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編劇彭小蓮因病去世，享年66歲

彭小蓮。資料圖

6月19日上午10時許，中國導演、編劇彭小蓮因病去世，享年66歲。

彭小蓮，1953年出生於湖南，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內地女導演、編劇。其主要作品包括《上海紀事》《美麗上海》《上海倫巴》《假裝沒感覺》《請你記住我》等。

1998年，她執導的影片《上海紀事》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故事片獎，2003年憑藉執導的電影《美麗上海》獲得第2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

彭小蓮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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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彭小蓮編劇並執導的電影《請你記住我》在全國公映，當時，她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專訪｜《請你記住我》導演彭小蓮：雕刻老電影的時光

文/澎湃新聞記者 陳晨

由彭小蓮編劇並執導，馮文娟、賈一平、黃宗英、徐才根等主演的電影《請你記住我》11月30日在全國公映。

這是部足夠特別的電影，92歲的黃宗英出現在大銀幕上，悠悠說著，“這輩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嫁給趙丹。他一生坎坷，運動一個接一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好，就在他身後緊緊地抱住他，為他分憂。”

趙丹和黃宗英的故事，穿插在一對年輕追夢電影人影影綽綽的老上海弄堂生活中，生活的煙火氣息和藝術的至高理想交錯輝映。紀錄片的影像、生活化的表演、舞臺感十足的戲中戲搬演，導演彭小蓮的鏡頭將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形式串聯起向老電影黃金時代致敬的光影流年。

這不是彭小蓮第一次拍趙丹和黃宗英，十多年前的《上海倫巴》裡，還在讀大學的袁泉和夏雨共同演繹了觥籌交錯、十里洋場裡這一對優雅璧人的愛情故事。而這一次，趙丹和黃宗英的出現更加真實和質樸，對照著當下年輕人的愛情和選擇，甚至用一個城市記憶的消逝背景作為烘托，譜寫的是彭小蓮對於整個膠片時代的輓歌。

彭小蓮和趙丹的女兒是小學同學，從小在大明星家裡玩，黃宗英一直是她口中親切的“宗英阿姨”，幼時父親受到迫害，趙丹一家對她依然關愛友善，令她至今感激，而對二位表演藝術家在藝術上的崇敬也直接影響了彭小蓮的電影藝術道路。“讓92歲的黃宗英出現在銀幕上”，是彭小蓮拍攝這部《請你記住我》時對自己的承諾。

“宗英阿姨每次對著鏡頭，就像面對著我，放鬆地跟我講她的故事，她年輕時候的困苦，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笑話。他們都那麼窮，可是說到年輕時的往事，臉上依然散發著光彩，那種幸福似乎刻在她每一條皺紋裡。”這是彭小蓮曾為黃宗英寫下的話。

一開始，彭小蓮想拍的電影主題“告別膠片”，耽擱幾年再重拾的時候，她覺得影片應該叫《浮生夢影》，最後上映被出品方改成了如今更直白的名字，《請你記住我》，直白到有些可悲。“忘記了趙丹，就是忘了中國電影。”這是電影裡徐才根的臺詞，也是彭小蓮感到悲哀的地方。在尋找年輕演員的過程中，幾乎已經沒人知道這兩個名字。她只好自己買書送給年輕人看。

而雖然多年來一直以“獨立電影人”的姿態拍攝著紀錄片和小成本電影的彭小蓮，這部電影用的主創依然是上影廠退休的“夢之隊”。對她來說，在超級緊張的小成本限制中，上影廠老師父們對技術和藝術的苛求，保證了這部電影絕不會因為預算的緊張降低絲毫標準，無論是演員的服飾還是牆面上斑駁做舊的牆皮，統統都經得起推敲。

“年輕時的我們，都會落入迷茫，現在敢於重新撿回記憶時，就是敢於挑戰自己脆弱的勇氣，生命因此變得強大一點。”這是彭小蓮對於這部關乎記憶與遺忘電影的表達。

【對話】

人需要在記憶裡尋找自己的明天

澎湃新聞：十多年前您拍《上海倫巴》也是以趙丹夫婦的情感為藍本，為什麼這麼迷戀他二人的故事？ 趙丹黃宗英夫婦對您的電影道路有什麼樣的影響？

彭小蓮：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拍這些名人，你是要得到許可，你在電影立項申報的時候，是要拿到名人的授權書。我不是一個非常善於跟人打交道的人，但是黃宗英家裡是特別的。

我本人跟趙丹沒有多少接觸，跟宗英阿姨接觸比較多，因為那時候要拍攝“上海倫巴”，我就住到北京的小旅館，每天下午去小西天她和馮亦代住的小屋子採訪她，那時候她才70歲多一點，特別希望她還能上鏡好好演一個角色。但是，直到2005年，中國電影百年紀念的時候，才有機會拍到這個片子。宗英阿姨的勤奮，她博覽群書的習慣，對我一直是一個激勵；特別是她寫作的努力，文字裡面總是凸顯她的個性，這無疑對我是有很深刻的影響。

