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日本為何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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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說」

每次諾貝爾獎頒給日本人,

都引來各種感嘆,或者說日本妒忌。

那麼,經濟學獎為何沒有日本人?


這篇文章可以一讀,

他認為大多數日本人對於經濟學有另外一套理解,而這套理解使他們不大熱中於西方人的標準。


我未必贊同,但是讀讀可以加強理解,

日本人怎麼理解經濟學,以及什麼樣的學術是有價值的。

有本國特色的經濟學,如何被世界理解?

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剛出版一本日本社會文化觀察《不迷路,不東京》,此刻還在寫日本經濟的相關著作。歡迎給《徐瑾經濟人》留言談你感興趣的問題,更多內容會陸續分享在星球,https://t.zsxq.com/rvz3fQr

作者丨孔祥旭 推薦 l 徐瑾經濟人(ID: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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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著名經濟學家高鴻業老師和我聊起西方經濟學的作用時說:日本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日本成了經濟大國,你看西方經濟學有什麼用處?

老實說,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人居然沒有拿過“經濟動物學大獎”,確實讓人覺得有些奇怪。

眾所周知,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靠給西方經濟總結出幾條曲線或者幾個定理得獎的,也有因為研究美國經濟史的問題得獎的,甚至還有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得獎的,但就是沒有靠研究日本經濟得獎的,特別是沒有日本人為此得獎。

這說明什麼?是日本經濟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這麼說,因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響應該最大。

深度|日本為何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那麼是日本人的科學思維能力差?恐怕也不能這樣說,因為日本人不僅有諾貝爾物理學化學獎得主,甚至還有文學獎得主。

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幾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佔有一席之地,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日本經濟模式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解釋日本經濟時沒有達到西方人的標準,或者是許多日本人對這項工作並不熱心。

關於第一個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經濟模式確實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甚至對著幹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認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經濟學的“普適性”,於是大家乾脆把它當特例,或者等著它自生自滅。

與此相比,第二個原因可能更有說服力,就是大多數日本人對於經濟學有另外一套理解,而這套理解使他們不大熱中於西方人的標準。

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學與相撲的境遇差不多,相撲不被國際奧委會承認,所以入不了奧運會項目;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比畢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賽,所以日本的經濟學同樣也不被西方人認可。

但不管怎樣,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歡看相撲就自娛自樂吧;同樣,只要日本人自己覺得自己的那套分析辦法好使、管用,就繼續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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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量引進西方文化。在經濟學方面,伴隨著對大量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的翻譯和介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日本經濟學理論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戰敗以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佔絕對主導地位,甚至當時的社會科學一詞就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戰後直到1960年代,儘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主流經濟學,但是隨著西方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增長理論的導入,形成兩者並行的局面; 此後是以西方現代經濟學和實證分析為主的多元化格局。

現在,在六十歲以上的日本經濟學家裡,使用馬克思理論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則更喜歡現代西方經濟學。這裡可能還有一個功利上的考慮,因為搞現代西方經濟學畢竟可以使數學功底較好的年輕人迅速脫穎而出,而不必受經驗少的限制。

在日本的經濟發展中,西方經濟學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對此,在日本學術界一直沒有一個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說法。但是隨著戰後日本在經濟上的成功,日本人主張自己觀點的信心大增,使強調日本特殊性的說法佔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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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在日本,經濟學和經營學沒有起作用。”

京都大學的一位叫佐伯啟思的經濟學家在《“慾望”與資本主義》一書中甚至這樣說:“可以肯定的是,戰後日本經濟學家引進了美國的經濟學,在經濟學院裡是把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作為講義的。但是,聽了這些課的學生們在參加企業經營的時候,卻把所學的內容忘得乾乾淨淨。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日本的生產方式才獲得了很大成功。”

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至少經濟學的概念、統計學以及會計學方法等西方的舶來品,在日本一直被廣泛地應用著。再說了,這話讓那些搞西方經濟學的同行聽了肯定不高興,就好像教西方經濟學是在浪費學生的時間,是在混飯吃。

關於這一現象的解釋一般是:儘管日本從西方國家引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但卻建立了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它不是對某家西方經濟學流派應用的結果,而是與日本民族的傳統和思維習慣密不可分的體制。

於是,由於經濟體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及經濟分析方法。

丸楠恭一在《現代國際社會的視座》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

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是為了分析西歐類型社會的體系,如果沒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歐的自我”,近代科學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別是亞洲地區的“經濟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為止的社會科學框架裡得到說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這種非經濟因素進行解釋,這正說明了經濟學是基於特定文化背景的產物。

