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使原本屹立與清朝權力頂端的愛新覺羅家族顯露出極為複雜的心情，他們之中不乏眼光長遠之人，深知清朝二百多年的歷史即將得到終結，所以也不免心生傷悲，為自己家族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一般說來，每逢政權更迭，大體上都攜帶著腥風血雨，而後居者對前任者充滿猜忌以至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前任趕盡殺絕，以絕後患。恰如清朝立國之際，雖說表面上看來對崇禎皇帝推崇有加，多次祭奠前明皇帝，但是很明顯這種行為是帶有著濃厚政治目的的，完全是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地位，緩解前朝遺民的仇視心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高舉屠刀，朝前朝的皇室砍去，就如同將南明政權推向墳墓，以至於後來的朱三太子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惶恐一般。所以，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朝往往是和餘孽所掛鉤，是現朝統治者的忌憚所在，而那些選擇寬恕甚至厚待前朝統治群體的，往往會因為稀缺而為後世所褒揚，所喝彩。
所以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敗軍之將往往是為“寇”，為人所不恥。故而也難怪歷史上選擇和平過渡政權的那麼少，因為在政權相爭的戰場上，通常都是生與死的較量，贏者飛黃騰達，輸家就此隕落。然而，清朝的滅亡卻大不一樣。
憑什麼清朝有所不同？很顯然，因為清朝政權與民國政權有所不同，國體的變化以及民主觀念的普及令舊時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難以對新生政權產生實質性的威脅，既然沒有忌憚，自然也並不會令其有所在意。
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使原本屹立與清朝權力頂端的愛新覺羅家族顯露出極為複雜的心情，他們之中不乏眼光長遠之人，深知清朝二百多年的歷史即將得到終結，所以也不免心生傷悲，為自己家族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一般說來，每逢政權更迭，大體上都攜帶著腥風血雨，而後居者對前任者充滿猜忌以至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前任趕盡殺絕，以絕後患。恰如清朝立國之際，雖說表面上看來對崇禎皇帝推崇有加，多次祭奠前明皇帝，但是很明顯這種行為是帶有著濃厚政治目的的，完全是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地位，緩解前朝遺民的仇視心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高舉屠刀，朝前朝的皇室砍去，就如同將南明政權推向墳墓，以至於後來的朱三太子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惶恐一般。所以，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朝往往是和餘孽所掛鉤，是現朝統治者的忌憚所在，而那些選擇寬恕甚至厚待前朝統治群體的，往往會因為稀缺而為後世所褒揚，所喝彩。
所以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敗軍之將往往是為“寇”，為人所不恥。故而也難怪歷史上選擇和平過渡政權的那麼少，因為在政權相爭的戰場上，通常都是生與死的較量，贏者飛黃騰達，輸家就此隕落。然而，清朝的滅亡卻大不一樣。
憑什麼清朝有所不同？很顯然，因為清朝政權與民國政權有所不同，國體的變化以及民主觀念的普及令舊時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難以對新生政權產生實質性的威脅，既然沒有忌憚，自然也並不會令其有所在意。
可是，從愛新覺羅家的視角來看，卻尤顯的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當年為人所敬仰的愛新覺羅家族早已榮光不在，他們又該以如何的姿態適應這新興的社會？本文將選取愛新覺羅家族的載灃、奕劻、溥偉三個人作為代表，來闡述愛新覺羅從有到無的一種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
眾所周知，載灃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爸，是清末的實際當家人，也是皇族內部的核心人物，但是很顯然載灃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來守住這老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眼看著甚至默認將清朝的政權旁讓於人。任誰也明白，清朝已經到了江河日下、迷途難返的境地了，所以還不如從現實出發，趁手裡還有一些籌碼換取新政權的優待。
