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是經濟學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般均衡是局部均衡的擴展。我們不需要系統的理解均衡理論的發展，但可以在均衡思想的指導下理解中國城鄉勞動力的流動，並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
勞動力的短缺：劉易斯拐點
簡單說，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的狀態。國際上通常用劉易斯拐點來判斷勞動力是否短缺。顯然，在中國，根據簡單的供求關係可以推測，當農民工供不應求（用工荒）並伴隨著農民工工資上升，即可能是出現了劉易斯拐點。
通常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4年，因為2004-2007年間，中國持續性出現了以青年普通民工短缺為特徵的“民工荒”現象，並且恰恰在這個時期，農民工工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持續性上升。
但這個時間點可能被提前了。也就是說，存在某種因素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過早開始了消退。
為什麼劉易斯拐點被提前了？
城鄉人口為何會出現流動？為了賺錢。
何時會停止流動？當城鄉人均收入趨同，即人均收入達到穩態的時候。
非常容易理解的邏輯：勞動力價格（收入）是調節農民工流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當城市收入高的時候，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自然湧入城市。
如果收入是主要影響因素，那豈不是所有人都想到城市生活？這個質疑有道理，但是不可能成立。
第一，儘管農村收入低於城市，但城市沒有這麼多的崗位容納這麼多人口，所以，農民不可能突然間全部湧入城市，因為沒有工作的農民收入為零。
第二，隨著農村人口的流出，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的收入會上升，趨近於城市勞動力的收入，這個值可以稱為實際經濟中的均衡值——農民沒有必要再進城。
第三，由於存在高房價、戶籍等軟硬限制，非本地居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較本地城市居民要高，所以，即使存在就業崗位，農民工也不一定進城。
從數學上理解農民工的城鄉流動現象更為直觀。 由索羅增長模型受到啟發，將柯佈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改寫為城鄉二元情況下的農民工流動模型。
假設農村的唯一產業是農業（忽略其他副業），農民的收入是耕地的函數，農民工收入是資本、勞動和技術的函數，如下：
注：本公式亦受益於上海交大陸銘教授的演講，在此致謝。
其中，F(T)為農業的產值，短期內是耕地數量T的函數，N代表農村總人口，n代表農村流出人口，即農民工。K為資本投入，A代表技術進步，是勞動的函數，C為城市生活的總成本。通常假設短期內技術進步和生活成本為固定的外生變量，即內A(n)和C(n)為常數。
對上式右側做恆等變換得，
顯然，上式左側為農民的收入函數，右側為進城農民工的收入函數。 當上式左側大於右側時，應該減少左側增大右側，由於短期內F(T)不會提高，所以應該減小（N-n）,即增大農村的人口流出n，反之亦然。
顯然，當農村的人均收入等於農民工的城市收入時，人口流動趨近穩態。
用通俗的經濟學原理解釋就是，貼近現實的初始假設是城市的收入高於農村，此時，農村勞動力則流入城市尋求工作機會和更高的收入。由此，農村勞動力流出，這個過程叫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但伴隨著的現象是剩下的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高。由此，當城鄉收入趨同時，人口流動達到均衡。 區域均衡發展要求地區間的人均收入趨同。
回到問題， 為什麼劉易斯拐點可能被提前了？
因為劉易斯拐點和農民工城鄉流動的兩部門柯佈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前提假設都是，勞動力在城鄉和行業間自由流動。
但2004年的中國，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難、用工貴的現象頻繁見諸報端；另一方面，2000年開始啟動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央財政開始針對西部地區進行轉移支付，轉移支付金額逐年提升（2004年中央財政對中西部的稅收返還、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共計2409.54億元。其中，專項轉移支付資金76.9億元）。
顯然，財政轉移支付增大了上式（2）的左側，這就導致儘管彼時中國還有3億（38%）農民，但卻同時出現了 中西部勞動力流出減少和勞動力價格的升高 ，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難和用工貴問題。
所以，看起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因為東部勞動力減少並伴隨著勞動力工資上升。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策扭曲導致的，真正的劉易斯拐點可能被提前了。
這還有一個什麼啟示呢？
經濟增速的自然下滑通常包括兩方面的原因：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國際經濟的週期性影響。但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除了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和國際經濟週期影響，還有一部分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統一市場被分割為城鄉二元而造成的政策扭曲。例如，戶籍制度限制人力資本流動，財政政策扭曲勞動力轉移。
為什麼勞動力流動會影響經濟增速？
答案在於人均資本（K/L）穩態被扭曲。
我們當然知道真實世界不可能達到理論上的黃金穩態。但勞動力流動的扭曲可能使得人均資本偏離穩態更遠。
