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編輯部
一
1978年，新年的第一縷晨曦像往常一樣喚醒中國，即使最大膽的預言家也不敢想象，在這一年接近尾聲的時候，看上去那麼堅不可摧的幕布，會被撕開一個口子；並從這個口子開始，以摧枯拉朽的態勢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燒起來。
一個改變億萬中國人命運的大時代開始了。
從此，踏上這條道路的中國，開始不停地奔跑、跨越，其心志之堅決、力量之強大、速度之迅疾，在近代五百年大國崛起中，無與倫比，無可企及。
這條道路，就是改革開放。
二
1974年的陝北。
這一年，樑家河村的北京知青雷平生，終於過上了一個“肥年”，他和住同孔窯洞的同學難得買了幾斤石槽子裡的凍豬肉。後來回想起來，雷平生還覺得，那次買的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
肉買回來，長期缺油水的他們，等不及燒，就把肉切成片開始生吃，那味道真是鮮美！
歷史就是這樣，將擺脫飢餓的渴望，深深刻進這兩位青年的記憶裡。
雷平生的這位同學，叫習近平。
吃飽飯，今天看來最簡單的願望，甚至天經地義的事，但在1974年的年輪裡，卻顯得那麼遙不可及。守著土地卻打不下多少糧食，種著糧食卻吃不飽肚子，這成為農民最困惑、最煎熬的痛苦，也成為改革最原始、最直接的動力。
不過當時，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還要等上四年，曙光才會到來。
誰也不曾想到，1978年11月24日那個冬夜，在安徽鳳陽小崗村一間低矮破舊的茅草屋裡，一場壓低聲音進行的“祕密行動”，會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一聲驚雷。
十八個渴望溫飽的農民決定分田到戶、包產到戶，他們摁下鮮紅的手印，起誓“坐牢殺頭也甘心”。這一石破天驚的舉動，被後人稱為“大包乾”。
廣東潭葛村、甘肅紅崖灣村、江蘇墊湖村……與小崗村一樣，這些散落各地的村莊，也正在奮力掙脫沉沉的夜幕，透出希望的縷縷星光。
“冒犯天條”的後果是責難紛至，更多人還在謹慎地觀察著風向。
正當是非膠著的關鍵節點，鄧小平一錘定音，支持小崗農民：“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這場發源於小崗村的星星之火，終於成為燎原之勢。1982年，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為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正名。
然而，改革的過程也並非沒有阻力，一時有“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
1982年的河北依然是一片沉寂，正定縣也因為謹慎尚未試水。年輕的縣委副書記習近平悄悄派三個幹部到鳳陽瞭解情況，並推動裡雙店鄉成為正定縣第一個試點，結果當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一年後，“大包乾”在正定全面推廣，在河北省開創了先河。
到了1983年，在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正式確立下來。從人民公社體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農民，煥發出巨大的活力，帶來了中國農業連續六年的大豐收。
“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簡單直白的歌謠道出了農民的喜悅和歡騰。
正是基於“大包乾”開啟的農村改革，四十年間，我國的糧食產量從當初的3億噸增加到6億噸，是原先的2倍，肉類7倍，禽蛋奶16倍，水產14倍……困擾中國曆朝歷代的飢餓問題，在改革時代化成了歷史的雲煙。
三
如果說，“吃飽飯”還只是改革初期的夙願，那麼“有錢花”，則是人們吃飽肚子以後，最為熱切的盼望和追求。
2017年10月25日，一位名叫魯冠球的老人合上了雙眼。從帶領萬向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起，魯冠球的名字，就與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史連在了一起。
對於脫胎於農村社隊企業的鄉鎮企業，即便是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認為是“異軍突起”。“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
魯冠球、吳仁寶、徐文榮、吳棟才、周耀庭……這一個個普普通通的農民，都紛紛在改革大潮中洗腳上田。從此，他們的名字，不僅在中國鄉鎮企業圖譜中燦若星辰，也與中國的工業化、與中國製造的輝煌，緊緊相連。
到了1987年，鄉鎮企業中，二三產業產值合計增加到4854億元，首次超過了農業總產值，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到鼎盛時期的2007年，鄉鎮工業增加值佔到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6.5%；從業人員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9.13%；實繳國家稅金佔全國稅收總額的20%。
如今，儘管隨著時代的變遷，“鄉鎮企業”這個名稱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但是，脫胎於鄉鎮企業的民營經濟，仍然是當前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幾乎同時，一場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到來了。
