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亡於滿清？不，南明亡於自己“失控”的軍隊'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圖片來源於網絡）
南明真的是被滿清所攻滅的麼？答案是否定的。
南明實際上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倒在了原本被南明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愈發“失控”的自己軍隊的手中。
實際上南明悲劇在崇禎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顯現。
“吳橋兵變”，拉開了明朝軍隊投敵的序幕；李自成大軍三個月不到就打到北京城下，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阻礙，沿途各地是望風而降；而就在崇禎危機，北京危機的時候，各地勤王部隊卻遲遲未到，江北四鎮中的劉澤清，用故意墜馬的方式逃避勤王，吳三桂則更是故意放慢行進的腳步，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眼睜睜的看著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圖片來源於網絡）
南明真的是被滿清所攻滅的麼？答案是否定的。
南明實際上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倒在了原本被南明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愈發“失控”的自己軍隊的手中。
實際上南明悲劇在崇禎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顯現。
“吳橋兵變”，拉開了明朝軍隊投敵的序幕；李自成大軍三個月不到就打到北京城下，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阻礙，沿途各地是望風而降；而就在崇禎危機，北京危機的時候，各地勤王部隊卻遲遲未到，江北四鎮中的劉澤清，用故意墜馬的方式逃避勤王，吳三桂則更是故意放慢行進的腳步，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眼睜睜的看著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在於統兵的將領，而在於明朝本身。
一方面，明朝長期以來負載軍事將領身上的枷鎖和不信任感，可以說是極大的刺激了將領的內心，將皇帝、朝廷與武將之間距離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這些並沒有接受過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職業軍人，他們看中的更多的是權力和利益，而這些卻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連軍餉都無法提供，滿足這樣的條件已然是沒有可能的。
於是，當這些武將們掙脫了束縛在身上的三重枷鎖，即太監的監督、文臣的制約以及糧餉的控制後，他們能做的便是選擇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道路，能夠讓自己實現利益最大的化的道路，於是這些人紛紛選擇了投降清朝，而南明政權，則悲劇化的成為了他們在新的“主子”那裡，獲取權力與地位的“投名狀”。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圖片來源於網絡）
南明真的是被滿清所攻滅的麼？答案是否定的。
南明實際上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倒在了原本被南明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愈發“失控”的自己軍隊的手中。
實際上南明悲劇在崇禎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顯現。
“吳橋兵變”，拉開了明朝軍隊投敵的序幕；李自成大軍三個月不到就打到北京城下，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阻礙，沿途各地是望風而降；而就在崇禎危機，北京危機的時候，各地勤王部隊卻遲遲未到，江北四鎮中的劉澤清，用故意墜馬的方式逃避勤王，吳三桂則更是故意放慢行進的腳步，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眼睜睜的看著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在於統兵的將領，而在於明朝本身。
一方面，明朝長期以來負載軍事將領身上的枷鎖和不信任感，可以說是極大的刺激了將領的內心，將皇帝、朝廷與武將之間距離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這些並沒有接受過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職業軍人，他們看中的更多的是權力和利益，而這些卻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連軍餉都無法提供，滿足這樣的條件已然是沒有可能的。
於是，當這些武將們掙脫了束縛在身上的三重枷鎖，即太監的監督、文臣的制約以及糧餉的控制後，他們能做的便是選擇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道路，能夠讓自己實現利益最大的化的道路，於是這些人紛紛選擇了投降清朝，而南明政權，則悲劇化的成為了他們在新的“主子”那裡，獲取權力與地位的“投名狀”。
（圖片來源於網絡）
“永嘉南渡”建立的東晉王朝，在面對不斷南下襲擾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有著中國歷史上那支著名的北府軍的拱衛，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是他們以少勝多，打贏了淝水之戰，進而將東晉的版圖邊界從長江推進到了黃河流域，延續著東晉的國祚。
“建炎南渡”建立的南宋王朝，也有著“中興四將”的輔佐，而其中的岳飛更是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岳家軍也是名垂青史。而到了南宋晚年，又上演了一幕幕宋軍英勇抗擊蒙元軍隊的事蹟，包括“釣魚城之戰”、“崖山之戰”等，也為歷史所銘記。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圖片來源於網絡）
南明真的是被滿清所攻滅的麼？答案是否定的。
南明實際上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倒在了原本被南明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愈發“失控”的自己軍隊的手中。
實際上南明悲劇在崇禎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顯現。