在以清帝遜位作為條件換來清室優待條例之後，載灃的內心極為的複雜。並不是因為權勢不再，相反，載灃從來都不是一個痴迷權力之人，我們可以從他在清末當家時期看出，他甚至對此有些反感。所以退出權力中心，對於他來說就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能夠醉心於自己所樂之事。
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使原本屹立與清朝權力頂端的愛新覺羅家族顯露出極為複雜的心情，他們之中不乏眼光長遠之人，深知清朝二百多年的歷史即將得到終結，所以也不免心生傷悲，為自己家族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一般說來，每逢政權更迭，大體上都攜帶著腥風血雨，而後居者對前任者充滿猜忌以至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前任趕盡殺絕，以絕後患。恰如清朝立國之際，雖說表面上看來對崇禎皇帝推崇有加，多次祭奠前明皇帝，但是很明顯這種行為是帶有著濃厚政治目的的，完全是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地位，緩解前朝遺民的仇視心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高舉屠刀，朝前朝的皇室砍去，就如同將南明政權推向墳墓，以至於後來的朱三太子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惶恐一般。所以，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朝往往是和餘孽所掛鉤，是現朝統治者的忌憚所在，而那些選擇寬恕甚至厚待前朝統治群體的，往往會因為稀缺而為後世所褒揚，所喝彩。
所以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敗軍之將往往是為“寇”，為人所不恥。故而也難怪歷史上選擇和平過渡政權的那麼少，因為在政權相爭的戰場上，通常都是生與死的較量，贏者飛黃騰達，輸家就此隕落。然而，清朝的滅亡卻大不一樣。
憑什麼清朝有所不同？很顯然，因為清朝政權與民國政權有所不同，國體的變化以及民主觀念的普及令舊時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難以對新生政權產生實質性的威脅，既然沒有忌憚，自然也並不會令其有所在意。
可是，從愛新覺羅家的視角來看，卻尤顯的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當年為人所敬仰的愛新覺羅家族早已榮光不在，他們又該以如何的姿態適應這新興的社會？本文將選取愛新覺羅家族的載灃、奕劻、溥偉三個人作為代表，來闡述愛新覺羅從有到無的一種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
眾所周知，載灃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爸，是清末的實際當家人，也是皇族內部的核心人物，但是很顯然載灃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來守住這老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眼看著甚至默認將清朝的政權旁讓於人。任誰也明白，清朝已經到了江河日下、迷途難返的境地了，所以還不如從現實出發，趁手裡還有一些籌碼換取新政權的優待。
在以清帝遜位作為條件換來清室優待條例之後，載灃的內心極為的複雜。並不是因為權勢不再，相反，載灃從來都不是一個痴迷權力之人，我們可以從他在清末當家時期看出，他甚至對此有些反感。所以退出權力中心，對於他來說就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能夠醉心於自己所樂之事。
可是，載灃雖然不喜政事，但是卻憂心兒子的未來，畢竟皇位是自己兒子的，他不得不需要為兒子的將來所著想，所以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他選擇走一步看一步。從溥儀成長於宮中，到被趕出皇宮，再到天津，至東北，載灃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帶有複雜性，既要為臣，又要為父，既慶幸又失落，既淡然又浮躁。
和載灃相比起來，慶親王奕劻的血統無疑要淡薄的很多，因為他本就是一個沒落的宗室貴族，若非是因為慈禧的器重與自己的上進，可能奕劻和大多數的愛新覺羅族人一般，遊離於皇家的邊緣，很難走到清朝政權的體制之內，更何況是成為為數不多的鐵帽子王之一。
不得不說，在一些事情上，奕劻並不太受到皇族所待見，甚至在光緒皇帝大行之時，他就被外派視察皇陵的逐漸工程，待得回到北京，小溥儀已然做上了皇位，輪不到他來發表意見。