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經典模型——索羅模型採用了資本和勞動可替代的新古典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將資本、勞動、技術納入了同一個函數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闡釋。
一個簡單經典的規模報酬不變的雙要素動態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假設技術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假設資本折舊率δ和儲蓄率s為外生給定，即短期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將上式變形可得，
人均產出為：
給定條件（Inada condition）以保證人均函數為凸函數且收斂。
顯然，對時間t求導，當k(t)=0時，
可以求動態均衡解為：
此時，Y(t)的增長率收斂於穩態增長率n+g。進一步可以推出（推導略），人均資本存量，人均產出，人均消費的增長率都是g。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一個經濟在長期中（穩態），只有技術或者知識會使得經濟持續增長，而由於儲蓄率s並沒有進入到此等式中，因此它並不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增大s其實會增大穩態k(t)，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這裡不再分析。
第二，人均資本（K/L）在生產中的比率是可變的，會動態調整，當人均資本量（K/L）大於其均衡狀態時，人均資本量會有逐漸減小的趨勢，即資本的增加就會比勞動力的增加慢得多；反之，亦然。或者換句話說，資本和勞動力存在一個穩定的配比。
當然，外生折舊率δ和儲蓄率s的變化還是會影響到經濟增長，但我們通常假設一段時間內，儲蓄率會保持穩定。
索羅模型暗含著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經濟的目標是使人均消費最大化，那麼，如果人均資本量使得資本的邊際產品等於勞動的增長率，那每個人的消費就會達到最大。
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經濟學議題，但經濟增長的同時，必然要注意城鄉、區域的均衡發展，否則會帶來貧富差距、環境汙染、效率損失等一系列問題。尤其需要釐清的是， 經濟增長的目標伴隨著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但經濟均衡發展的內涵是指在自由統一市場上人均收入的收斂，而不是人口、資源在地理範圍上的均勻分佈。
2004年前後由於對中西部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而導致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上升，偏離了人均資本穩態。 結果就是，地區之間或者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斂，是以犧牲經濟增長效率為代價的。
世界銀行的報告提供了實證證據：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測算，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該指標衡量單位增量產出所需的投資——從1991-2011年的3.6上升至2009-2011年的4.7。而在城市級別，人口低於50萬的西部城市的ICOR超過了5.5——這種低效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大量的財政支持，短期必然會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績效，但長期來看，在欠發達地區進行的投資其實是人為偏離當地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必然帶來無效率、供給過剩和債務負擔。
為什麼欠發達地區的投資
偏離當地的比較優勢？
實證很複雜，邏輯很簡單——各級政府的決策函數不是全國範圍內的帕累托最優，而是各地方自己的經濟收益最大。這裡的經濟收益包括本地的經濟規模、投資和稅收的最大化，直接的表現就是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最大化。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必然策略性的選擇一些並不具備比較優勢但短期能夠帶來顯著經濟增長的產業以獲取高收益，例如，修建產業園區或者衛星城。在這種動機下，地方政府牽頭開發的“新城”變成了與市場需求脫節的“鬼城”，或者出現重複建設和市場分割，實在不是什麼好奇怪的事情。
側面證據 是全國各省市與中央政府高度一致的產業同構現象，即中央政府倡導發展某種產業，地方政府忽略自身優勢，大幹快上加緊發展某種產業，即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參照。
直接的證據 就是2004年前後，伴隨著財政轉移支付，同時出現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和資源配置效率惡化。
為什麼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一時期處於全球經濟的繁榮週期，外需強勁，中國經濟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再加上此時人口特徵非常接近劉易斯拐點的特徵，從而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經濟高速增長中的低效率問題。
當然有相當多的學者發現了這個問題，但實證數據存在很強的時滯，且反對意見有悖於當地政府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的初衷，所以，反對的聲音被淹沒了。而金融危機後，由於全球經濟增長不景氣，外需放緩，所以中國經濟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和債務問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和決策層重視。
