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回憶25年前電影《霸王別姬》的誕生過程。對於這個本子，陳凱歌本來是拒絕的。在那之前，他拍了《孩子王》和《邊走邊唱》，無人喝彩。
《孩子王》劇照
製片人徐楓問他寂寞嗎？他說自己不想改變。
當然，後來徐楓還是說服了他。
我只是有些感慨：這種藝術上的傲慢，張藝謀是沒有的。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兩個人走的路也是不同的。
然而到了今天，這兩位中國第五代導演中至今仍然活躍的領軍人物，越來越像了——
他們都越來越沉迷於營造複雜的形式感。比如陳凱歌為了拍《妖貓傳》專門建了一座唐城，在敘事上使用層層幻術，施展障眼大法；這次張藝謀的《影》則大量使用了水墨元素。
但與此同時，構成故事的核心要素卻越來越直白淺顯甚至暗黑：片中的人物都是單向度的，我們看不到人物內心的掙扎痛苦，他們全都被動地成了導演的傳聲筒。
妖貓傳 (2017)
借用《影》裡面那句“沒有真身，何來影子”，沒有故事又何來意義？《妖貓傳》想說寬恕是人生最高的智慧，可是影片傳遞的全是報復；《影》想說每個人心裡都有陰影，而且最終那片陰影會完全地佔領你，成為你的全部——這點意思其實很沒意思，既不新鮮，也不高明。
影(2018)
應該說，形式感從來都是藝術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藝術家在強調形式感的同時，勢必會犧牲掉一些細節和內容。如何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是對藝術家的巨大考驗。張藝謀和陳凱歌曾經做到過，然而現在……
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讓觀眾失望。68歲的張藝謀和66歲的陳凱歌，似乎創作力真的已經衰退了。
然而，年齡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導演的創作力？或者說，導演的創作黃金期到底能持續多久？
二
也許，我們需要先來看看下面這些導演和他們近年來的作品及口碑——
1946年生人斯皮爾伯格：
2017年，他執導的電影《華盛頓郵報》雖然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最終角逐中敗給了《水形物語》，仍然收穫了評論界和影迷的一致好評，有網友形容該片“有可以預料到的中規中矩，但也展現了令人振奮的激情”。
2018年，他拿出《頭號玩家》，導演謝飛在豆瓣網上的留言說明了一切：“大開眼界！對我這個只玩過鬥地主的電腦遊戲盲來說，《頭號玩家》的內容確是匪夷所思。年輕觀眾歡呼雀躍的無數‘彩蛋’我常常無從辨識，一頭霧水，但是觀影體驗仍然痛快、滿足。比我小四歲的老導演斯皮爾伯格，如此旺盛的藝術想象力和嫻熟才華，讓人佩服不已。後半部漸顯落套，也無可苛求。”
1942年生人馬丁·斯科塞斯：
2010年，68歲的馬丁·斯科塞斯拍攝驚悚懸疑類電影《禁閉島》，所有情節都環環相扣，卻又充滿無限的解讀可能，網友們為小李子扮演的主人公到底真瘋還是假瘋吵翻了天。片中運用了大量心理學知識，想要探尋人類的求真意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戰勝非理性。
第二年，老爺子再次出手，拿出的卻是改編自兒童文學作品、充滿童真意味的《雨果》。還有一年就滿70歲的他，第一次嘗試3D，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
然後是2013年的黑色喜劇《華爾街之狼》，第八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
1935年生人伍迪·艾倫：
2011年，76歲的伍迪·艾倫執導電影《午夜巴黎》，以一場又一場的穿越不斷追溯藝術史上的黃金年代，蜜一樣的黃是金子的顏色，也是懷舊的顏色。但全片又充滿了伍迪·艾倫式的調侃和挖苦。
2013年，一部《藍色茉莉》被評為當代版《慾望號街車》，卻比後者有著更深的悲劇感。
1931年生人山田洋次（張藝謀出生那一年，他已經考上了東京大學）：
2013年，他執導電影《東京家族》，翻拍自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用自己的豁達溫暖打破了小津原作裡的剋制冷淡，又保留了日本傳統文化中的隱忍。