直到後來，載灃掌握了實際的權力，也有意將慶親王踢出局，礙於奕劻實力尚在，便沒有撕破臉面。
所以在很大程度可以認為，在載灃為首的皇族擠壓之下，奕劻未來的發展前景委實堪憂，就算是不會被剝奪所擁有的既得利益，但也並沒有任何的精進之勢。在這樣的心態下，他選擇和袁世凱站在同一個陣營，形成了慶袁同盟，共同對抗載灃等皇族的排擠。
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使原本屹立與清朝權力頂端的愛新覺羅家族顯露出極為複雜的心情，他們之中不乏眼光長遠之人，深知清朝二百多年的歷史即將得到終結，所以也不免心生傷悲，為自己家族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一般說來，每逢政權更迭，大體上都攜帶著腥風血雨，而後居者對前任者充滿猜忌以至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前任趕盡殺絕，以絕後患。恰如清朝立國之際，雖說表面上看來對崇禎皇帝推崇有加，多次祭奠前明皇帝，但是很明顯這種行為是帶有著濃厚政治目的的，完全是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地位，緩解前朝遺民的仇視心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高舉屠刀，朝前朝的皇室砍去，就如同將南明政權推向墳墓，以至於後來的朱三太子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惶恐一般。所以，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朝往往是和餘孽所掛鉤，是現朝統治者的忌憚所在，而那些選擇寬恕甚至厚待前朝統治群體的，往往會因為稀缺而為後世所褒揚，所喝彩。
所以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敗軍之將往往是為“寇”，為人所不恥。故而也難怪歷史上選擇和平過渡政權的那麼少，因為在政權相爭的戰場上，通常都是生與死的較量，贏者飛黃騰達，輸家就此隕落。然而，清朝的滅亡卻大不一樣。
憑什麼清朝有所不同？很顯然，因為清朝政權與民國政權有所不同，國體的變化以及民主觀念的普及令舊時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難以對新生政權產生實質性的威脅，既然沒有忌憚，自然也並不會令其有所在意。
可是，從愛新覺羅家的視角來看，卻尤顯的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當年為人所敬仰的愛新覺羅家族早已榮光不在，他們又該以如何的姿態適應這新興的社會？本文將選取愛新覺羅家族的載灃、奕劻、溥偉三個人作為代表，來闡述愛新覺羅從有到無的一種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
眾所周知，載灃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爸，是清末的實際當家人，也是皇族內部的核心人物，但是很顯然載灃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來守住這老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眼看著甚至默認將清朝的政權旁讓於人。任誰也明白，清朝已經到了江河日下、迷途難返的境地了，所以還不如從現實出發，趁手裡還有一些籌碼換取新政權的優待。
在以清帝遜位作為條件換來清室優待條例之後，載灃的內心極為的複雜。並不是因為權勢不再，相反，載灃從來都不是一個痴迷權力之人，我們可以從他在清末當家時期看出，他甚至對此有些反感。所以退出權力中心，對於他來說就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能夠醉心於自己所樂之事。
可是，載灃雖然不喜政事，但是卻憂心兒子的未來，畢竟皇位是自己兒子的，他不得不需要為兒子的將來所著想，所以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他選擇走一步看一步。從溥儀成長於宮中，到被趕出皇宮，再到天津，至東北，載灃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帶有複雜性，既要為臣，又要為父，既慶幸又失落，既淡然又浮躁。
和載灃相比起來，慶親王奕劻的血統無疑要淡薄的很多，因為他本就是一個沒落的宗室貴族，若非是因為慈禧的器重與自己的上進，可能奕劻和大多數的愛新覺羅族人一般，遊離於皇家的邊緣，很難走到清朝政權的體制之內，更何況是成為為數不多的鐵帽子王之一。
不得不說，在一些事情上，奕劻並不太受到皇族所待見，甚至在光緒皇帝大行之時，他就被外派視察皇陵的逐漸工程，待得回到北京，小溥儀已然做上了皇位，輪不到他來發表意見。
直到後來，載灃掌握了實際的權力，也有意將慶親王踢出局，礙於奕劻實力尚在，便沒有撕破臉面。
