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發現1.6萬字符卻無法釋讀,廣西的甘桑石刻文究竟有多神祕

甘桑石刻文,一種神奇的文字。它在本世紀才被發現,但已經被有的學者認為是三千年前的文化遺留,當時中原地區尚處於夏商時期,因此關於甘桑石刻文的討論中總有人將其與殷墟相聯繫。

我們先見識一下這種文字,形成基本的感性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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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甘桑石刻文來看,如果它是上古時期的,那它的刻石工具會是什麼呢?

甲骨文刻制所使用的是青銅刀或玉石刀,而這些文字比甲骨文更加細密精緻,刻劃用的石塊,其硬度恐怕也並不比刻龜甲小。在夏商時期,嶺南地區似乎還沒有什麼金屬工具。這些甘桑石刻文的製作過程,還有待相關專家的揭示。

關於甘桑石刻文,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觀點。

有一位叫周行易的學者,認為甘桑石刻文早於北方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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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易

曾任湖南大學法學院院長的杜鋼建教授,在研讀《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之後,總結出“西方字母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甘桑石刻文”,他把這一發現寫進了他的奇書《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之中,位於第四章“古希臘人來自中國”下的第五節“甘桑石刻文對腓尼基文和古希臘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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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剛建教授的主要觀點是:

甘桑石刻文雖然經碳十四測定為距今3600年左右的文字,但是作為系統文字的形成至少在5000年以前。可以說甘桑石刻文就是夏朝乃至先夏時期使用的文字。甘桑石刻文屬於從象形文字向字母文字過渡的文字。古代腓尼基文字、古希臘文字和後來的拉丁文字中的大寫字母基本上都是從甘桑石刻文中借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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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桑石刻文的發現

甘桑石刻文的發現,就好像一個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故事。這個故事有多個版本,我們綜合一下:

2006年,廣西平果縣馬頭鎮甘桑村青年村民潘榮冠在村內感屯一片叫“那林”的田地勞動時,發現了刻有文字符號的石片,陸續收集了二十多片。潘僅有初中文化程度,他將石片交給村小學的老師,老師也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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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潘到百色市探親時將部分石片帶到花鳥奇石市場售賣,被百色市觀賞石協會副會長馮海華髮現,認為這可能是古駱越人的文字,並上報“廣西駱越文化研究會”(另一個版本是:潘氏數次帶著有刻畫符號的石片前往平果縣城、百色市找有關部門鑑定)。

2011年12月19日,“廣西駱越文化研究會”赴“那林”一帶實地考察,採集到數十塊刻有字符的石片。

2011年12月29日,在“專家考察”十天之後,平果縣人民政府立即組織召開了“平果縣發現古文字專家座談會”,來自各地的20餘位專家初步認定這種新發現的字符應是一種非漢字系統的、主要刻劃在石片上的古文字,並命名為“甘桑石刻文”。

2012年2月,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考古調查、勘探、試掘工作,聯合聯合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館與平果縣博物館,並於4月27、28日發掘獲得7塊刻有字符的小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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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桑遺址挖掘現場

(二)甘桑石刻文收藏現狀

在2013年班弨、肖榮欽發表的《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文化遺產》,2013年第5期)中總結說:

目前收集到的古文字石刻數量是: 刻有字符的石片實物 (藏平果縣博物館) 共 44 件。其中地表採集 31 件 ( 含最初發現者採集及考古人員採集),民間收集 5 件,發掘所得 8 件 (含有石刻文字的石錛一件)。這些石刻最大一片是 105х50 釐米,最小隻有幾平方釐米。其中刻字最多的一塊石片約有 200 個字 (有些字暫無法辨認),最少的只有幾個字 (碎片)。目前筆者可清晰辨認和描摹的字符 1028 個,另外尚有數百個字符尚未能清晰辨認。

這44件有石刻的石片僅為在平果縣博物館保存的藏品,最後根據這些石片出版了《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廣東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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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甘桑石刻文石片比較容易取得,多為地表發現,因此平果縣博物館的藏品只是由地方政府購買後保存的,更多的石片在民間、文物商販、民間研究者之手(見《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平果甘桑石刻文圖像敘事》,聲稱收入了上一本字符集沒有收集的石刻文字共16000個左右,彩圖180片左右。從目錄中可以看出,這些新增加的石刻文主要來自“志強博物館”和民間收藏,所謂志強博物館,即作者李志強自身的藏品,這些藏品“大都是甘桑石刻文的發現者潘榮冠的友情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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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榮冠轉送給李志強的藏品,從編號上看,在一百件以上,這些“石塊上有六千多個字符,最大的石塊有兩千四百多個字符,經過多位專家分析,該塊石刻文已經具備長篇敘事的特徵。”(李志強:《甘桑石刻文的圖像敘事及其文化傳統考察》,《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4期)這不能不讓人想到:

