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了乾隆皇帝的遺詔
溥傑生於1907年，比末代皇帝溥儀小1歲，溥儀個子較高偏瘦。而溥傑較矮偏胖。少年溥傑和溥儀一次在宮中追逐玩耍，偶然鑽進了養心殿的東廂房，無意中，溥傑發現了殿堂正中佛龕後邊的一卷紙，當兄弟倆打開這一塵封了多年的紙卷後，發現這竟是一份乾隆皇帝的遺詔，紙包上赫然寫著“後世如有開啟者，便不是我的子孫”。在溥儀的“聖旨命令”下，溥傑打開了這一紙卷，原來裡邊藏著的，竟是雍正皇帝殺害兩個弟弟允禩、允禟的密詔！聰明過人的乾隆之所以將這一密詔嚴密包藏起來，並另寫了遺詔，言稱“後世如有開啟者，便不是我的子孫”，顯然是遵從“子為父隱”的舊封建禮教。乾隆又選擇了適當的時機，為兩位叔叔做了平反昭雪，在平反這件冤案的同時，也掩飾了雍正殺害他兩位弟弟的真相，實可謂用心良苦。
最先得知“9·18事變”即將爆發
1929年，溥傑到日本學習語言，1931年酷暑的一天，溥傑即將回國休假，一位名叫吉岡安直、在鹿兒島的軍隊任少佐的日本人（後來當了溥儀的“御用掛”），熱情邀請他去鹿兒島遊玩。吉岡安直對溥傑畢恭畢敬，熱情洋溢，天天陪著四處亂轉，幾乎遊玩了鹿兒島的每個角落。幾天之內，兩人的關係飛速發展，由普通朋友升溫到了“莫逆之交”。臨別之際，吉岡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為溥傑餞行，杯盞交錯之間，吉岡突然語氣鄭重地對溥傑說：“目前東北的張學良對日本很不親善，弄不好將來東北會有重大事情發生。請你哥哥自己好好保重吧。”7月10日，溥傑從日本返回天津，立即將吉岡的話原原本本地稟告了溥儀。當時溥傑並不明白這番話的意思，只是如實轉告，而溥儀聽了，也沒有什麼過激的反應，只是隨意說了聲“知道了”。溥傑不放心地追問“日本人對東北是否有陰謀”，溥儀也對此緘口未言。暑假後，溥傑又回到日本，事隔不過一個多月，“9·18事變”果然爆發了。此時，溥傑才對吉岡的預言如夢方醒。
從“政治婚姻”到美滿婚姻
1937年，正在日本讀書的溥傑與日本姑娘嵯峨浩結婚，他們的婚事，是一樁由日本關東軍炮製的“政治婚姻”。嵯峨浩的父親的祖母，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一位局的侄女，所以嵯峨家與天皇有著不解的血緣關係，來往相當密切。正是其顯赫的門第為日本關東軍所看中，在眾多日本女子中挑選了嵯峨浩。在以本莊繁大將為首的日本關東軍的操縱及精心策劃下，溥傑與嵯峨浩見了面，並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成就了這一段政治聯姻。婚後，日本關東軍曾指令滿洲國從溥儀的財務賬上，專撥50萬元公債且以每月利息作為溥傑夫妻生活的專款費用，而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訪問”滿洲國時，也曾祕密召見溥傑，親手贈送1萬日元，並叮囑此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如此的關懷備至，不由使人們的心理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懷疑嵯峨浩是間諜的說法，一時充斥著帝宮內外，而溥儀當時就持懷疑態度，並屢屢警告溥傑要謹慎處理夫妻關係，甚至連溥傑的乳母，也不放心讓他吃妻子挖的野草根，惟恐被她毒害。周圍人的影響壓力，琉傳的風言風語，一度也使溥傑坐臥不寧，處處對妻子留著心眼兒。這種心存疑慮的狀態，一直持續了很久。但令人欣喜的是，溥傑與嵯峨浩的愛情，最終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對因政治而走在一起的夫妻，經歷了多年的相濡以沫與相互扶持，竟歪打正著地成了一對令人羨慕的神仙眷侶。
替溥儀捉刀