“吳橋兵變”，拉開了明朝軍隊投敵的序幕；李自成大軍三個月不到就打到北京城下，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阻礙，沿途各地是望風而降；而就在崇禎危機，北京危機的時候，各地勤王部隊卻遲遲未到，江北四鎮中的劉澤清，用故意墜馬的方式逃避勤王，吳三桂則更是故意放慢行進的腳步，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眼睜睜的看著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在於統兵的將領，而在於明朝本身。
一方面，明朝長期以來負載軍事將領身上的枷鎖和不信任感，可以說是極大的刺激了將領的內心，將皇帝、朝廷與武將之間距離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這些並沒有接受過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職業軍人，他們看中的更多的是權力和利益，而這些卻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連軍餉都無法提供，滿足這樣的條件已然是沒有可能的。
於是，當這些武將們掙脫了束縛在身上的三重枷鎖，即太監的監督、文臣的制約以及糧餉的控制後，他們能做的便是選擇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道路，能夠讓自己實現利益最大的化的道路，於是這些人紛紛選擇了投降清朝，而南明政權，則悲劇化的成為了他們在新的“主子”那裡，獲取權力與地位的“投名狀”。
（圖片來源於網絡）
“永嘉南渡”建立的東晉王朝，在面對不斷南下襲擾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有著中國歷史上那支著名的北府軍的拱衛，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是他們以少勝多，打贏了淝水之戰，進而將東晉的版圖邊界從長江推進到了黃河流域，延續著東晉的國祚。
“建炎南渡”建立的南宋王朝，也有著“中興四將”的輔佐，而其中的岳飛更是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岳家軍也是名垂青史。而到了南宋晚年，又上演了一幕幕宋軍英勇抗擊蒙元軍隊的事蹟，包括“釣魚城之戰”、“崖山之戰”等，也為歷史所銘記。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可以說，這兩個偏安一隅的政權在外部強敵環伺的局面下，將國祚延長百年之久，與其軍隊的英勇與忠心的拱衛密不可分。
反觀南明小朝廷的軍隊，大敵當前非但沒有同仇敵愾，反而先是同室操戈了起來，而一戰未打就臨陣投降，喪失的是王朝軍人的氣節與品質，更為致命的是，這些軍隊非但沒有成為國家和政權的守護力量，反而成為了顛覆整個南明小朝廷的主力軍，不免讓人感到唏噓和遺憾。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過三次在中原大一統王朝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顛覆後，重新在南方建國，劃江而治、統御半壁江山，進而使得國祚得以延續的事件。
第一次是在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公元316年三國後短暫實現大一統的西晉王朝被北方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政權所滅，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於此時正處於“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地區劃江而治。至公元420年東晉滅亡，晉朝的國祚在江南半壁延續了104年。
第二次是在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權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二帝為金人擄走，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而在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幾經磨難終於在臨安恢復宋朝的國祚，建立南宋政權，與金朝形成了南北對峙。南宋在1279年為蒙元所滅，前後也持續了152年。
第三次便是公元1644年，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在江南地區短暫存續的南明弘光政權。1644年5月15日，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東晉、南宋可以延續百年國祚，但是南明小朝廷卻迅速滅亡，除了南明朝堂上國本問題、黨政問題、昏君奸臣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軍隊問題。原本應該保家衛國、拱衛疆域的軍隊，在此時此刻已然處於了完完全全的“失控”狀態，而南明也非常恥辱性的成為了被自己的軍隊攻滅的政權，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卻又恰恰是因為明朝自身。
（圖片來源於網絡）
明朝對於軍隊“嚴苛”的政治管控，讓軍隊成為了“被禁錮的惡魔”。
軍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統治者“噩夢”一般的存在。
中國歷史上，軍閥的叛亂層出不窮，比如南朝時期的“侯景之亂”、唐朝的“安史之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歷史影響。軍閥們擁兵自重，不受君主管控的局面也是時常發生，像東漢末年出現了軍閥割據、互相攻伐的狀況，唐朝中後也面臨著藩鎮割據的局面，此時的皇帝與朝廷完全成為了擺設。而將領權傾一時，自行廢立的事情更是持續不斷，最為典型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奪了後周的天下，建立了宋朝。
因而，這也就使得如何限制軍權和將權，成為歷代帝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到了明朝時期，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建立的一整套制度，通過三條“鎖鏈”，死死的將軍隊和統兵作戰的將領們鎖死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一條“鎖鏈”，太監監軍制度。
軍隊在外，擁有最高權力的並不是領兵作戰的武將，而是監軍的太監，太監就是皇帝安插在軍隊的眼線和棋子，通過他們得以實現對於軍隊的把持和遙控。
比如吳三桂的乾爹、總督關寧兩鎮御馬監太監高起潛，就是當時在遼東地區軍隊的實際管理人，薊遼督師洪承疇也要受他的管理和節制。