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兩個博物館,在兩個月時間裡僅僅發掘出土7塊小石片,石刻文的發現者潘榮冠先生是如何靠“撿”,就撿到一百多塊石刻文的?甚至還撿到了有兩千四百多個字符的大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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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李志強曾向某博物館捐贈甘桑石刻文摹本。按網絡報道,該摹本寬1.1米,長110米,繪製了2600個甘桑石刻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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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甘桑石刻文的研究

目前對甘桑石刻文進行研究的學者不多,相關的論文數量極少。目前,雖然已經發現了16000個石刻字符,但甘桑石刻文仍然是一種無法破譯的“文字”

研究者常常將甘桑石刻文與南方地區流傳的古老文字水書、古彝文、壯族坡芽歌書聯繫起來考察,它們都採用了大量的象形字符。據說,彝文專家、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覃忠群認為“甘桑石刻文有彝文的影子”。水書專家、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檔案局周澤亮曾對甘桑三塊約三百個石刻文字符號進行了研究和釋讀,認為三塊石刻中的文字約有30%與水書文字一致(李志強:《甘桑石刻文的圖像敘事及其文化傳統考察》)。班弨參照水書的提示,嘗試釋讀了平果縣博物館藏004 號石刻文:

卦:東南方的水田壬午(日)吉利。

未知其釋讀是否準確。但以當前的共識,甘桑石刻文是不同於甲骨文、水書、古彝文等古文字的一種獨特文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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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芽歌書,拍攝於崇左壯族博物館

有關甘桑石刻文的斷代問題,當下進行甘桑石刻文研究的學者往往將其定位於夏商時期,或稱其為“上古時期”。

李錦芳、劉軼在《新發現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一文中說:“如果說甘桑石刻文是一種嶺南原生文字,那麼應該是漢文化廣泛影響嶺南之前,即是先秦就已經發生、發展,秦漢起嶺南地區已經廣泛接受漢文化、使用漢字,其文化生態已經不具備產生地域文字的條件。”(《百色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李錦芳認為,在秦代以後,由於秦始皇要求“書同文”,扼殺了原生文字自由生長的空間。因此,甘桑石刻文只能出現於先秦。

這與對水書的判斷方法類似。至於正確與否,尚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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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3日,中國地質科學院岩溶地質研究所對出土的刻字石片給出C14測定報告,剖面第五層(鈣化)為3680±172年,剖面第四層為2950±167年。對這份測定報告進行的解讀應當是合理、嚴謹的,這份報告檢測的石片是考古發掘出土的還是地表撿拾的?它能否證明字符刻上去的時間,可能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判斷。

希望證明甘桑石刻文年代的研究者還提出了一些別的證據。比如,據說當地居民還尋獲了刻有這種文字的石錛、石斧、石匕等古代石器(李錦芳、劉軼《新發現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不過這些古代石器均為民間收藏,多系“江中打撈”出的,真實性存疑,本身就難以斷代。

也有研究者將“甘桑古城”與甘桑石刻文聯繫在一起。通常認為,甘桑古城為明代壯族土司岑瑛所修築,不過這並不妨礙研究者認為,“甘桑遺址與當地土司岑氏家族有密切關係。至今發現的刻有上萬個字符的甘桑石刻文石片,或為岑氏一族的先祖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李志強:《甘桑石刻文的圖像敘事及其文化傳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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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桑古城殘址

以李志強、李錦芳等學者的觀點,甘桑石刻文與古駱越文化有關。“廣西駱越文化研究會”尤其熱衷於將甘桑石刻文納入他們的視野之中。他們聲稱在貴港、合浦、龍州、南寧等地陸續發現了一批文字石、文字陶片、文字玉片等“古駱越”文字載體,在龍州縣的左江上游金河段發現了“古駱越” 卜辭石戈,在隆安發現了“駱越文”卜辭骨片上百件,在梧州發現有陶刻文的陶罐,可以說證據多多,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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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古駱越文”的石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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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發現古駱越文字龜甲幣,被一些研究者稱為商代前貿易所使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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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鄭超雄等壯族考古專家已經根據武鳴縣馬頭鎮的商周時期古墓群論證了當地是古駱越方國的都城,那麼,出土有數百片石刻文的甘桑就被稱為“實際上是古駱越方國的‘出版社’和文獻府庫”(見《廣西日報》2013年2月19日,《揭開甘桑石刻文字的面紗》)。

李志強最後推斷說:

平果甘桑遺址或許是駱越方國最早的祭祀、文獻保存中心,花山岩畫是該方國的祭祀歡慶藝術中心。駱越方國的始祖是鳥部落的布洛陀和姆勒甲。活態化的西疇古歌是駱越方國保存的最古老的口傳文學,用古壯字記錄的《麼經布洛陀》和嘹歌則是活態化的書面文學。麼公和師公傳唱的經文是古駱越祭祀文化的活態呈現。

是否如其所言,有待更多的發現來證明。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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