所以在很大程度可以認為，在載灃為首的皇族擠壓之下，奕劻未來的發展前景委實堪憂，就算是不會被剝奪所擁有的既得利益，但也並沒有任何的精進之勢。在這樣的心態下，他選擇和袁世凱站在同一個陣營，形成了慶袁同盟，共同對抗載灃等皇族的排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武昌首義之後，奕劻盡全力的請求讓袁世凱出山來掌控全局，將原本由愛新覺羅家族所擁有的權力交到袁世凱的手中，在不經意之間加強了漢人的主導力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認為，在袁世凱掌握清廷政權的那一刻，就是漢人從兩百多年被打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時候，而這其中，也有奕劻的一份力量。
在《清帝退位詔書》簽訂之後，也就是愛新覺羅從歷史的舞臺中退卻的時候，奕劻看似是一個局內人，實際上卻是一個局外人，他所抱有的心態，就如同“遠親不如近鄰”那般，希翼著昔日夥伴能夠提攜自己一把，而寧願將老祖宗的江山讓予他人。也難怪溥偉、鐵良等人要去慶親王府大鬧一回。
和載灃、奕劻相比，溥偉的知名度委實不高，但是實際上，溥偉卻是溥儀的強力競爭對手，在戊戌政變之後就被作為大阿哥培養，離成為皇帝僅僅相差一步。在血統上，他是恭親王奕訢的嫡孫，可謂是根正苗紅，雖算不上核心，可也離的不遠了，所以在他身上所體現的宗族認同感也格外的強烈。
可以說，溥偉是一位守舊的理想主義者，在武昌首義之後，很多人都看到了將來清王朝的沒落趨勢，然而溥偉似乎並不甘心南方的異軍突起，並且選擇組建“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來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
從袁世凱重新被任用到宣統退位提上議程，溥偉都在用一種強烈而又微弱的聲音表示反對，甚至在清朝已然滅亡之後，他仍然怒不可遏的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然而，溥偉卻顯得如此的勢單力薄，當全部人都看清局勢選擇妥協於現實，溥偉卻始終不願意接受大清滅亡的結局。
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使原本屹立與清朝權力頂端的愛新覺羅家族顯露出極為複雜的心情，他們之中不乏眼光長遠之人，深知清朝二百多年的歷史即將得到終結，所以也不免心生傷悲，為自己家族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一般說來，每逢政權更迭，大體上都攜帶著腥風血雨，而後居者對前任者充滿猜忌以至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前任趕盡殺絕，以絕後患。恰如清朝立國之際，雖說表面上看來對崇禎皇帝推崇有加，多次祭奠前明皇帝，但是很明顯這種行為是帶有著濃厚政治目的的，完全是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地位，緩解前朝遺民的仇視心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高舉屠刀，朝前朝的皇室砍去，就如同將南明政權推向墳墓，以至於後來的朱三太子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惶恐一般。所以，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朝往往是和餘孽所掛鉤，是現朝統治者的忌憚所在，而那些選擇寬恕甚至厚待前朝統治群體的，往往會因為稀缺而為後世所褒揚，所喝彩。
所以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敗軍之將往往是為“寇”，為人所不恥。故而也難怪歷史上選擇和平過渡政權的那麼少，因為在政權相爭的戰場上，通常都是生與死的較量，贏者飛黃騰達，輸家就此隕落。然而，清朝的滅亡卻大不一樣。
憑什麼清朝有所不同？很顯然，因為清朝政權與民國政權有所不同，國體的變化以及民主觀念的普及令舊時代的愛新覺羅家族難以對新生政權產生實質性的威脅，既然沒有忌憚，自然也並不會令其有所在意。
可是，從愛新覺羅家的視角來看，卻尤顯的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當年為人所敬仰的愛新覺羅家族早已榮光不在，他們又該以如何的姿態適應這新興的社會？本文將選取愛新覺羅家族的載灃、奕劻、溥偉三個人作為代表，來闡述愛新覺羅從有到無的一種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
眾所周知，載灃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爸，是清末的實際當家人，也是皇族內部的核心人物，但是很顯然載灃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手腕來守住這老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眼看著甚至默認將清朝的政權旁讓於人。任誰也明白，清朝已經到了江河日下、迷途難返的境地了，所以還不如從現實出發，趁手裡還有一些籌碼換取新政權的優待。