實際上，明朝可以說將太監們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除了通過太監監軍制度來管控軍隊外，還通過司禮監來平衡、限制朝中的內閣文官勢力。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二條“鎖鏈”，文官節制武將制度。
通過不斷抬高文官的位置，實現對於武將的限制與打壓，畢竟文官接受的是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只能用他們來引導這些赳赳武夫，通過他們來重塑軍隊的價值觀。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地方總督、巡撫兼任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銜，以此實現對於地方軍隊的節制。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胡宗憲，身為浙直總督，兼領的就是兵部尚書銜，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遒等人，都要受到胡宗憲的管理與節制，這就是文官統領武將制度的集中體現。
（圖片來源於網絡）
第三條“鎖鏈”，集中撥餉制度。
這項制度是從宋朝開始的。正是吸取了唐朝中後期軍閥割據的教訓，宋朝開始進行中央對於軍隊糧餉的集中配給，這樣做既是為了加強對於軍隊的管控，包括數量管控、方位管控、行動管控等，同時，也是為了切斷武將與士兵之間的利益聯繫，杜絕軍閥的形成，畢竟，府兵制解體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募兵制，士兵打仗為的是錢糧而不是在義務，誰給錢就會為誰賣命。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特別是兩宋交界之際，不管朝廷在困難，也沒有開軍隊自行籌糧籌餉的口子。在南宋初年，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激勵士氣，自掏腰包發給將士，這引得了宋高宗趙構的極大不滿，進而成為他殺掉岳飛的一個重要的理由與藉口。
而明朝的時候更是堅決的貫徹了這一項制度，即便是到了崇禎朝時期，軍隊已經因為缺糧斷餉，戰鬥力大打折扣，崇禎皇帝多次加收“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哪怕是放下身段向大臣們借錢，也堅決不允許軍隊自籌糧餉。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通過這三條“鎖鏈”，明朝時期的軍權與將權得到了極大的限制，明朝的皇帝終於可以在對於軍隊的管控問題上，長舒一口氣了。
但是，正是這些枷鎖，給明朝的軍事力量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外行領導內行”，戰鬥力急劇下降。
明朝初年，徐達、常遇春率部北伐，連戰連捷，但是到了朱棣“無徵漠北”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氣度與風采。等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由於受到了太監王振的影響，致使“土木堡之變”發生，五十萬明軍被打的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如果不是于謙的力挽狂瀾，打贏了北京保衛戰，那麼此時的明朝將要再度經歷一次“靖康之恥”了。
而這便是將權削弱，導致“外行領導內行”的直接影響，明朝軍隊的戰鬥力是大不如前，包括在遼東戰場、剿滅農民起義軍的戰場，都是這樣的情況。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一方面，就是整個軍隊體系與朝廷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離心離德。
這一點在崇禎朝時期表現的最為明顯。
文官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直接導致了毛文龍的部將與朝廷之間的分崩離析，而這也成為孔有德、耿仲明發動“吳橋兵變”的底層原因；在這之後的鬆錦大戰，明軍十三萬人為清軍圍困，原本已經商議好的突圍計劃卻被武將們一個個的擅自行動所打破，領頭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吳三桂，使的一個文官出身的洪承疇孤軍困守，最後被皇太極俘獲直接投降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除此之外，再加上到了明朝末年，朝廷的財政體系崩潰，軍隊缺糧少餉，軍心渙散，整個軍隊體系不管是面對關外的八旗鐵騎，還是面對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的軍隊，上至將領下至士兵，所壓抑的對於現實狀況和整個明朝軍事管控體制的不滿，已經在持續的醞釀和發酵。就在此時，明朝滅亡了，與朝廷沒有了管理體系與利益關係牽絆的軍隊，已然是脫離了傳統儒家思想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約束，這群長久以來一直被束縛的“惡魔”，一旦脫離最終的枷鎖，必然將會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圖片來源於網絡）
“失控”的軍隊，成為了南明小朝廷最終的“掘墓人”。
1644年5月，小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南明弘光政權建立。
此時的史可法，為了抵禦清軍的南下可謂是做足了準備，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是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與此同時，由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衛著長江上游地區。
如果單從將領的能力與軍隊的實力來看，此時的南明軍隊與清軍相比，是絲毫不落在下風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首先是統兵的將領並不是酒囊飯袋，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和左良玉，在此之前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交戰多年，作戰經驗非常豐富。劉澤清則是與清軍交戰多年，對於清軍的戰力有著一定的瞭解。
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本是李自成的同鄉，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早就打出了名堂，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互。
其次是在軍隊的人數上，南明的軍隊更是遠遠地超過了清軍。
1644年，山海關大戰之後，清朝是舉國入關，當時整個八旗旗人的總人口也就100多萬，軍隊人數也就20萬人左右，這還是包含了新近歸降的吳三桂以及直隸、山東等地的明軍舊部的勢力。