1945年，在溥儀、溥傑兄弟倆被扣留在蘇聯的期間，溥傑對自己的前途有著明確的主張，絕不想盲目追隨溥儀，也不願留居蘇聯，他的計劃是先去日本暫時安身，然後從長計議地實施“復辟”的夢想。而與他相反，溥儀的“如意算盤”是先留在蘇聯，再設法以此為跳板逃向歐美國家，另尋他路。為了不讓蘇聯人把他送回中國（主要是想逃避中國政府對他的懲罰—至少不被中國政府以漢奸罪而槍斃），溥儀屢次上書斯大林，其中第一封就是溥傑為他捉刀草就的。信中打著“為蘇聯效忠”的幌子，要求“永遠留居蘇聯”、“全心致力於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其他科學的研究”。眼見幾次“致斯大林書”都未見迴音，溥儀又出新招，一次，一位中校進屋，溥儀見身旁沒有人，便把他拉在一邊，求他向斯大林彙報，要求“加入蘇聯共產黨”，結果被斷然拒絕了。
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緣起於撰寫認罪性的“回憶錄”。感到親筆撰寫有難度，遂“欽定”並經戰犯管理所認可，找來溥傑“捉刀”，這便是一部“奇書”問世的緣起。溥傑的文才一向比溥儀高，是所裡公認的“秀才”，而創作的衝動，更使他一發不可收拾。他抓緊一切時間，終日伏首於案頭，全身心地投入了寫作，對於不熟悉的史實，向所裡要求提供參考資料，為了真實地反映溥儀的心態，還常與溥儀相互切磋，交流意見。兄弟倆的共同寫作，也是一個觸及靈魂的過程，溥儀總是琢磨著如何在“寫作”中隱瞞事實，給自己“塗脂抹粉”，扮演成一個“受害者”的形象，以逃避歷史的罪責，而溥傑卻堅持“秉筆寫史，不事粉飾”的寫作原則。兄弟倆觀點不同，常常在寫作中引發爭論乃至對立。在這種激烈的紛爭中，溥傑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挺直腰板，批評溥儀的觀點，最終說服了溥儀承認錯誤，如實地敘述歷史。經過了一番嘔心瀝血的寫作，這部“奇書”的初稿，終於誕生於溥傑的筆下。書中充滿了懺悔的字眼，並有不少罕見的史料線索，具有特殊而寶貴的歷史價值。油印本一問世，這部由末代皇弟執筆的“末代皇帝自傳”，便以其獨特的魅力，傳閱開來了。
特赦順序發生了變化
1959年，最初，撫順戰犯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是溥傑而非溥儀。賀龍元帥曾找溥傑與溥儀談話，勉勵他們好好做人，給兄弟倆吃了“定心丸”。而溥傑還曾被所方鄭重其事地找來談話，讓他做好兩手準備，其實這就是蒙赦的“潛臺詞”。特赦溥傑，似乎已成了定局。但當金源所長風塵僕僕從北京領證回來，卻變了卦，他領回的特赦證書不是溥傑而是溥儀。是什麼使溥傑弟兄倆的特赦順序發生如此戲劇性的突變呢？一語定乾坤的，並非尋常人物，而是毛澤東主席。當特赦名單送呈到他的手裡時，毛主席看後頗不以為然，提筆批示道：“要放，就先放‘皇帝’，共產黨有這個氣魄。”由於毛主席點了“將”，特赦溥傑變成了特赦溥儀—而且成了第一個被赦之人。溥傑於1960年獲釋。
七屆人大會上投了唯一的反對票
1988年3月至4月，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溥傑對其中一項議案提出了不同意見，表決時，他坐在主席臺上，高高地舉起右手，投了引人注目的一張反對票！誰也沒有想到，這位中國末代皇帝的胞弟，在經歷了近80年滄海桑田的歷史鉅變之後，以光榮的人民代表的身份，公然舉起右手，投了唯一的反對票。這一行為使他成了人大會上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中外記者紛紛將閃光燈對準了他。一名記者不解地詢問：“溥傑先生，您一向是以‘老好人’著稱的，怎麼倒投了反對票？”溥傑擲地作金聲地朗然答道：“人大會議要充分發揚民主，人大代表要敢於發表意見，改變人大的‘橡皮圖章’的形象。”當年4月的《民族畫報》，以突出的版面報道了“末代皇弟”這一舉動。這位矮小的老人，總是抱著“人民選我做代表，我就要為人民多說幾句話”的信念，認真地參加各屆全國人大會議，積極發言，細心做筆隸，令人佩服。
（賈英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