澎湃新聞：片中黃宗英的採訪，包括最後黃宗英說“我這輩子最大的成功就是嫁給趙丹……”那一番話是您給她的臺詞還是她自己的原話呢？

彭小蓮：不是我的臺詞。是在拍紀錄片的時候，黃宗英親口對我說的，我當時非常驚訝，那麼獨立的女性，會說這樣的話。但是，這就是最真實的黃宗英。所以，我特為作為她和年輕人見面時候的臺詞，重新出現。

澎湃新聞：片名有什麼深意嗎？

彭小蓮：“請你記住我”，是努力追回記憶的拍攝，因為記憶變得模糊和脆弱。可是，年紀卻讓人意識到記憶的價值。當年歲增加時，人們害怕自己的“健忘”，記憶的重要性在生命中漸漸地凸顯出來。電影，當它刻上年輪的記憶時，定格在畫面上的歲月，變得更加珍貴。人，原來是需要在記憶中尋找自己的明天，沒有記憶的生命，似乎就看不見最後的歸宿；你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在一次次的回憶、思考和詢問中，也是在闡述的過程中，對記憶有了一份新的認知。年輕時的我們，都會落入迷茫，現在敢於重新撿回記憶時，就是敢於挑戰自己脆弱的勇氣，生命因此變得強大一點。

澎湃新聞：片中選擇的幾個老電影的片段，選擇的原因是什麼？

彭小蓮：趙丹從椅子上倒下了，這是他非常經典的一段表演，他不僅定格在膠片上，他定格在中國的電影史上，我覺得只要出現，我們已經會意識到老電影的價值和藝術水平，藝術的力量就表現在其中。

澎湃新聞：電影裡還有一條很重要的線索，是石庫門的拆遷，在構思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希望設置一種實體記憶和精神記憶兩者的消失，共同在電影裡做一個呼應表現嗎？

彭小蓮：最後拆遷的場面，是在看外景的時候感受到的一種悲壯。所以，我想到把它用在片子的結尾。因為，我寫了很多結尾，都找不到有力的視覺衝擊力。突然想到用拆遷表達，自己就被震撼了，回家趕緊把這種感覺寫下來。你說的“兩者消失共同在電影裡做一個呼應表現”，這是影評的理解，在我拍片的時候，我總是要找到最有說服力的視覺表達。

時空交錯，讓想象力飛翔一次

澎湃新聞：影片裡幾個不同的時空，過去和當下，現實和夢境，用蒙太奇手法串聯，對於這樣的形式是怎麼考慮的？

彭小蓮：我的小說、非虛構寫作，一直是這樣時空交錯的，但是我的電影，幾乎都是寫實的，順時針的敘述，甚至連閃回鏡頭都很少運用。但是，我更喜歡這種時空交錯的感覺，因為它直接將情景和人物進入對比狀態，會把故事的內涵延生。因為我一直拍低成本，這需要做很多特技，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從來就不會這樣去拍攝。但是，進入數字的年代，這也是我的第一部數字電影，我就想有一次挑戰，技術的問題變得簡單了，就讓想象力飛翔一次。

澎湃新聞：第一部非膠片的故事片，和拍膠片的感受有什麼樣的不同？

彭小蓮：是的，這是我第一部數字電影。數字，因為操作的簡單，很容易拍出來粗糙且缺乏個性，因為攝影機都會格式化。所以，我們就要更加小心，不要落入“簡單”的陷阱裡面。要非常慎重地對待，很多時候還是慎重慎重再慎重。我也參與了最後的調光階段，看到韓國的調光師李庸基老師，是怎麼一點一點給我們的影片調光,我在那裡學會了很多的東西！

澎湃新聞：很多年前，你已經告訴過小川紳介導演，想用紀錄片的素材加人物扮演的形式來拍巴金的故事，後來那個項目沒有進行下去。是不是這個想法已經在你心裡躍躍欲試很久了？

彭小蓮：是的是的，我特別想拍一種Docu-Drama式的電影，因為故事片在結構和敘述的時候，你可以控制很多東西，並且把握住人物的刻畫，刪除多餘的部分；但是，紀錄片它本身價值，直接就定格了一個時代的特質，這是故事片怎麼也達不到的境界。我就特別想拍這樣一個片子，但是到底怎麼拍，沒有想好。現在就簡單很多，當我有了想法的時候，我背上三腳架、帶著5D的機器，我就可以把紀錄片的部分先完成，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寫劇本，去找錢。

不要用世俗的標準定義“理想主義者”

澎湃新聞：您以前寫過一本書叫《理想主義的困惑》，似乎“理想主義“也一直是你喜歡錶述的主題之一，這次電影裡也有一個理想主義落魄女導演的形象，這是您本人的投射嗎？

彭小蓮：理想主義，大概就是定位為，對於藝術、對良心、對於真理，執著地追求！你不要用世俗的“成功”標準來審視他們。幸福是主觀的，他們的幸福也許不是你選擇的，或許你也不能體驗。每一個人有自己的幸福觀。