1986年，國家開始允許國有企業招收農村勞動力， 1989年就出現第一次“民工潮”，全國“流動大軍”達到3000萬人，而這一數字，在2017年達到驚人的2.87億。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來被稱為“農民工司令”的張全收，已經來到深圳打工。十幾年後，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民工荒席捲珠三角，張全收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路——城鄉之間的勞務樞紐。
十多年裡，張全收帶著他的鄉親們源源不斷地離開土地，來到城市的工廠裡；而他們用汗水換來的財富，又綿綿不絕地流回家鄉，撫慰和滋養著乾渴的土地。
而在世紀初的中國，要不了多久，繼續留在土地上的人也將陸續得到真金白銀的實惠。“多予少取放活”“強農惠農富農”“重中之重”，億萬農民迎來了一個重農的時代。
2006年1月1日，《農業稅條例》正式被廢止，這意味著延續了兩千六百年的皇糧國稅一朝終結，其直接效果是，全國農民每年減負超過1000億元。
這是千百年來農民想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好事！種地不用交錢，種地國家還發錢！如今，國家僅農業生產的補貼政策資金總量接近1700億元，其中直接發到了農民手中的就佔80%。
四十年過去了，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從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7的13422元，是當年的100倍；農村醫療與城鎮居民並軌，編織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網；農村養老也基本實現制度全覆蓋。
“鑄鼎刻銘，告知後人”。2006年，河北農民王三妮親手鑄了一尊鼎，命名為“告別田賦鼎”。如今，這尊鼎就靜靜地立在中國農業博物館裡，無言地訴說著一個時代的變遷。
四
在改革開放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GDP有種近乎狂熱的追求。
只有放在整個近現代史中，才能真正理解這個民族對發展的補償性求索，也只有經歷了欺凌的國度才能真正感受“落後就要捱打”的辛酸。這根苗、這心病，它種下的時間，也許可以回溯到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華的那一天；也許可以回溯到1894年9月17日，那場發生在黃海大東溝的海戰；也許還可以回溯到1842年8月29日，中國被迫簽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刻。
所以，我們從丹田中喊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時代強音，我們牢記“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告誡，但在發展呈現加速度時，我們也在思索，如何踐行“科學發展觀”。
我們開始用思辨的眼光打量自己所處的世界，我們開始問自己：我們要走一條什麼樣的路？走向何方？
最先遭遇這個世紀之問的，仍然是發展水平領先於全國的沿海地區。
浙江餘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一度位列安吉縣首富，靠的就是村裡的石灰岩礦山。
然而，山養了餘村人，也傷了餘村人。
開礦的炮聲震撼著大地，村民家即便關著窗戶每天都會落下厚厚一層灰，一些四十多歲的人爬幾步坡路就喘得厲害，很久以後大家才知道，這叫做石肺。
高消耗、高汙染的發展方式讓世紀初的浙江遭遇到“制約的疼痛”。因為鬧“電荒”，連西湖，也經常晚上漆黑一片。
後來有記者問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停電的時候在想什麼？習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總是要長一些教訓，才能增加一分動力，我們的資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從“站起來”“富起來”邁向“強起來”，中國一定要走新發展之路。帶著從樑家河到正定、從福建到浙江一路實踐一路思考的認識，領航泱泱大國之後，習近平給中國未來發展擘畫了“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2003年餘村著手關停礦山和水泥廠，集體經濟收入一度從300多萬元銳減到20萬元。然而，15年後的今天，餘村靠竹海碧波、莫幹勝景，實現了由“賣礦石”到“賣風景”的華麗轉變。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立在餘村村頭的石碑，見證著發展理念的一種鳳凰涅槃般的轉型、嬗變。
五
在經歷了“吃飽飯”“有錢花”的改革1.0版之後，“過上美好生活”成為改革2.0時代的新追求。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中國夢是每個人的中國夢，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
在太行山深處的河北阜平駱駝灣村，唐宗秀家已經蓋起青磚、灰瓦、黃土牆、塑鋼窗的六間大瓦房。——就是在這裡，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鼓勵幹部群眾：“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並向全黨全國發出了脫貧攻堅的進軍令。
