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有錢的中國名媛來說，購物早已不是去紐約的主要目的，帶不走的文化和藝術才是'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期，原文標題《我帶中國名媛逛大都會》

文/阿瞞

去年5月，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個工作機會，需要一名熟悉瞭解大都會博物館的留學生，帶國內高淨值人群參觀紐約，藝術專業優先，我便應徵了。

和老闆娘Karen見面之後，我才搞清楚自己的工作內容：給三名中國名媛當導遊，帶她們逛畫廊和美術館。

Karen叮囑我，這單導遊生意打的旗號，是她家最資深的藝術顧問，不是VVIP絕對不出來接活，要給客人營造出高端感。我在旁邊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我接待的這三名客人來紐約主要是陪孩子參加夏令營，大半個月時間橫跨美國東西兩岸4個城市。在紐約的5天，媽媽們白天遊玩，傍晚接孩子回酒店。

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對於中國有錢的女性來說，購物早已不是來紐約的主要目的，帶不走的文化和藝術才是。她們此行的行程不僅包括參觀大都會博物館，我還為她們安排了切爾西畫廊區和紐約當代藝術美術館。

可夏天帶人逛大都會是個棘手的難題。

如果你在七八月份參觀大都會，你會以為自己來到了國內的博物館。目力所及，中國遊客遠遠多過其他遊客，一波又一波地湧向大都會北翼的丹鐸神廟，美東當地導遊和遊客們語氣誇張地渲染，美國人如何從埃及人手裡“騙來”這樣一座完整的神廟。

從2015年開始，中國遊客取代法國遊客，成為大都會海外遊客的主力。《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標題很直白：博物館是時候改變規則迎合中國遊客了。

2009年，中國赴紐約的遊客不足15萬；這個數字到2014年增長到5倍多，超過了74萬；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戰影響，2018年紐約的中國遊客人數將會歷史性地突破100萬。這裡面，絕大多數中國遊客都會參觀位於第五大道的大都會博物館，而大都會一年的參觀人數，在2017年也不過735萬。前任館長湯姆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曾經親自在館內熱情招待一家中國企業的大型旅行團，每一年春節前後，大都會也會根據這一年的生肖屬相，排演相關節目。

無論何時，第五大道始終是中國遊客的天堂。然而第五大道可以以中央公園南端的59街為分界線，分成南北兩個世界。往南是購物的天堂，波道夫·古德曼和薩克斯兩大老字號奢侈品百貨品牌，蒂凡尼、路易威登、卡地亞的旗艦店一字排開；可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北邊，第五大道位於上東區的一段被稱作“博物館大道”（Museum Mile），短短的一英里，匯聚了古根海姆美術館、新美術館和大都會博物館等9家世界級頂尖博物館。

媒體往往聚焦於中國遊客在第五大道南半段的一擲千金，卻鮮有報道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攜家帶口，在上東區沿途的博物館中流連。

怎樣在沒有任何特權的異國他鄉，給貴婦更好的旅行體驗？好在大都會算是我在紐約的第二個家，逛大都會，我有一百條路線。常來大都會的原因很簡單，它對紐約市的學生完全免費，免去了站在建議票價25美元的牌子旁邊，只掏1美元買票的窘迫。搭上紐約地鐵歷史最久也最容易出狀況的1號線上行到79街，悠閒地橫穿中央公園，在大都會待上一天，這是我平時打發週末的方式。

我安排的大都會之旅，第一站是大都會的副館，位於麥迪遜大道的布勞耶分館（The Met Breuer）。

和中國旅行團數量同樣膨脹的，是大都會的野心。布勞耶分館就是大都會激進變革的產物。對紐約市民來說，這種變革在2016年的感受最為明顯。大都會先是換掉了沿用多年，基於達·芬奇手稿的復古M字Logo，替代以純字母的紅色大字The Met，引起了民眾和媒體長達數月的強烈抗議；同時，大都會租借的惠特尼美術館舊址終於整修完畢投入使用，也就是布勞耶分館，成為專門舉辦臨時特展的分館。

自此，大都會成為了一個包括大都會主館、布勞耶分館、修道院分館三址的龐大博物館集團。也是在這一年，大都會憑藉三館吸引的700萬總參觀人數，歷史上第一次擊敗盧浮宮，奪走了2016年世界上最受歡迎博物館的稱號。

曼哈頓路況糟糕，時不時封街修路，三位客人毫不意外地遲到了半個小時。她們的年齡大概在35～45歲左右，保養得宜，打扮得很運動休閒，其中一位身上唯一的奢侈品點綴，是路易威登和傑夫·昆斯聯名推出的莫奈名畫雙肩包。團體裡各有分工，短髮的Y小姐是話事人，年紀最長，身家雄厚，自己名下有一家公司；另一位偏年長的L小姐偏好浪漫，她新買的別墅正在裝修，打算一邊逛畫廊一邊置辦些藝術品；剩下一位年輕的，是團體裡的開心果，偶爾幫忙拍照。

選擇從布勞耶分館開始行程，原因在於布勞耶分館少有遊客知曉，是絕對看不見旅行團的地方；而且布勞耶分館的所有展覽都是臨時特展，符合大部分遊客“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稀缺心態。

那時的我預料不到，赤字累累的大都會在2018年9月宣佈放棄布勞耶分館，將於2020年把展館轉租給另一家老牌美術館——弗裡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打理；曾經熱情招待中國旅行團的湯姆斯·坎貝爾館長，因為經營不善和性醜聞在2017年被迫下臺；而這三位性格爽利的客人，也是我後來最懷念的一次帶團經歷。

