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激活發展動力源

農村改革 農村 三農 農業 農民日報 2017-03-28

本報記者曹茸李飛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改革創新是社會發展的永恆主題,農村改革對於全局發展的意義更是非比尋常。我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穩全局就穩,這是由三農的重要地位決定的。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提出“三個堅定不移”,再次申明瞭中央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意志和決心。當前,農業還是現代化建設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農民還是最大的低收入群體。如果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如何讓農民的錢袋子更鼓、權利得到更好的維護和發展?如何讓農村生產關係的變革更加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如何讓農業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這些都是農村改革的重點難點問題,也是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

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農村改革千頭萬緒,首要是抓住關鍵性、基礎性、普遍性的任務。

“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這一攬子的改革,都是屬於給農村打下制度性基礎的改革,是農村改革的‘深水區’和‘硬骨頭’。”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杜鷹如是說。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建德市楊村橋精品草莓科技示範基地經理吳東良認為,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是激活農村土地要素。要通過經營權流轉、股份合作、代耕代種、土地託管等多種方式,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促進農村土地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

目前,全國土地流轉面積佔家庭承包耕地面積35%左右,“家家有地,不一定戶戶種田”成為新時尚。“三權分置”也賦予“經營權”諸多權能,特別是將金融支持與經營權掛鉤,進一步盤活了沉睡的資產。

為此,全國人大代表、天能動力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天任建議,完善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服務平臺,通過資產評估、產權交易、信用和融資擔保、資產管理、風險補償等“一條龍”的專業化服務,搞活土地經營權,破解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難題。

“一方面,農民擁有土地財產,但面臨資金、技術、市場的瓶頸;另一方面,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又面臨用地難題。如何化解企業缺地和農民缺錢的發展難題?”全國政協委員、正大集團副董事長楊小平介紹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我們通過‘農戶+合作社+企業’的模式,形成了農民是資產所有者、企業是資產運營者的農商共同體。農民旱澇保收穫得固定分成的資產收益,企業是職業經理人,承擔市場風險。”

完善價格機制:改革不合理的農業供給結構

在當前農村改革領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改革。

“價格改革是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密切相關的內容,價格信號不準,何來調結構?而且價格是改革的快變量,引導性強,要首當其衝。”杜鷹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認為:“目前我國糧食價格是三種制度並存,水稻、小麥是託底收購價,這裡邊包含了對農民的補貼成分;棉花實行目標價格補貼,是部分程度的價補分離;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三種制度並存一定是過渡階段,還需要繼續探索完善。”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說,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主要表現在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上。如果農民滿意而市場不接受,農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就依然要調整。

市場不接受、結構不合理、農民不增收,困局怎麼破?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又要把改革的陣痛降到最低,如何把有限的財政資金髮揮最大效益,使得補貼可持續,對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和現代農業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實行價補分離,橋歸橋、路歸路,按土地面積補貼,與品種脫鉤,簡單透明,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農民從各地的比較優勢出發,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以前農民不是根據市場來決策,而是根據政府的價格政策來決策,而政府的價格政策沒有規律可循,所以很茫然。要讓農民通過市場分析來決定種什麼,政府把補貼從價格裡拿出來,換一種方式再給農民。”柯炳生建議。

釋放“雙創”活力:為農村發展注入新動能

改革來自於生產關係的調整,也來自於生產力的迸發。除卻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的變革,“雙創”“城歸”等新力量也為農村改革注入了新動能。

“當年有‘海歸’,現在有‘城歸’,在城裡創業的年輕人,掙到了一些錢,也攢到了一些人脈,他們回到農村,對農村實體經濟振興起到了作用。這看似是個經濟問題,其實也解決了社會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說,我國農村“三留守”人群數量各在4000萬以上,現在兒子、女兒從城裡回來了,許多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全國政協委員楊志明建議:“要像扶持‘海歸’那樣扶持‘城歸’。可以將國家扶持小微企業、農副產品就地加工、革命老區旅遊開發、精準扶貧等優惠政策進行集成,集中釋放形成磁場效應;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用地作出統籌安排,可以依託現有各類園區,盤活閒置廠房等存量資源。”

“農民工返鄉創業多是小微企業,大商大資並不多,他們很難享受土地、金融、賦稅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創業還是很艱辛的。”全國政協委員尚勳武建議,從政府管理的角度,要在制度設計上提供更多便利,細化土地、金融等政策措施,比如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開發?廠房設施怎樣貸款抵押?這些都是當務之急。

而對於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創業,來自高校的委員們也發表了自己看法。

5年前,安徽農業大學開設了青年農場主創新班,採取與企業、社會聯合培養的模式,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報名參加,至今已有兩屆畢業生。

“從畢業去向看,真正去農村一線創業的並不多。一方面要加大鼓勵政策,吸引青年人才特別是農村出來的青年返鄉創業;另一方面要在社會上營造氛圍,覺得農業是個體面的職業,值得去紮根創業。”全國政協委員、安徽農業大學副校長夏濤建議。

“我們還是鼓勵大學生先就業,再創業。成功的創業離不開創新,特別是農村創業要有新的元素。剛畢業的大學生缺乏資金、經驗等各方面的積累,通過就業廣泛積累經驗,可為今後創業做一些準備。”柯炳生特別強調,大學生創業不可一概而論,要根據個人和家庭的情況,特別是寒門子弟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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