在武陵山區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石爬專老人的臘肉去年賣了5000元，還有獼猴桃產業分紅2000元，旅遊收入8000元。——就是在這裡，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場人類反貧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攻堅戰在中國打響。
這是舉世關注的減貧實踐——短短五年時間，6853萬人擺脫了貧困，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總數。
這是擲地有聲的莊嚴承諾——絕不讓一個貧困群眾掉隊，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讓中國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如今，與大山深處的駱駝灣村、十八洞村一樣，甘肅定西元古堆村、貴州遵義花茂村、江西井岡山神山村……一個個村莊終於擺脫了貧困，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六
有人說：中國雖大，可以說只有兩個地方，一個叫城市，一個叫鄉村；中國人口雖多，也只有兩種人，一種叫城裡人，一種叫農村人。
進入新時代，越來越多有識之士認識到，無論是從“中國夢”的應有之義，還是從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後勁；無論是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方式，還是從社會和諧穩定的內在要求……種種癥結都在指向一個點，那就是鄉村。
黨的十九大之後，一個嶄新的名詞響徹平野，那就是“鄉村振興”。以鄉村振興為起點，正是四十年後再出發，開啟新改革時代的關鍵所在。
鄉村振興不僅僅是鄉村的振興，而是以城鄉融合為基礎的中國的振興；不僅僅是產業的振興，而是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五位一體的振興；不僅僅是一國一時的振興，而是在為世界提供一個 “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七
有人說，十八、十九世紀，英法德等國崛起，人口是千萬級的；二十世紀美日等國崛起，人口是上億級的；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人口是十億級的。
十億級人口裡，佔大多數的是農民。他們既是國家富強的受益者，又是功勳卓著的建設者。中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中國，像草根一樣堅韌頑強的農民，貢獻可昭日月。
中國農民是改革最原始的動力和最直接的開創者。
1978年的冬天，經歷了十年停滯，整個中國都在小心翼翼地思考著、醞釀著、猶疑著，大國命運與小民生計，“濃得化不開”地凝結在一起。而在這個歷史關口，正是有著切膚之痛的農民，率先撕開了這道口子。對這一歷史性的時刻，2004年，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週年的時候，農民日報的編輯部文章《小康不忘鄧小平》曾經深情地寫道：“多年以後，鄧小平在回憶這場改革時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可億萬農民卻認為，沒有鄧小平，就沒有農民的溫飽。這既是領袖對人民的謙虛，也是人民對領袖的愛戴。事實是：鄧小平和農民一起創造了歷史。”
中國農民是農業農村制度創新的探索者。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歷史，我們無疑記住了1978年小崗農民的“大包乾”，但我們是否還記得1980年發生的與“大包乾”相映生輝的另外兩起歷史事件？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在全國第一個撤社設鄉、廣西河池合寨村首次村民直選村主任。兩年後，村民委員會的合法地位得到憲法確認；三年後，全國都撤銷了人民公社建制。
四十年來，無論是政社分離，還是村民自治；無論是土地“三權分置”，還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無論是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還是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億萬農民在涉及農業農村、涵蓋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眾多方面都在持續不斷地進行探索、嘗試、試驗、實踐。
正是在尊重農民意願、總結基層創造的基礎上，我們黨及時加以頂層設計，把成熟的經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農業農村制度體系的自我調整、自我修復、自我完善能力，形成了極具生命力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極大地造福了“三農”。
中國農民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堅實支撐者。
