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甘谷小村東灣

小 村 東 灣

文／張建魁

村子很小，只有六十餘戶，三百餘人；甚至於小到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地圖上都找不到，不管是谷歌、百度還是高德，即便是大比例尺的“甘谷地圖”上也找不到“東灣”兩個字。只有在應該是我的家鄉的那個地方畫著一個小圓圈，旁邊寫著“田家灣”三個字，我也不知道是指小圓圈南邊的田家山還是北邊的東灣。更讓我鬱悶的是，不遠處還有個小圓圈，旁邊寫著“莊科屲”，那其實是一個只有七戶人家的居住點，是我們村的一個分支，歷史都只有七十年不到，我們村好歹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了。當然這隻能抱怨粗心的工作人員，還有不願意實踐調查只會坐在辦公室裡複製粘貼的人肉機器。

小村子很平凡，處在大山的懷抱裡，一年四季冷暖適宜。村裡也沒有出過什麼了不得的大人物，最高也不過一個團級軍官，此外連一個科級幹部也沒有，但是這並不妨礙東灣的溫暖和村民們對東灣的依戀。小時候聽爺爺說，我們的祖先原來是居住在東灣西邊的羅池村——一聽就是很美麗的名字，一百多年前才搬到了現在居住的地方。因為在羅池村的東邊，地形呈灣狀，所以就叫做東灣。我們甘谷的地名，大都離不開溝山岔屲咀灣樑窯之類的，小村的名字普通得和村民一樣，但卻也是我最不想離開的家鄉。我對於東灣的依戀似乎從很小就有了。小時候的我身體比較弱，一到了冬天就喜歡呆在家裡，什麼地方都不敢去。尤其是東灣的山樑上，素有“東灣樑，凍死狼；東灣咀，凍死鬼”的說法。在童年很長時間裡，我以為東灣的山樑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冷的。後來長大了才發現，到了冬天，甘谷的山樑都是一樣的寒冷。只是因為我長期處於東灣的懷抱，溫暖慣了。人就是這樣，總是具有依賴性，就象小鳥眷戀母親。

小村後面的山也和村子一樣，普通乃至於無名，我們稱為堡子山，得名于山頂上的一座土堡。土堡已經殘破不堪，堡門也不見了，只剩下的一個洞口也被坍塌的土掩埋了大半，西邊的牆上還有一條小路可以直達牆頭，據說是同治回變的時候回回挖的。同治七年，回民圍攻土堡。村民們以為回回是要一座接一座堡子的進攻，就把僅有的兩門土炮借給了附近的鄭家山，最後導致沒有守住土堡。回民從西邊的堡牆上挖了條小路，攻入了土堡，村民大多罹難。當時，附近的張家廟和鄭家山的土堡也在同一個晚上遭到進攻，但是人家都守住了。所以老人們常常說：“廟兒堡子靠了神，鄭家堡子靠了人，東灣堡子盛血盆。”小時候奶奶給我講述東灣堡子的故事，我總是感覺在聽《荷馬史詩》一般。有時候，我和小夥伴們一起站在堡子上玩打仗遊戲，往下面扔土塊，擊打併不存在的虛擬的敵人，一時間，自己就彷彿是縱橫沙場的將軍在堅守關隘。那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豪情，裝飾了每一個孩子的英雄夢。當然，奶奶也是聽祖先們一代代口口相傳下來的。都說國有國史縣有縣誌，東灣普通得連村史都沒有，所以奶奶的講述就顯得極其珍貴了。奶奶說，當年回回在堡子下面拿著武器嘶喊著，威脅村民打開堡門，村民們站在堡子牆上往下扔石頭，有一個回回用兩把七寸刀子扎著堡牆，眼看著要爬上牆頭，豬娃爺爺著急了，拿起一把钁頭就挖進了那個回回的脖子，結果回回死了，钁頭也掉下去了。回回就用這把钁頭在堡牆上挖了一條路，殺進了堡子，血就象下雨天的溪流一樣流出了堡門。我問奶奶豬娃是誰？奶奶說，豬娃一家在五八年餓死了，奶奶說的時候，眼睛看著遠方，看著天空，一陣迷茫。

堡子被攻破的時候，我年僅十歲的高祖被回民擄掠到張家川，給回回養馬，一年後逃回家，開始了他的個人奮鬥。高祖帶領著我的太爺弟兄七人，到解放前擁有了八百畝土地，成了當地的一個地主。小時候，外村的人說我們是東灣裡的“商戶室”。離我們不遠的陳家窯，有一個解放前我家的長工，我小時候，我父親還常去看望他，就像是走親戚一樣，老人吸一鍋煙，把煙桿在炕沿上磕一下，“還是東灣裡的東家好啊。”聽說，老人年輕的時候力氣很大，一頓飯可以吃七八碗，可以扛著三百斤的口袋上梯子，可以把碾場的碌碡架到大樹杈上。東灣裡的人雖然普通，但都很質樸。在爺爺奶奶的那個年代裡，飢餓是東灣遇到的最大的威脅，老人們說起飢餓來還是心有餘悸。我家因為條件稍微好一點，也經常接濟村裡捱餓的人，即使是文革期間，我爺爺也沒有受過太多委屈，也沒有捱過批鬥。東灣先後經歷過民國十八年和五八年兩次大的饑饉，也就是跌了兩次“年讖”，村裡餓死過許多人，但更多的還是活下來了。活下來的人也是分為好幾支，象“商戶室”、“染坊家”、“書房院裡”、“頭起院裡”、“後頭院裡”、“莊科屲來”等等，基本上是以血緣關係的遠近為紐帶的。每一支都很團結，各支之間也很團結，畢竟都是一個張家。每一支就像一個生產單位，做什麼事情都是在一起的，比如殺豬、碾場等等，一起幹活也一起吃飯，老弟兄們往往是最開心的，似乎還沒有分家一樣。小時候，我們“商戶室”是一支比較大的，七戶人家，每次一起勞動一起吃飯的時候，我的奶奶們就守在各自的家裡，爺爺們聚集在一起，是坐在堂屋炕上吃飯的，我父親一輩就坐在堂屋裡的長條板凳是，我們小孩子就在院子裡吃，只有大一點的孩子在門口，看到堂屋裡的長輩吃完了進去取碗盛飯。現在想起來那個規矩是非常嚴格的，但是我們似乎從來來沒有感覺到壓抑。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在院子裡，不喜歡去堂屋，院子裡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不受約束。那時候各家的院落佈局基本都類似，大門上是清一色的“耕讀第”，堂屋上基本是是“福德堂”，廂房則是“芝蘭室”之類，比較自由。

