣，也不後悔當初的決定。
對於文繡的勇敢，極少數衛道士們在報刊上曾發出過激烈的抨擊。但，多數開明人士表現出了理解和讚賞。在1931年9月的《北洋畫報》上，特約撰稿人蜀雲女士這樣評論：“中國男人們之三妻四妾，實在講不過去，同時為之妻妾者，不甘為妻妾，要求散夥，也說得過去。所以，關於蕙心女士之離溥浩然先生而出‘變昌宮’，正不必有什麼詫異。”溥儀的婚變，間接證明了辛亥革命後，離婚取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逐漸成為一種被社會人士所接納的處理不幸婚姻的良方。
婉容的目的達成了，但她並不是最後的贏家。1931年11月10日，溥儀在日本人的一手策劃下，逃往東北去實現他的皇帝夢去了。之後，婉容也無奈地追隨而去。溥儀在回憶錄中說：“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之後，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後來的婉容終究背叛了他，她和一個日本軍官私通並有了孩子。溥儀到婉容臨盆時才知道這件事，他表面不動聲色，內心怒火中燒，最終將火氣發洩到了這個無辜的小生命身上。溥儀的回憶錄中這樣記錄了他的殘暴：“婉容也許至死還做著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扔進鍋爐裡燒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孩子。” 好狠心的“男人”！
婉容死於1946年，死因是吸食鴉片和嚴重精神分裂導致的病弱不堪。文繡在1947年和李宗仁手下的一名小軍官劉振東結婚，1953年9月17日，因心梗死於北京的家中，死前劉振東一直陪伴左右。
婉容和文繡
婉容和文繡
如果一個男人真的愛你，他不會在你選擇離開之後，還當眾羞辱你的人格，讓你的後半生在輿論吐沫星子的夾擊中艱難度日。如果一個男人真的愛你，他不會殺了你的孩子，哪怕這個孩子是你和別的男人所生，讓你的在天之靈難以安息。
連溥儀自己也承認，他的興趣只有復辟，他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對於他前前後後的四位妻子，他如此坦蕩地說：“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樣的犧牲品。”
兩個命運同樣多舛的女人，因為一場沒有愛的婚姻，耗去了她們的青春和大好年華，最終落得個慘淡收場的結局。在這場爭鬥中，沒有贏家，只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