只要稍微翻一翻建國以來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一個詞，叫做“剪刀差”。所謂“剪刀差”就是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制度，壓低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犧牲部分農業利益，為國家工業化進行資本積累。這在當時可能是一種不得已。
然而這一不得已，就不得已了幾十年。有人測算，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
而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民又繼續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向城市輸出財富，有人統計，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土地出讓金總額累計近20萬億元，而這些巨量資金，大多用於支撐城市化、工業化建設。
然而，中國農民的重大貢獻還不完全在於物質財富，還在於他們是世界少有的最優質和最廉價的勞動力。正是這些勞動力支撐了中國製造、中國奇蹟和中國崛起。而當他們把最年富力強的時光貢獻給城市的同時，他們的老人孩子，他們的生老病死，都無可奈何地留在了農村。
而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分析，2.87億潮汐一樣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的農民工，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珍貴的騰挪空間，讓中國經濟真正成為一個能吐納、善調息的生命體。
可以說，正是農民工這個獨特變量，是中國經濟體避免大起大落、始終保持穩定的關鍵因素。
如何恰如其分地評價改革開放時代中國農民、中國農民工的巨大貢獻，也許我們今天所有的認識和讚美，都因為離得太近，達不到歷史的精準和深刻；也許只有寄望未來的歷史學家，當他們撰寫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段歷史時，會在千年大歷史的維度、從整個世界的視野，給中國農民、中國農民工一個超越時空的定評。
八
四十年曆程，中國幾乎伴隨著世界的質疑而崛起。儘管站在不同的立場有著千差萬別的解讀，但是有一點，即使最苛刻的挑剔者也必須承認，中國四十年的改革成就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今天，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放下身段，到這個他們看不懂卻不得不佩服的國家來尋找“祕訣”。
回顧四十年，如果真的有祕訣，那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所謂實際，就是農民佔我國人口大多數這個實際，城鄉還有很大差距這個實際，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這個實際，中國的問題實質是農民問題這個實際。
所謂從實際出發，就是敬畏來自泥土深處不甘於貧困的生命力，尊重農民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堅持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相結合；就是堅持“穩中求進”的方略，厲行“小步快跑”的戰術，大膽試驗、謹慎推廣，以最小的改革成本獲得最大收益；就是看準了，就大無畏地“殺出一條血路”，就算有人暫時不理解，也要勇敢地“我走我的獨木橋”；就是懂得欣賞“各美其美”，鼓勵各地探索自己的模式、路子、方法。
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不斷取得勝利的法寶。她在革命的血與火中淬鍊過，在建設的戰天鬥地中磨礪過，在改革的風雲中考驗過，在新時代大潮中挺立著，她是我們始終如一的價值觀，也是我們行之有效的方法論。
歷史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這幾步可能有時是鮮花盛景，有時是逆風撲面，有時還是歧路萬千，當我們不得不面臨關鍵抉擇時，我們不要忘記：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了她，我們就始終能有一分清醒、自信和從容。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也是中國農民的智慧。
九
回望過去，才能明白歷史的厚重。
在今天，“中國紅”被賦予激揚、熱烈的寓意，然而，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無論是革命年代的“鮮血紅”，還是改革時期的“手印紅”，無不是從悲壯慷慨開始的，正如中國的國運，是從荊棘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沒有誰能賜予我們，沒有誰是我們的救世主，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才能救這個曾經苦難深重的國家，也只有改革開放這條路，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個歷史傳承的關口，我們必須肩負起我們這代人的職責，在鄉村振興的征程中劈波斬浪、戮力同行，親手書寫自己的命運，親手開創新的偉大變革。
願飢餓、貧困、離亂的夢魘永不再現！
願孩子歡笑，老人吉祥，大地豐收！
向中國農民和農村改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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