2016、2017年，他接連以《家族之苦》《家族之苦2》繼續探討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疏離，以及孤獨和死亡。他從生活最深處提煉出人物、細節和悲喜，既有日常的瑣碎，又有日常的鮮活，而最終貫穿全片的，是用愛迴應人生一切命題的釋然。
最後，1928年生人阿涅斯·瓦爾達：
2008年，這位新浪潮祖母以紀錄長片《阿涅斯的海灘》回望自己的人生，將客觀時間與主觀時間並置交融，懷舊卻不傷感，有繁花落盡的瞭然。
到了去年，一部《臉龐，村莊》更是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9.1的豆瓣評分伴隨著網友的評論：既是深情回顧，亦對未來投以燦爛展望；鏡頭對準可愛平凡的勞動者們，捕捉動人的情韻神思，生命微渺豐美自在，我將帶著你的眼和腳去遠方；盧浮宮裡的奔跑是光陰的回聲，玻璃上的留言是愛情的永不停息。
所以，衰老必然導致創作力的衰退嗎？顯然不是。
看看這些作品，題材、類型之廣泛、視野之廣闊、創作力之旺盛，令人歎為觀止。
他們展現的，是進入人生暮年之後的兩種創作模式：或者堅持自我，或者突破自我。但無論哪一種，都在持續地影響大眾，或者影響同行，持續地為電影這門藝術帶來新的樣貌。他們努力以作品創造新的審美價值，為我們看待自己與世界打開一扇新的窗口。面對他們，你只會有一個念頭：有些人不會變老，只會變好。
三
相比之下，陳凱歌和張藝謀，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一代電影人，根本還算不上老啊！他們也曾經站到過世界影壇的巔峰，如今是什麼阻礙了他們？
是離生活越來越遠了嗎？年初時採訪劉天池，她向我分享自己觀察到的國內影壇的一個現象：任何一個導演，一旦成名之後，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已經沒辦法在人群裡生活了。不能上街，不能買菜。 “我曾經問過一個知名導演為什麼不拍這些那些題材，他說這又不是我的生活，我怎麼講述呢？我已經不在這裡頭生活了，我根本不知道這些人的想法感受，講不了他們的故事了。”
從某種程度上，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越來越沉迷於講述自己記憶中的生活，以及想象中的古代世界。
以及他們面對新觀眾時常見的兩種姿態：要麼不自信，一味想要取悅，結果兩頭不討好；要麼高高在上，以一種過來人的姿態教育觀眾。
可是仔細想來，又不能全然地解釋。
杜尚曾經發表過他對於藝術的理解：藝術家做的一切都是藝術。
其實生活也如此。你的一切就是生活本身。
特別是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人有一百種方法可以瞭解現實中每天到底在發生什麼。
所以，重要的是藝術家有沒有意願去了解生活，思考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去看待生活，思考生活。
而決定一個人如何看待生活思考生活的，是他的格局。格局小了，低了，縱然有再新穎的形式，再流暢的敘事，那也只是技術和技藝的進步，而沒有隨創作者年齡增長而產生的遠見、智識和豁達。
突然想到謝晉導演。他在74歲的時候拍出《鴉片戰爭》，獲得第1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
而在謝晉人生的最後幾年，學者石川曾經這樣回憶：“每次看見我都會說‘沒時間了，我要去拍戲了’。每次聽他講這句話，心裡都有些難過。因為人人都知道，因為缺少投資，當時他其實是無戲可拍的。”
1987年，謝晉（中）與《芙蓉鎮》原著作者古華
謝晉導演沒有能夠趕上中國電影的好時候。這一點，今天的張藝謀和陳凱歌要幸運得多。可是，如果沒有更好的自我可以展現給觀眾，他們曾經的聲名，又能夠透支多久？
也許，在不在黃金期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
2015年的時候採訪濮存昕，他說到自己將來的打算：我今年整62歲，還有五年時間差不多了。五年之後，你就不會在舞臺中間站著了。但即便你在舞臺邊上站著演配角，也要讓人覺得你不白站在那兒，而是有價值的，是可看可賞可品的。
濮存昕、陶虹主演的話劇《建築大師》
是的，即便創作的黃金期已經不再了，只要還在拍電影，拿出來的作品，也應該是有價值的。
作者：邵嶺
編輯：李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