潘導演裡面沒有我自己的影子，當時這個角色就是想表達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在商業化的兩個人物，確定的是一個男導演。大家覺得這樣和炭哥是一種重疊，所以就改成了一個女導演。後來覺得，確實女導演比較邊緣，拍商業片的不多，現在很多女導演都在拍紀錄片。所以就這樣處理了，特別是找到了肖雄這樣的女演員，她給這個人物加分很多，她就是我看見現實裡的潘導演，驕傲、有教養，她整個人的精神狀態的年輕，根本不像她的年紀，依然那麼漂亮；但是她不會隨便接片子。八十年代，她多有名啊，她的“蹉跎歲月”的電視劇放映的時候，真的是萬人空巷，可是現在她的“暗淡”，讓人肅然起敬。這是她自己的選擇，她不屑“成功”！

澎湃新聞：這個片子裡講不同時代的電影和拍電影的人，今天我們都在高歌猛進600億的時候，好像兩個電影時代有很強的割裂感，您怎麼看這種割裂感和您這一代電影人的處境？

彭小蓮：我也說不清楚，所以我雖然不是上影的編制裡的導演，但是我的拍攝班子還都是上影的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年輕的，我也不瞭解。我們是一代人，共同成長、共同犯錯誤、共同成熟起來的電影人。就是兩個字“專業”。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割裂的狀態，因為我看美國電影，不論是好萊塢還是獨立電影，都沒有這樣。

澎湃新聞：對於您個人的經歷我也很感興趣，作為導演系78班的一員，同學們的境遇大相徑庭，沒有成為“第五代”其中的一員，是當時您就知道自己和他們的路不同，還是之後的境遇造就不同的選擇？

彭小蓮：我對“第五代”群體沒有看法，因為我沒有真正地進入過這個群體，我只是和他們是同班同學，我拍攝的題材也從來和他們不一樣。我沒有意識到我“沒有成為其中一員”，就像我從來也沒有意識到，我是其中一員。這些對我都不重要。本質上，我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我不善於掩飾，情商比較低。我就是非常喜歡拍電影，喜歡觸摸著膠片，不論拍攝的時候，還是趴在剪接臺上，看著來來回回轉動的膠片，那種創作的快樂，真的讓我很滿足。不拍戲的時候，就是找錢、寫本子、看書。我只要捧到一本好書，晚上睡覺都會有一種幸福感。我也從來不知道我會成為什麼樣的導演，我的路到底怎麼走，因為簡單，我對自己沒有設計。如果說我選擇了什麼不同的道路，那也是我對自己沒有設計的緣故，因為投資的困難，我走不出上海，但是拍著拍著，我就發現上海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表達，於是就投入進去了。於是，我就再也不想走出上海了。

對於得獎，我是感興趣的；所以隨便什麼大小電影節，只要邀請，一律參加。參賽了，就想得獎。這樣我可以贏得觀眾，我在那裡尋找自己與觀眾的共鳴，那是很愉快的體驗。沒有其他的願望，紅地毯是從來不走的，第一次曾經被安排了，走在上面，我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意義，感覺既無趣又疲憊，後來就儘量逃避；獎盃，現在全部送人了。因為家裡堆滿了書，獎盃原來就沒有展現過，在朋友的辦公室就“顯擺”一下吧，誰要誰就拿去。

澎湃新聞：這樣一部電影可能要獲得關注和比較好的排片都會比較困難，您怎樣看到票房和創作者的關係呢？

彭小蓮：你太為難我了。我怎麼說都是錯的，因為我只是一個導演，我不是做市場的。我只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有限的資金投資裡，把影片拍到極致。票房，當然是每一個導演都會關注和期待的，但這畢竟不是對影片質量評判的唯一標準。我2001年拍攝的《假裝沒有感覺》，收回了投資的票房，是靠在日本發行的原因，這個電影在日本連續放映了90天。

11月25日，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老片重映裡有我的《假裝沒感覺》，票子竟然賣完了，原因裡面的一個高中生，是胡歌扮演的，粉絲是衝著胡歌來的。其實胡歌戲份非常少，連攝製組的人都不知道他扮演的是哪個角色。但是看完影片，觀眾全部被影片本身所吸引，整個片子，18年後重看，居然還是那麼讓人感動，攝影、表演、電影語言，每一個人物的處理，都非常到位。連我自己都像沒有看過一樣。還有已經失去的那個年代的上海，如此質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有一個觀眾說：“導演，你18年前就是是枝裕和啦！”我們都哈哈大笑！映後交流很愉快，我說要送給觀眾“上海系列“的碟片，有人說要帶十張《請你記住我》的票根來，現場想個遊戲，大家都很歡樂。所以要說的預期，就是這樣快樂的過程。即使18年以後，觀眾依然那麼熱愛我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