我帶她們參觀的重頭戲，是剛剛開展的意大利“孟菲斯小組”創始人索特薩斯（Ettore Sottsass）的百年誕辰回顧展。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不僅設計傢俱和建築，還會設計打印機、計算機、首飾，甚至還拍過電影。當我開始解說展品時，三個人齊刷刷掏出手機，我以為她們要拍照，停下來閃到一邊，然後發現她們都在看著我。我瞥了一眼，原來她們打開的是手機備忘錄，一邊拍照一邊記筆記。三個人全程極少開口問問題，偶爾感嘆藝術家的奇思妙想，記錄得十分仔細認真。

我曾經帶無數朋友參觀紐約大大小小的美術館，如此認真做功課的還是頭一回見到。雖然來紐約的原因是陪讀，可她們對待遊學的態度格外嚴肅。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伊麗莎白·科瑞德－霍爾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2018年初出版的《昂貴的小幸福：關於有志階級的理論》中提出，如今的有錢人不再是“有閒階級”，而是“有志階級”。簡單來說，美國的富人階級已經從“炫耀性消費”過渡到了“隱形消費”上。他們把消費方向從可見的奢侈品，轉移到圈內人才知道的不可見消費，比如常春藤教育、家政人員和去邁阿密海灘的私人飛機。這樣的消費讓社會精英看起來“有趣”“有品位”“有教養”，而不是簡單的“有錢”，因此也更能合理化他們的成功。

對於中國的有錢女性來說，一方面，她們面臨著社交上的壓力。隨著家業變大，文化藝術知識成了必修課，拍賣會和展覽開幕酒會是經常需要出席的社交場合，家中擺放當代藝術作品成為了一種必需。在高古軒畫廊，L小姐看上了德國當代藝術家安塞姆·基弗的一件作品，價格為59萬美元，“真適合擺在客廳裡”。可惜，這件作品早已被人拍下，她十分扼腕，偷偷把我拉到一旁加微信，讓我幫她盯著點紐約的展覽，有好的藝術品及時聯繫她。

另一方面，這三位來自上海的客人，都不是本地人，也沒有一位是全職主婦。要麼是夫妻檔開公司，一路拼殺出今天的成就，要麼有一份自己獨自經營的事業。極其重視下一代教育的她們，在陪伴孩子成長之餘，也想要彌補自己因事業錯過的時光，對西方文化藝術知識有著很強的渴望。

等到我們下午前往大都會主館，門口的臺階上早已排起了長隊，不遠處街邊中國旅行團大巴和紐約觀光大巴連成長長的一排，參觀完博物館的人們愜意地坐在臺階上，享受著微風。

有一位黑人老哥常年在大都會的臺階下吹薩克斯賣藝，偶爾混跡曼哈頓幾個人流量最大的地鐵站。看到剛剛下車的中國旅行團，他會吹一曲慷慨激昂的《義勇軍進行曲》，等到旅行團參觀完畢，疲憊地等待導遊清點人數時，他會再來一首悠揚的《茉莉花》，引得中國遊客掌聲連連。臨近中國農曆新年，他還會吹奏劉德華的《恭喜發財》，演奏完畢後再大聲清唱一遍，發音吐字很是像模像樣。

為了保證VVIP體驗，我熟門熟路地帶她們從只有當地人知道的側門進入，無需排隊。到了大堂才發現，Karen為求穩妥，還是請來了一位能夠帶VIP小團的大都會資深中文講解，是一名長居北卡羅來納州的華人女藝術家，專門為了這次講解從北卡飛過來。我沒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心，得知大都會規定，講解員最多隻能講解兩個小時，一個小時的費用是500美元，我這位只接待VVIP的“資深藝術顧問”，時薪是她的十分之一。

我和女藝術家一起制訂好導遊路線，搭配著帶她們參觀，藝術家負責導遊大都會永久館藏的幾件代表作，我負責導遊參觀一些少為人知的藝術展品和幾場臨時特展，比如當時紐約城中最熱門的設計師川久保玲展。

對於一場藝術之旅，峰終體驗至關重要。傍晚，我帶著三個客人乘坐電梯來到大都會的天台花園，這裡是大都會的露天雕塑展覽場地，也是曼哈頓最好的觀景臺之一。沒有什麼比眼前的情景更能代表曼哈頓了，遠處下城的摩天大樓構成了最為標誌性的紐約天際線，腳下的中央公園仍然保持著160年前鬱鬱蔥蔥的模樣。正在展覽的，是阿根廷藝術家阿德里安的“消失劇院”（The Theater of Disappearance），藝術家從大都會藏品中選取了100件製成復刻雕塑，以黑或白上色，如同時間凝駐。

下午5點，Y小姐手機震了一下。她掃了一眼，臉上露出著急的神色，“這麼早放學了”。其他兩人也很意外，得知自己的孩子還在上課，有些如釋重負。

我說，跟著我來。我帶著她沿著樓梯下到近現代展廳，穿過16世紀的歐洲雕塑和中世紀的宗教藝術，迅速地來到人山人海的正門口。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小跑著衝下樓梯，絲毫沒有留意到《茉莉花》吹到尾聲的黑人大哥，登上早已等在旁邊的黑色奔馳廂型車，融入了曼哈頓的黃色計程車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