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大臣被賜死罪名最多的是雍正時期的年羹堯，他被定了足足有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死罪三十餘條，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顯然，年羹堯再狂妄驕縱，也不會如此罪惡滔天，大多罪名都是牽強附會，如果認真地拜讀他的九十二款大罪，發現只有僭越罪十六條是名副其實的。
雍正帝下定決心要整治年羹堯時，公卿百官們首先向他發難，首先彈劾的就是他的僭越狂悖之罪十六條，歸結起來共五個方面：衣、食、住、行、會。
一是衣，年羹堯穿用了四衩衣服，配飾了鵝黃佩刀荷囊，使用黃袱，放縱兒子穿四團龍補服，家僕魏之耀等身穿蟒服。這裡需要說明，年羹堯受雍正帝所賜的皇族用品，是四團龍補服、黃袱荷囊和紫韁，他奉旨穿戴是沒有問題的，而他自己身著四衩衣服，佩鵝黃佩刀荷包，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以及家僕穿蟒服，這些都構成僭越。
所謂的“四衩”指的是長袍瞎掰開衩，清制規定，皇族宗室開四衩，官吏士人開兩衩。而四團龍補服也必須是皇帝所賜才可穿著。年羹堯諸子沒有這個資格，因此私自擅服，就是僭越之罪。魏之耀只是家奴，雖然年羹堯給他捐了功名，但畢竟不是職官，因此穿蟒服屬於僭越，而諸子和家奴的責任，其主子應予承擔。
二是食，兵部侍郎獨自彈劾年羹堯說，他在年軍前效力時發現，年羹堯吃法也稱之為“用膳”，設宴也沿用皇帝之稱為“排宴”，因此舉報年羹堯僭越。皇帝的各種行為都有別稱，這個制度始於秦朝，而見記於漢代，如“皇帝命曰制，令曰詔，所行曰駕，所在曰幸，所駐曰蹕”等等。
雖然“用膳”、“排宴”這樣的詞彙沒有像“朕”、“幸”、“詔”那樣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專用性，但每個朝代對此都比較重視，禁止他人使用，因此，年羹堯的僭越是有法可依的。
三是住和行，住行涉及儀仗、飾物、用器等，往往會有交叉關聯。百官彈劾年羹堯住舍行止僭越的犯罪事實有：出門黃土填道入馳道，官員補服淨街；進京沿途市肆俱令閉戶；以侍衛前引後隨。
這裡所說的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出行警衛級別高於親王，比肩皇帝。出行的儀仗是雍正帝身邊的侍衛，本來這些侍衛都是發往軍前效力的，但被年羹堯收買，以至出現了一個撫遠將軍的儀仗中，也有皇帝的侍衛前引後隨；侍衛之外，又有官員穿朝服沿街擔任警衛，確屬僭越。
其二是出門黃土填道入馳道，馳道源自秦代，指的是官道中間要空出八丈寬專供皇帝使用。這條路在皇帝不用時也得空著，遇緊急軍情、八百里急報時才能走馳道。宋、元之後，馳道之制漸廢。清代皇帝出巡時，先由官吏用黃土墊平所經道路，同時也指示了馳道的方向。年羹堯進京時，由黃土墊道，而且走馳道，襲用了皇帝的威儀。
四是會，即相見會見之禮，包括朝會和府會，指官員公務會見的禮儀，法律上對此都有具體的禮節規定。例如年羹堯入京陛見，有王公出寧安門下馬迎候，及公卿跪道拜迎，據說這是禮部專門為這一次的陛見所作的儀注。顯然，這是雍正帝對他的特別恩典，但年羹堯的態度卻過於傲慢，不但不下馬，還居功自傲對王公九卿點頭致意而已。
在接見地方官員時，年羹堯的態度就更不可理喻了，巡撫見他按例要出迎，他可並不迎接，被彈劾為“以奴隸待人”，這就有僭越人主子禮了。更為嚴重的是，年羹堯“翻綠頭牌”看驗武將。所謂“綠頭牌”，是指木製的小牌，上面是書寫姓名籍貫、入仕年歲、出師功勳等。
按例，親王和貝勒準用“紅頭牌”，“綠頭牌”為公以下官員貴族使用。年羹堯在陝西，專門設了一個“箭亭”，凡驗看官員，五六人一班，由侍衛帶領，輪流驗看，然後決定任命，即便是決定任命守備、千總這樣低級別的官員時，他也用綠頭牌，這就直接僭用了皇帝的儀禮。
對於上面所列的僭越罪，件件是實，有目共睹，年羹堯就是想賴也賴不掉。在僭越罪被查明後，其他的案件也就是隨之浮出水面，不斷地牽引此案向深處發展，後面才慢慢地定下了謀反、謀逆等三十多條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