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美國著名海洋史學者，供職於著名的緬因州海事博物館，已出版專著5部（其中3部曾獲獎），發表論文、書評等百餘篇，現居波特蘭。
821年，裝備“希臘火”的拜占庭帝國德羅蒙戰艦正在攻擊托馬起義軍的戰艦。
《海洋與文明》
作者：（美）林肯·佩恩
版本：後浪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顛覆固有認知，從海洋這一嶄新且獨特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人類事務與世界文明。
近年來，關於海洋史的研究熱度一直在攀升，但多數是從海權的角度，闡述“海商”與海軍相互交織的故事，帶有強烈的歐洲擴張的特徵。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提及海洋史，歷史學家關注的往往都是歐洲、地中海和現代北美的航海史，征服海洋幾乎一直被視為歐洲所獨有的成就。所有熟悉世界歷史發展脈絡的人都清楚，歐洲在15世紀後才開始在世界性的航海業中嶄露頭角，經由海洋進行的擴張也只是近500年的事，但是在此之前，文明早已有了各自的樣貌。
《海洋與文明》一書，想要糾正的正是這種錯誤。在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數千年來，各大勢力對地中海地區虎視眈眈，商船來往的間隙，炮火不斷；雅典在薩拉米斯擊敗了波斯的船隊，文明從此東西兩向；紅海上的商人販賣沒藥與胡椒；在肉蔻與丁香的連接下，香料群島在東西方文明之間串起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遠洋航行與征戰，帶來了財富與榮耀，也暗藏著恐懼與殺機。維京海盜洗劫了倫敦；遠航歸來的熱那亞水手帶回了黑死病；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也帶去了毀宗滅族的病毒。隨著海浪往返的還有宗教：遭受迫害的少數派涉水以求自由；福音派遠渡以普眾生；佛教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相遇；新教的各個支派在美利堅共生。這些物質的、生物的、精神的交流，正是作者想要大家明白的：海洋才是文明的生存活力與發展動力。
何為文明？
文明大抵是定義最為模糊的“麻煩詞”之一，在《海洋與文明》中，作者林肯·佩恩也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但佩恩花費大量筆墨探討了“航海活動在擴大貿易區域時，航海技術、造船技藝、語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傳播；統治者和政府通過稅收、貿易保護等機制開拓航海實業並以此來鞏固和強化其權力”。這就不難看出，在佩恩眼裡，文明既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包括生產活動、技術形態、藝術成就和宗教信仰，又是具有相似制度和觀念體系的人類共同體。
在這樣廣義的定義下，佩恩對於海洋與文明的研究就不單單侷限於海域之上。在這本書中，航海活動既包括公海和遠洋航行，也包括內陸水域的航行。在佩恩看來，島嶼居民理所當然地會走向大海，書寫自己的海洋故事；內陸國家，對河流、湖泊和運河的開發與利用同樣有重要意義，在雖然有限但同樣重要的地域中參與了海域與海域間的交往。也就是說，不管在哪一階段、哪一地區，也不管人們與海洋的接觸是出於商業、戰爭、探險還是移民的目的，人類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對水上生活的不斷適應，一直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種動力。這實際上是對不同維度的文明經由海洋相互發生作用的準確闡述，也是這本書能被稱之為“文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實際上，在全書浩繁的史料背後，佩恩一直堅持闡明一個事實——人類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海洋。這才是海洋文明“迴歸”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人類應該賦予海洋文明應有的高度。不管初衷如何，正是由於人類經年累月地向海洋深處挺進，才“逐漸形成為一個共同體”。
以文明為研究框架的目標，在本質上來說就是為了突破“歐洲中心論”。在學界，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學理基礎就是文明互動理論。上世紀中葉，人類學首先提出了“文化傳播理論”，解釋了人類互相學習的機制，世界歷史學科則通過總結人類生存經驗，提出了文明互動學說，這一學說的重點在於：世界的發展從來不是始於某個特殊文明的推動，歷史前進的腳步總是與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相伴。這恰恰就是《海洋與文明》一書的宗旨。
突破“歐洲中心”的海洋史