雖然大門上都寫“耕讀第”，實際上那時候整個東灣也沒幾個讀書人，截止到現在村裡就只出過一個研究生，北京林大的博士。其餘的最大也就是本科生，包括“書房院裡”那一支。我記得小時候大門上最常見的對聯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實際上這對聯概括的也不盡然，孝子倒是很多，忠臣那就是奢望了，好歹也得是當官的不是？連臣都不是，都是平頂子百姓。耕田當然是主業，讀書的卻不多。東灣裡的孩子似乎不大愛讀書，每當考完試，村裡的老人往往開玩笑說，考的怎麼樣？是不是又是一個“校長頭名我二名”，說完就一陣笑。據說解放前村裡一位學生去甘谷考中學，放榜之日看榜回家，村裡人問考得怎麼樣，他回答說，“往前看人山人海，往後看中華民國，校長頭名我二名”。村裡人以為考得不錯，結果學校裡的老師解釋說，這娃娃考了倒數第一名，他後面就只有校長的簽名和中華民國多少年的時間。於是“校長頭名我二名”就成了倒數第一名的代名詞了。東灣裡的學校建立的比較早，據《甘谷教育志》記載，東灣裡小學建立於1937年。。最初是私學，解放後改為了公學，由於學校是我太爺建立的，所以我爺爺就擔任了校董，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職務。學校先後幾經搬遷，後來還是搬回東灣了。那時候教書的是渭陽劉家街子的劉子高老先生，也是我父親的老師。老先生在東灣裡教書育人十幾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記，也和我家結下了很深的感情。前幾年老先生去世前還託人捎話說想見見我父親，遺憾的是我父親當時正在天水做手術，康復後老先生已經仙逝，未能見到先生最後一面，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到我讀書的時候，學校只有三個年級了，我父親是唯一的老師，還是民辦教師。教室是借的村民的房子，做廣播操就在村裡的麥場上，書也就兩本：語文和數學，一切都和小村一樣普通。當時孩子都沒有練習本，我們就用廢電池芯在地上畫出自己的“領地”，然後趴在地上，用廢電池芯在地上寫字。寫完了就等待父親檢查。旁邊的杏樹上偶爾掉下來一枚青杏，大家就爭著去搶，不小心踩壞了同學的“作業”，馬上就會吵起來。突然父親咳嗽一聲，大家就立刻安靜下來。太陽光穿過杏樹葉子見的縫隙，在地上留下斑駁的影子，在一張張稚嫩的臉龐上映出各種各樣的圖案，猶如抽象派的畫。父親的工資很低，從最初的兩塊五到五塊，十五塊，十七塊五，最後漲到了一個月四十塊錢——也就是一百斤小麥的價錢。一起的民辦教師許多都堅持不下去了，但父親從來沒有放棄。父親這一堅守就是四十年。他堅守的不僅僅是三尺講臺，還有東灣人的精神陣地，也許還有從我太爺到我爺爺的的夢想的傳承。我爺爺去世前對我父親和我姑姑的遺言就是讓他們供我和我表哥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學校，畢業後只當老師和醫生。後來，表哥成了縣醫院的醫生，我也走上了中學講臺。父親在講臺上站了四十年，退休的時候還是初級職稱，卻兩次走上手術檯。每當想起父親59歲那年做手術時，被醫護人員從手術室推出來的情形，心裡就異常難過。

曾經滿村杏花的東灣，現在居住的人家只有不到十戶人了，2008年地震之後，政府在東灣的北邊一個叫金窟洞地裡的地方建設了新農村，對東灣進行了整村搬遷，大多數人都搬進新農村了。新農村更加開闊，更加平坦，也更加向陽和溫暖。雖然還是叫東灣，但是我知道，那已經不是我的東灣了。每到夏天，一家人就可以自己打麥子了，大多數人過年也不殺豬了，再也沒有那種幾家人一起幹活吃飯的場面了，爺爺們一起吃飯的堂屋也於前年毀於一場大火。東灣裡的學校也合併到了田家山小學，聽說也不叫小學，叫做教學點了。父親早已退休，講故事的奶奶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了，媽媽年過花甲，看我的目光依舊那麼慈愛。每次回家，看著奶奶長滿青草的墳頭，總想著就躺在東灣的山坳裡，聞聞蒿草的清香，不願離開。

真的有點擔心，小村東灣，會不會有一天從我的記憶裡永遠的消失。

作者簡介：

張建魁，甘谷縣委黨校講師，從事地方文化和名人文化研究。主要作品《甘肅歷代名人研究》，2015年由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