在以清帝遜位作為條件換來清室優待條例之後，載灃的內心極為的複雜。並不是因為權勢不再，相反，載灃從來都不是一個痴迷權力之人，我們可以從他在清末當家時期看出，他甚至對此有些反感。所以退出權力中心，對於他來說就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能夠醉心於自己所樂之事。
可是，載灃雖然不喜政事，但是卻憂心兒子的未來，畢竟皇位是自己兒子的，他不得不需要為兒子的將來所著想，所以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他選擇走一步看一步。從溥儀成長於宮中，到被趕出皇宮，再到天津，至東北，載灃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帶有複雜性，既要為臣，又要為父，既慶幸又失落，既淡然又浮躁。
和載灃相比起來，慶親王奕劻的血統無疑要淡薄的很多，因為他本就是一個沒落的宗室貴族，若非是因為慈禧的器重與自己的上進，可能奕劻和大多數的愛新覺羅族人一般，遊離於皇家的邊緣，很難走到清朝政權的體制之內，更何況是成為為數不多的鐵帽子王之一。
不得不說，在一些事情上，奕劻並不太受到皇族所待見，甚至在光緒皇帝大行之時，他就被外派視察皇陵的逐漸工程，待得回到北京，小溥儀已然做上了皇位，輪不到他來發表意見。
直到後來，載灃掌握了實際的權力，也有意將慶親王踢出局，礙於奕劻實力尚在，便沒有撕破臉面。
所以在很大程度可以認為，在載灃為首的皇族擠壓之下，奕劻未來的發展前景委實堪憂，就算是不會被剝奪所擁有的既得利益，但也並沒有任何的精進之勢。在這樣的心態下，他選擇和袁世凱站在同一個陣營，形成了慶袁同盟，共同對抗載灃等皇族的排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武昌首義之後，奕劻盡全力的請求讓袁世凱出山來掌控全局，將原本由愛新覺羅家族所擁有的權力交到袁世凱的手中，在不經意之間加強了漢人的主導力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認為，在袁世凱掌握清廷政權的那一刻，就是漢人從兩百多年被打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時候，而這其中，也有奕劻的一份力量。
在《清帝退位詔書》簽訂之後，也就是愛新覺羅從歷史的舞臺中退卻的時候，奕劻看似是一個局內人，實際上卻是一個局外人，他所抱有的心態，就如同“遠親不如近鄰”那般，希翼著昔日夥伴能夠提攜自己一把，而寧願將老祖宗的江山讓予他人。也難怪溥偉、鐵良等人要去慶親王府大鬧一回。
和載灃、奕劻相比，溥偉的知名度委實不高，但是實際上，溥偉卻是溥儀的強力競爭對手，在戊戌政變之後就被作為大阿哥培養，離成為皇帝僅僅相差一步。在血統上，他是恭親王奕訢的嫡孫，可謂是根正苗紅，雖算不上核心，可也離的不遠了，所以在他身上所體現的宗族認同感也格外的強烈。
可以說，溥偉是一位守舊的理想主義者，在武昌首義之後，很多人都看到了將來清王朝的沒落趨勢，然而溥偉似乎並不甘心南方的異軍突起，並且選擇組建“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來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
從袁世凱重新被任用到宣統退位提上議程，溥偉都在用一種強烈而又微弱的聲音表示反對，甚至在清朝已然滅亡之後，他仍然怒不可遏的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然而，溥偉卻顯得如此的勢單力薄，當全部人都看清局勢選擇妥協於現實，溥偉卻始終不願意接受大清滅亡的結局。
長久的復辟沒有得到效果，溥偉逐漸走入歧途，尋求日本人的幫助，也淪為了日本人的誘餌，吸引著擁有更大影響力的溥儀的到來。溥儀成為偽滿洲國皇帝后，溥偉逐漸走出了眾人視線，但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從始至終，溥偉都奔波於復辟大清的第一線，理想與現實，他選擇了前者，並且活在了屬於自己的夢境之中。
在愛新覺羅家族之中，如同溥偉這種的不願意接受現實的族人不在少數，如同溥儀、溥傑等人，作為皇族的核心，他們難以忘卻家族往日的榮光。所以選擇頑固的為復辟大清而做出努力，雖說努力最終付諸東流甚至為人所用，但是從他們的內心深處來說，他們清朝愛新覺羅家族的最後一批人。
選取載灃、奕劻、溥偉三個輩分的人，雖然說並不能代表愛新覺羅家族的所有人，但是從內心感受看說，卻能夠代表其中相當一部分了，或無奈，或慶幸，或淡然，或難忍，這種帶有複雜性的情緒也伴隨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恰如每個個體的不同一樣，愛新覺羅也並非鐵板一塊，自然而然對於身份的轉變有著戛然不同的心情，而這種繁雜的心情，隨著時間的沖洗也顯得稀釋而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