佩恩以文明為題，在書中引言第一句話就放下豪言：“我想要改變你觀察世界的方式”。他也坦言：“西歐擁有海上優勢的時代是極為重要的，但將其作為其他時代的標準則會產生誤導。”《海洋與文明》全書一共二十章，要到第十四章我們才能看到大家所熟悉的哥倫布橫跨大西洋、達伽馬開闢歐洲與印度洋之間的新航路以及麥哲倫環球航行。而在此之前的章節中，更多的是我們所不熟悉的，分散在各個海域之上的，與航海相關的活動：船舶製造、海上貿易、海洋探險、人類遷徙、海軍戰爭等。也就是說，在閱讀本書的絕大多數時候，讀者的知識庫會被不斷更新：比如，美索不達米亞人是制定海洋法和商法的先驅；《漢謨拉比法典》中有7個條款直接涉及航運；編纂於7-9世紀的《羅得海商法》是拜占庭帝國的海商法，是地中海商人共享商法中基本的法律原則。如果域外的覺得陌生，那成書於1225年的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則分上、下兩卷，記載了東自日本、西至東非索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東岸諸國的風土物產及自中國沿海至海外各國的航線里程及所達航期。
佩恩向讀者表明，海洋是一個整體概念，以水域為媒介的文明互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直接推動力。正是從這一基本理念，佩恩構建了自己的文本系統：一是以縱向的文明代際為線，從古埃及到青銅時代，再到中世紀、維京時代，繼而是蒸汽時代和鋼鐵時代直至今日；一是以橫向的地緣聯繫為線，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到亞洲，及至大西洋和太平洋，直至全世界。隨著一頁頁的閱讀，佩恩向讀者展開的是千百年來，水手們在世界各地的水域裡一點一點打通航道，開闢交錯複雜的水上貿易網路的動態圖景。在這航道沿岸，各大文明起落跌宕，沿著航路，技術、宗教和文化隨著市場和商品流轉。
海洋史中的中國
佩恩並沒有忽略近500年來西方在海洋上的優勢地位。但是他很小心地沒有讓這近來的優勢變成海洋史的書寫模板，也沒有讓其成為評價其他地區在海洋史上佔據何種地位的標準。也正因為佩恩的這番努力，讀者才得以看到印度洋上日益蓬勃的貿易往來，以及在15世紀葡萄牙到達亞洲之前，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主導地位。
佩恩毫不遲疑地指出：“中國形成和發展的關鍵雖然依靠對整個內陸水路體系的開發，但國內的農耕和對外的海上貿易也有助於確保中國在海上鄰國之間保持優勢地位。”開展海上貿易為中國帶來了財富，對東南亞的文化和政治產生了影響，也催生了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國家的出現。5世紀中期，林邑和扶南的衰落就與中國東南亞長途貿易的航線改變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替代扶南的馬六甲海峽航線的開闢，與佛教在東南亞和中國的興起以及中國與斯里蘭卡和印度北部的佛教中心之間聯繫日益增多有關。而當水手開始經由馬六甲海峽穿過南海前往越南時，他們所開創的是在下一個千年中讓人驚歎的最長的海上航線。這條長途貿易的飛速發展，促進了伊斯蘭哈里發國家在最初幾個世紀中的繁榮和中國唐朝盛世的出現。
以中國為中心的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繁榮和忙碌，我們可以從勿里洞島沉船上的貨物中得以一窺。船上最主要的貨物是中國的瓷器。瓷器上所採用的裝飾圖案，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國外銷瓷對國際市場的敏銳把握：帶有幾何圖案，並以紅綠兩色印有《古蘭經》的經文的瓷器，定是打算銷往阿拔斯王朝的；綠紋瓷碗是銷往波斯的；蓮花圖案則是為佛教僧人準備的。在這一船瓷器背後，佩恩看到的是一種早期的全球化：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低到足以抵消相對高昂的運輸費用，這與生產者、海上貿易商與中國的官僚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都關係緊密，而中國內部的政局安危，直接影響著這一條貿易線路的興衰走向。
在貿易的規模上，佩恩斷言在11-15世紀之間，印度洋貿易網絡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貿易網絡，其中路線最長，港口最繁忙，流通商品也最多樣化。也正是這份貿易活力，不斷吸引著更多來自地中海和歐洲的商人和旅人，促成了直行亞洲航線的發展以及歐洲發現美洲大陸的歷史進程。
當然，亞洲以及處於亞洲的中國也僅僅是海洋史舞臺上的一個重要參與者，與其他文明一樣，都在互動的過程中塑造了自己的地位與性格。就像作者自己所說的，“本書的研究遠遠超出了海軍史的範疇”，論述也遠遠超過了船舶、航行、航海家這些傳統海洋史的主角。因此，即便本書已然是69萬字的鴻篇鉅製，也難以在對各個海域內政、外貿的論述中細所有、持平衡。但這並不影響這部書以嚴謹有據以及百科全書式的廣闊視野成為經典，更不影響我們在閱讀中感受作者對海洋史的激昂熱情，大家不妨以本書為引，共探水域，看海洋如何聯繫了發展，構築了現代世界。
□張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