我有一種感覺:在中國,把西方經濟學當科學看的人很多,區別只是把哪一個西方流派當科學的問題;而在日本人看來,西方經濟學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那麼,日本特色的經濟學是什麼樣的?說起來內容當然很多,這裡我們只是通過日本人的經濟分析方法來看看日本特色。

不過需要說明一點,說“日本特色”,並不是說日本人完全脫離西方經濟學另搞了一套體系,相反,在日本介紹西方經濟學的書很多,搞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經濟學界的名聲還挺高;當然,這些人的數學功底一般都比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學數學出身。

但總的看來,大多數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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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經濟方法論

1.超實用的經濟觀

日本文化是一種亞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為模仿對象,來消化主流文明的東西。

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尋求近代國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許多代表團去歐洲和美國考察。在代表團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政府做出不同領域以不同國家為樣板的決定。

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國為樣板,電報和鐵路按照英國方式建設,大學效法美國的做法,憲法和民法以德國為原型,刑法則以法國為原型,等等等等。

儘管日本導入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始終沒有接受西方的價值觀。正如森島通夫指出的:“儘管戰後階段日本經濟獲得了成功,但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勃興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極其遙遠的”。

實際上,日本人搞改革並沒有什麼理論體系,也不像我們中國人那樣常常把時間花在論戰和搞各種各樣“土的”或者“洋的”體系上,被理論問題長期困繞。

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現場對主流文明進行考察,再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消化對自己有用的部分。

於是,實物比理論爭論就顯得更重要。這和以前引進中華文明時的做法一樣,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國的東西比用西方的多。

日本人最初在翻譯“經濟”一詞時,是採用了中國的典故“經世濟民”的意思,即國家的統治和實行救濟人民的措施。經世濟民的經濟學當然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是偏重實踐而不是理論。

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術語搞得莫名其妙。

沃爾夫在《日本的陰謀》一書裡就談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語言中,與日本新聞報道一樣到處是軍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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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達成“目標”的活動叫“機動”(即,交戰前後或者交戰中,軍隊在戰略戰術上的移動或運動),對市場“攻擊”,在外國海岸建立“橋頭堡”,對競爭對手“側面突擊”、“包圍”、“擊退”,艱苦的時候叫“在戰壕裡防禦”,成功叫“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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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本社會的最大特點還是如堺屋太一說的:日本是一個沒有絕對正義的社會。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追求一種絕對的正義,而在日本的傳統中並沒有也不承認存在有普遍的絕對的正義,所以在日本人看來,沒有普遍適用的經濟學理論。

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竹內宏在《路地裡的經濟學》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經濟原則、財政原理、經濟政策由於國家和社會的不同,存在著明顯不同,我們所考慮的普遍經濟原則大概只通用於地球上的一個角落”。

所以,日本人特別不重視對普遍原則的探索。

日本人看待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關注人間性。克拉克在《獨特的日本人》一書中指出:與西方社會不同,“日本不是原則關係的社會,而是人際關係的社會。” 這種社會差異肯定會反映在人們對經濟關係的理解上。

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職員非常喜歡讀歷史書,其熱情度遠遠超過讀經營類的書。

有財界首腦之稱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原會長稻山嘉寬說:“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是人間的學問,精神的事才是中心,與百分比沒有關係。數字和統計不是經濟的主流,只是檢驗的手段”。

這種看法與澀澤榮一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的理念一致。澀澤榮一被譽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之父,他提出的《論語》加算盤的經營理念代表了日本經營的指導原則。《論語》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盤代表謀利之器。前者是永恆不變的中心,後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進的經濟技術手段。

還有就是,日本人觀察經濟現象的角度是強調現場實感。可以說,現場主義是貫穿日本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文化領域的基本原則和習慣。即,在現場發現問題,在現場分析問題,在現場解決問題。

據說豐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現場主義的例證,他們在公司和工廠設置了許多提案箱,創立了人人可以對工作中的問題提出設想和建議的制度。

又如,日本戰後第一任經濟企劃廳長官高奇達之助就是來自實業界的人,他是按照經營企業的思路來要求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

實際上這種現場主義是日本傳統思維方式的延續,它有兩個主要特點:一個是板阪元在《日本人的論理構造》一書裡說的“尊重場所”,一個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書裡概括的“實感信仰”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現場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日本式的實證方法,它與以統計分析為主的西方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簡單地說,日本人的經濟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實物,而西方人則更側重對數據的計算分析。

為什麼日本人會這樣看問題呢?

