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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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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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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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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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史料說法不同,不相兼容;又或者某一說法存疑,但難以否定,怎麼辦呢?

裴松之的辦法是:都記下來。

用他自己的話說: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

這樣做,在當時是一個創舉,也有著實事求是的智慧:不能判別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哪個正確,或者某一種說法雖存疑但沒法否定,那乾脆都記錄下來。這樣記錄清楚出處和具體內容,供後人參考。 後人有條件時候,或者可以識別清楚。

因此,我們看到《三國志》的注裡有時候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並非裴松之老糊塗了,而是出於“存”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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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史料說法不同,不相兼容;又或者某一說法存疑,但難以否定,怎麼辦呢?

裴松之的辦法是:都記下來。

用他自己的話說: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

這樣做,在當時是一個創舉,也有著實事求是的智慧:不能判別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哪個正確,或者某一種說法雖存疑但沒法否定,那乾脆都記錄下來。這樣記錄清楚出處和具體內容,供後人參考。 後人有條件時候,或者可以識別清楚。

因此,我們看到《三國志》的注裡有時候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並非裴松之老糊塗了,而是出於“存”的原則。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如在魏書卷十中,裴松之指出,官渡之戰中,淳于瓊去接應的運糧大將的名字存疑,除了正文記載的名字,有的書還記載為“韓猛”或者“韓若”,“未詳其是”。

又如劉備來投,裴松之的注中引了兩本書記載的郭嘉的看法,一曰殺,一曰不殺。

裴松之引《魏書》: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他又引《傅子》:

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裴松之在兩條引文後面寫道:

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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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史料說法不同,不相兼容;又或者某一說法存疑,但難以否定,怎麼辦呢?

裴松之的辦法是:都記下來。

用他自己的話說: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

這樣做,在當時是一個創舉,也有著實事求是的智慧:不能判別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哪個正確,或者某一種說法雖存疑但沒法否定,那乾脆都記錄下來。這樣記錄清楚出處和具體內容,供後人參考。 後人有條件時候,或者可以識別清楚。

因此,我們看到《三國志》的注裡有時候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並非裴松之老糊塗了,而是出於“存”的原則。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如在魏書卷十中,裴松之指出,官渡之戰中,淳于瓊去接應的運糧大將的名字存疑,除了正文記載的名字,有的書還記載為“韓猛”或者“韓若”,“未詳其是”。

又如劉備來投,裴松之的注中引了兩本書記載的郭嘉的看法,一曰殺,一曰不殺。

裴松之引《魏書》: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他又引《傅子》:

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裴松之在兩條引文後面寫道:

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糾與辯

對於其他史料中顯而易見是錯誤的,裴松之就沒那麼客氣了,雖然記錄下來,但是在後面裴松之會給出自己的推論和說明,以說明其不合理。

用裴松之的話說: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

這是“糾與辯”的第一個做法。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在於袁紹大戰時候,先徵劉備,諸將人物不合理,裴松之引了一條史料,該史料記載曹操對諸將說: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

在這段史料後面,裴松之隨即給出反駁,認為這段史料不合理:他說曹操這時候“方以天下勵志”,怎麼會引用夫差將死說的喪氣話呢?(吳王夫差曾嘆: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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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史料說法不同,不相兼容;又或者某一說法存疑,但難以否定,怎麼辦呢?

裴松之的辦法是:都記下來。

用他自己的話說: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

這樣做,在當時是一個創舉,也有著實事求是的智慧:不能判別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哪個正確,或者某一種說法雖存疑但沒法否定,那乾脆都記錄下來。這樣記錄清楚出處和具體內容,供後人參考。 後人有條件時候,或者可以識別清楚。

因此,我們看到《三國志》的注裡有時候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並非裴松之老糊塗了,而是出於“存”的原則。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如在魏書卷十中,裴松之指出,官渡之戰中,淳于瓊去接應的運糧大將的名字存疑,除了正文記載的名字,有的書還記載為“韓猛”或者“韓若”,“未詳其是”。

又如劉備來投,裴松之的注中引了兩本書記載的郭嘉的看法,一曰殺,一曰不殺。

裴松之引《魏書》: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他又引《傅子》:

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裴松之在兩條引文後面寫道:

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糾與辯

對於其他史料中顯而易見是錯誤的,裴松之就沒那麼客氣了,雖然記錄下來,但是在後面裴松之會給出自己的推論和說明,以說明其不合理。

用裴松之的話說: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

這是“糾與辯”的第一個做法。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在於袁紹大戰時候,先徵劉備,諸將人物不合理,裴松之引了一條史料,該史料記載曹操對諸將說: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

在這段史料後面,裴松之隨即給出反駁,認為這段史料不合理:他說曹操這時候“方以天下勵志”,怎麼會引用夫差將死說的喪氣話呢?(吳王夫差曾嘆: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糾與辯”的另一個做法,就是對陳壽的正文他,裴松之認為有失誤的地方,他也會在注中進行說明。

