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國內國際多重變化的推動下，中國經濟新經濟發展邁進了歷史的拐點期。而在這一進程中，撬動中國政策、產業、市場等全要素髮生全面轉型升級的關鍵象徵，就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代表的科創型企業成長壯大，成為了新經濟中新動能的核心推進器。
5月31日，由科技部中國風投委、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指導，金融界主辦、中國母基金聯盟聯合主辦的“金融界2019價值發現嘉年華暨第二屆中國企業價值發展論壇”在深圳召開。在此次論壇中，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對外公佈了其“Z3”上市公司量化評價體系下年度重磅產品——《數說高質量II：中資上市公司在戰略新興產業中的比較研究》。該報告是金融界站在科創大潮背景下，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研究核心，推出的第二份以量化評價戰略新興產業中，中資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情況的綜合報告類產品。
全球可再生能源歷史與結構演進
在該報告對於新能源產業以及新能源產業中中資企業深度分析的章節中，首先對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全球新能源發展演進進行了整體的統計分析。
製圖：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數據來源：BP
報告中分析表示，上世紀70年代前及70年代前中期，可再生能源雖然總量每年都略有增長，但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總量中的佔比卻呈現下降趨勢。1977年之後，隨著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可再生能源迎來第一波發展熱潮，總量與佔比皆不斷上升。1983年，其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中的佔比達到了6.61％。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受制於成本效益比的相對劣勢，可再生能源消耗總量儘管仍有增加，但佔比卻波動維持在相對固定的水平線上。
時間進入21世紀，技術進步推動了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來自經濟側的壓力減弱之後，可再生能源迎來高速發展時期。2003年開始，其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中的佔比不斷增加，並在2016年超過了10％，在2017年達到了10.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上世紀至本世紀，持續發展的核電終於在2006年達到了瓶頸，634.39百萬噸石油當量的消耗量也成為全球核電消耗量的最高值，此後保持了波動下行。究其緣由，可以簡單概括為技術門檻高且國家範圍限定、安全事故偶發但影響巨大、建設成本相對較高，以及核廢料處理低效並爭議巨大等數個原因的共同作用。
製圖：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數據來源：BP
報告通過數據統計發現，上世紀以來，水電便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消耗來源。在其餘的主要可再生能源種類中，地熱能、生物質能等出現較早，且在數十年間隨著全球能耗增長，維持穩定的小幅增長。接下來，風能在進入21世紀之後，開始出現加速增長的趨勢，且在2010年之後，增長速率持續加大。而太陽能的增長加速與所佔比例擴大，則是出現在近10年的時間裡。
持續增長的中國可再生能源總量領先全球
製圖：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數據來源：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
在對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公佈的數據進行統計時，報告發現，新能源產業在世界各大主要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及未來趨勢都各有不同。
報告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總量自進入21世紀以來，實現了連續的增長。但細分來看，能夠推斷出，主要是中國的產業發展帶動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總量的增長。18年時間裡，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在全球中的佔比從10.06％上升至29.6％，增長的數量與幅度均據全球最高。反觀歐盟，2000年其為世界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最高的經濟體，此後其在全球中的佔比以較低的幅度波動上漲，最終在2012年達到頂峰。2013年後，中國超越歐盟成為世界可再生能源佔比最高的國家。
當然，若就此說歐盟對於可再生能源發展缺乏重視，顯然也是不客觀的。儘管佔比下降，但歐盟整體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仍然是持續增長的。能源進口依存度超過50％，限定了歐盟只能在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尋找國家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支撐的破解之路。只是囿於經濟疲軟與財政危機，限制了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入。在2017年~2018年間，德國、英國、法國等歐盟主要成員國，均通過了未來數十年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投入計劃。
但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情況則有些不同。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能源政策中存在較大分歧。一般來看，民主黨政府傾向於發展新能源，而共和黨政府則傾向於開發國內化石能源。奧巴馬政府時期，推行《全面能源戰略》，將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為刺激經濟的重要內容。但特朗普政府上臺後，隨即提出《美國優先能源計劃》，主張開發國內能源資源，實現能源獨立。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巴黎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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