讓我們先看一個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個叫《日經商業》的雜誌曾在20年前組織專家學者搞了一次日本產業百年史的課題,探討企業興衰的規律(參見日經商業編《會社的壽命》)。他們對一百年間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業進行了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與托爾斯泰說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對於企業來說,“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樣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業都是相似的”。

也就是說,關於企業的成功,沒有普遍適用的規律可尋,而失敗的企業倒有不少共同點。於是他們在探討企業成功祕密的研究中,全部採用對企業的個案分析。

話既然說到這份兒上,就不可能逼著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了,更不可能讓日本人為了探索普遍的規律獻身。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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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禪宗流”的經濟方法

日本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相反,一種被稱為實態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卻相當的普及和發達。

實態是指具體對象或問題的實際狀態,它是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之中,有具體的人與人的關係。實態分析就是在具體的場所中,通過實例把握事情的本質。很有“以一粒沙子看世界”的意思。

需要說明的是,實態分析與我們通常說的案例分析不完全相同,實態分析更強調研究者的實感、現場感,並強調親自到現場收集自己所用的資料,而案例分析不一定要求研究者到現場收集第一手材料。

可見,日本的經濟分析方法是輕視對體系化、普遍性的追求,重視事物的特殊性,一切以時間、地點、場合為轉移。

大家看,這種經濟分析方法像不像禪宗的方法?

禪宗眼裡的世界也是非常具體,所以只能針對每個人的不同,甚至每個人不同時期的實際狀態,給予不同的點撥。

於是禪宗留下的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而是一大堆“公案”。所謂公案,就是記錄歷代不同個人狀態的個案留下的一本流水賬,實際上是因人而異的“私案”。於是不立文字的禪宗通過公案的文字,讓人們各取所需。

而實態分析是通過對“個案”的分析來了解世界,解釋世界,也就是通過解剖麻雀方法來解釋世界。於是也留下一大堆“個案分析”。至於整個世界的狀態,還需要人們通過“見”,對問題進行整體感悟。

在我看來,日本人手裡的實態分析方法就是禪宗思想在人文學科中的延伸,是一種禪宗流的“社會科學分析方法”。

當然,實態分析畢竟是一種局部分析方法,用一粒沙子看到的世界肯定有片面性。為了克服這種片面性,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選取典型對象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再儘可能地擴大考察範圍。

但是,是否可以找到普遍性的東西,全靠人們的“悟性”。這再一次說明,日本人不會對形而上學的抽象體系感興趣,而且也不擅長此道。

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文章讀本》一書裡說:“在日本,由於沒有日本獨特的抽象概念……自古以來,男人就有把全部抽象概念用外來語處理的習慣……所以,概念本身缺乏自立性、獨立性、明晰性。”

換句話說,最能打動和啟發日本人心智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見的東西。

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事實=細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日本人確實有“用部分否定整體”的習慣。

小室直樹在《危機的構造》一書裡說的“日本人缺乏社會科學的思考方法”,也是指這一點。

另外再談一個有趣的現象,因為它和毛澤東思想還有些關係。許多日本人很推崇毛澤東的方法論。

一箇中國留學生曾經對我說,他的日本老師讓他讀的第一本日文書是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還有一位中國同學也對我說,他和他的日本老師到一位搞農村工作的日本老人家拜訪時,他老師事先就提醒他不要說對毛澤東不尊敬的話。

老實說,毛澤東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日本確實有一定的讀者群。實際上,毛澤東那篇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運用的就是一種實態分析方法。在後來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的著名論斷,並且指出“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

日本的許多學者都喜歡引用毛澤東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這樣,調查研究就不僅僅是一種研究方法,還涉及到發言權的問題,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叫“話語權”。由於涉及到權力問題,當然就會出現飯碗問題。

實際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的成立至少需要一個條件:分權體制。

也就是說,在現場的人或者最瞭解現場的人最有發言權,這就可能使高高在上的人沒有了發言權。這事太難了,特別是要想堅持下去而成為一個規則就更難。

因為,如果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是用來對付留洋學生或者是向理論權威挑戰,那是再好不過的武器,但是在一個集權體制裡有誰敢用這個武器?在普通人手裡它還算是一個武器嗎?

當然,日本人的觀點與毛澤東的還是存在一定區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

如果從經濟方法論的角度看,毛澤東這句話有三個主要特點,即堅持普遍性的原則、重視調查研究和尊重民族性。

在這方面,日本人是更注重後兩點。這就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不同之處。

也就是說,日本是有著不追求“絕對正義”的傳統,而中國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國,不可能放棄對經濟原則的正義性和普遍性的追求。

所以,中國和日本雖然同是東方實用性民族,但是由於國民性不同,反映在經濟研究方法上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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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青年學者,

FT中文網財經主編,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

新書《不迷路,不東京》,日本訪學遊記

過往作品: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

《有時》文藝隨筆

《印鈔者:中央銀行如何製造與救贖金融危機》

《凱恩斯的中國聚會》

《中國經濟怎麼了》

《危機與轉型——對話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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