用他的原話說: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例如,在《三國志》的正文中,將荀彧、荀攸、賈詡並列寫在一篇裡,並稱二人僅次於張良、陳平。裴松之卻在注裡表示抗議,他認為賈詡這樣的人,在魏國太多了,不應該與二荀共篇,應該寫入到程昱、郭嘉那一篇,並且他很不齒賈詡的為人,原話是“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

糾與辯在裴松之的注裡也很好識別,一般以“臣鬆之以為”、“臣鬆之案”之類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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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三國志》問世的時候,還只有正文沒有注,很多《三國演義》所取的素材,比如 “割發代首”、“聞雷失箸”都尚未記載。直到陳壽死後一百多年,南朝劉宋王朝的裴松之才“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他以“注”的形式將很多史實補充,一直被認為“失在於略”的《三國志》內容才豐富起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裴松之的注,就沒有後來的《三國演義》,至少其內容會失色很多,很難夠的上四大名著的標準。同樣,讀《三國志》,如果不讀裴松之的注,就失去了一大半樂趣。

下面我們來看下,裴松之的注,其意旨意趣何在,為何會令《三國志》更有趣味。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陳壽在正文沒記載的,裴松之能接觸到的史料中,他覺得有價值的,都放到注裡了。

用裴松之的原話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這種做法,使得裴松之注的篇幅已經不少於正文。清代趙翼查證其引書超過一百五十種(今人有以為有二百多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

他所引的書,後來大多散軼,而所引的內容,卻隨著《三國志》一起傳了下來。從這一點,裴松之的注,為保存史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裴松之的注,不僅取材廣,而且對於每一條注都敘事完整,“首尾完具”,其單獨可讀性都很高。

對比之下,與差不多同時代的酈道元對《水經》所作的《水經注》,卻被清朝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挖苦為“剪裁割裂”之作。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單獨可讀性高,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以有一個感官認識。以下是裴松之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劉備漢中對峙處作的注: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可以看出,即使拋開正文,也不影響注的單獨閱讀。

另外,“雞肋”之事,和前面說的“割發代首”、“聞雷失箸”等事情一樣,陳壽的正文並未記載,幸得裴松之註記錄了,才令其傳下來。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史料說法不同,不相兼容;又或者某一說法存疑,但難以否定,怎麼辦呢?

裴松之的辦法是:都記下來。

用他自己的話說: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

這樣做,在當時是一個創舉,也有著實事求是的智慧:不能判別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哪個正確,或者某一種說法雖存疑但沒法否定,那乾脆都記錄下來。這樣記錄清楚出處和具體內容,供後人參考。 後人有條件時候,或者可以識別清楚。

因此,我們看到《三國志》的注裡有時候會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這並非裴松之老糊塗了,而是出於“存”的原則。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如在魏書卷十中,裴松之指出,官渡之戰中,淳于瓊去接應的運糧大將的名字存疑,除了正文記載的名字,有的書還記載為“韓猛”或者“韓若”,“未詳其是”。

又如劉備來投,裴松之的注中引了兩本書記載的郭嘉的看法,一曰殺,一曰不殺。

裴松之引《魏書》: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他又引《傅子》:

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裴松之在兩條引文後面寫道:

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糾與辯

對於其他史料中顯而易見是錯誤的,裴松之就沒那麼客氣了,雖然記錄下來,但是在後面裴松之會給出自己的推論和說明,以說明其不合理。

用裴松之的話說: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

這是“糾與辯”的第一個做法。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在魏書卷一中,曹操在於袁紹大戰時候,先徵劉備,諸將人物不合理,裴松之引了一條史料,該史料記載曹操對諸將說: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

在這段史料後面,裴松之隨即給出反駁,認為這段史料不合理:他說曹操這時候“方以天下勵志”,怎麼會引用夫差將死說的喪氣話呢?(吳王夫差曾嘆: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糾與辯”的另一個做法,就是對陳壽的正文他,裴松之認為有失誤的地方,他也會在注中進行說明。

用他的原話說: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例如,在《三國志》的正文中,將荀彧、荀攸、賈詡並列寫在一篇裡,並稱二人僅次於張良、陳平。裴松之卻在注裡表示抗議,他認為賈詡這樣的人,在魏國太多了,不應該與二荀共篇,應該寫入到程昱、郭嘉那一篇,並且他很不齒賈詡的為人,原話是“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

糾與辯在裴松之的注裡也很好識別,一般以“臣鬆之以為”、“臣鬆之案”之類開頭。

如果沒有裴松之,也許四大名著就沒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綜上,裴松之在不改陳壽的正文的前提下,以“注”的形式使之完備。難怪宋文帝閱後,發出感慨:“此為不朽矣。”

離開陳壽的正文,裴松之的注則無從依附,難以流傳。離開裴松之的注,陳壽的正文則過於簡略,失色很多。二者並相流傳,才為我們共同揭開了一幅波瀾壯闊的三國畫卷,也為後世文學性更強的皇皇鉅著《三國演義》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參考資料: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宋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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