這是不是說，反對向中西部的財政政策傾斜呢？
當然不是。向中西部落後地區的財政支持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必要的，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對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動機是好的，財政政策的結果也是有效的。政府幹預經濟必然會存在效率損失——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可能讓政府幹預和財政支持更有效率。
財政支持的目的是發展地方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主流的人口紅利理論的觀點認為，人口的年齡結構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統一增長理論認為，教育投入所建立的人力資本驅動了人口結構轉變和經濟增長。
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支持後者的觀點——教育水平改善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年齡結構的影響，人口紅利並不是由年齡結構驅動的，而是由人力資本驅動的。當教育水平低下時，青年撫養比的降低反而會對收入增長有負面影響。
因此，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在投資“鐵公基”的同時，尤其要增加教育、醫療的投入，加強人力資本的資源，在政策傾斜的過程中，要注意財政轉移支付的數量和結構，不能以過高的損失經濟效率為代價。任何政策都無法做到“一塊錢掰成兩半花”那麼精準高效，一定的效率損失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要爭取“花一塊錢辦成八毛錢的事兒”。
這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呢？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且存在規模效應，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尤其重要。
觀念上必須明確，經濟的均衡發展不是人力和資本在地理範圍上的均勻分佈，而是人均收入的趨同。
根據國際經驗，當勞動力能夠在城市間和行業間自由流動以選擇更好的工作機會時，各地的工資和生產率會趨向一致。而中國地級市 2010 年的數據顯示，邊際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方面的差異仍然存在，而且在中等城市最為突出，這意味著勞動力流動仍未達到最優水平。
此外，人均收入的趨同建立在資源自由流動的基礎上，存在政策扭曲和市場分割的人均收入即使出現趨同現象，也很可能伴隨著巨大的經濟效率損失。
人口的自由流動不足主要來自體制原因——戶籍制度及與之綁定的城市公共服務、農村土地所有權制度、社會保障不可攜帶以及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的住房不足。從經濟角度看，這些體制障礙相當於對人口遷移徵收重稅。農民工進城並沒有獲得均等的公共服務。
顯然，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是短板是事實，但我們經常認為城市的環境承載力已經達到了上限卻有待商榷。
相當多的學者研究發現，京上廣深等中國的特大城市的公共服務遠沒有達到最優規模，而相當多的省會城市的規模效應則更差。主要原因在於，政策限制和規劃滯後導致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低。
導致的結果是，城市的規模效應被浪費，短期對落後貧困地區的投入快速拉動經濟增長後，極大的損失了全要素生產率。
改革戶籍制度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不僅有利於拉動經濟增長，還有助於拉動消費。研究發現，相比於一個本地戶籍的城鎮人口，非本地戶籍的城鎮人口的消費要低17%-21%，顯然，戶籍制度嚴重製約了消費，城市的外來人口會削減服務消費，而這影響的恰恰是服務在本城市的需求，進一步影響到本地從事服務業工作的本地居民的工資水平。
農民工進城，城市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夠怎麼辦？早有學者提出，將農民工在農村的建設用地、宅基地指標轉移到城市，原宅基地復耕。這樣既不影響耕地保障，也可以增加城市用地規模。當然，增加農村徵地補貼標準、完善社會保障和幫助農民再就業，都是必要的配套措施。為什麼呢？因為對農民來說，儘管一畝地每年產不了多少錢，但“有地就有吃食”，心裡踏實。如果徵地補償標準不夠或者配套措施不完善，農民變成失地農民，必將增大收入差距、激化社會矛盾，最終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增加地方發展經濟的自主性、提升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發揮官方和非官方智庫學者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規劃水平、增加保障房建設和教育資源投入、保護農村農民產權、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提高農業的機械化水平、增加耕地的單位產值、健全勞動力市場，打破省際市場分割，改善地方政府治理，調整地方官員的績效評估體系等，也是可以逐步推行的政策措施。
最後，促進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實施短期的減稅政策或貨幣政策刺激，對勞動力市場、產權制度、營商環境和研發投入政策等進行改革更有助於提供經濟增長的長效動力。這些改革或許具有政治難度，但越來越多的決策者相信，它們將在更長的時間內促進經濟實現更強勁的增長。
如果某個地方擁有最豐富的人力資源和最廉價的勞動力,全世界的企業和資本都會到這裡來。
——《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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