反觀南明這面，在軍隊的數量上，是遠遠的超過了清軍。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坐擁百萬大軍，雖然這個數字有點浮誇，但是他的巔峰時期的軍隊數量也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江北四鎮中，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但是真實的數量必然是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特別是高傑部，也是自稱有四十萬兵馬。
從之後的史實情況來看，此時南明地區的總兵力，保底還是有著一百萬人的。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就是天時地利上，對於南明的軍隊也有著天然的優勢。
清朝的八旗鐵騎靠的是馬上的天下，但是面對密佈的水網，並不能充分發揮其戰力優勢，相對應的，南方的南明軍隊對於南方的地勢水文環境非常熟悉，並且在南方地區已經征戰多年，有著充分的優勢可以發揮。
當然，清軍想要南下，還有兩道天險是無論如何要面對的，這便是黃河與長江，這也就為南明形成了兩道天然的屏障，阻擋著清軍的鐵騎。
而是史可法的江北四鎮防線的構築，也是充分依託了地利的優勢：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衛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衛這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如果事情真的能像史可法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南明真的很有可能將國祚像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百年之久甚至更長時間。
（圖片來源於網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遠遠出乎史可法的預料，此時的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已經不再是史可法所熟悉的明朝軍隊，他們的身上，並沒有那三條“鎖鏈”的束縛，這些人此時已然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軍閥勢力，成為了掙脫了束縛的“魔鬼”，由此進入到了“失控”的狀態。
首先，這些軍閥，利用南明許其“自籌自建”的政策，已經成為了“兵匪”和“兵禍”。
當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供養這些軍隊，只能出臺政策，讓江北四鎮的軍閥們各自經營發展：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這項政策看似短期內可以解決朝廷的兵馬錢糧的開銷，同時激烈軍隊將領的士氣，但是確實是後患無窮。
史可法在奏摺中題到：
“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四鎮的擴軍數量是遠遠超過了三萬人的限額，在極力擴充軍隊的同時，由於這些統兵的將領沒有任何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經驗，他們所用的方式只能是簡單粗暴的掠奪，因而造成了其所統轄地區一幕幕的人間悲劇。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凶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說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其次，史可法已經完全無法管理和控制這些軍閥勢力。
史可法督師揚州，可以說純粹是無奈之舉，一來，在朝堂之上他備受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二來，此時此刻，史可法對於江北四鎮的將領們只能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私交與統籌協調，而再無任何的行政管控力。
為此，史可法曾痛斥到：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此也說明了此時的史可法對於放縱四鎮自由發展的悔意，但是事態至此，已經是悔之晚矣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再次，便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軍閥之間開始內部的火併。
軍閥之間沒有任何的信義與道德可言，他們之間有的只有地盤的爭奪與利益的衝突。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矛盾。
高傑趁著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討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但是後來高傑為部將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直取高傑地盤進行大肆的劫掠搶奪，收歸高傑舊部。
而這僅僅是軍閥之間矛盾的一個縮影，南明的國力與軍隊的戰力也就在這矛盾的衝突中消耗殆盡。南明舊臣劉宗周就曾痛斥：
“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
之後更是發生了左良玉、左夢庚父子，打著“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的事情，徹底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南明的國力進一步衰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更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受到南明朝廷爵位冊封，享受著南明朝廷優厚政策的軍閥將領們，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紛紛選擇了向大清王朝投降。
左良玉死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部投降清朝，一次性向清朝輸送了二十萬人的軍隊，而他投降的對象是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阿濟格的軍隊也就是十萬人左右。
再來看看江北四鎮。
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其部將或被黃得功收編，或投降了清朝。而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一仗沒打，直接投降了清朝。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在這些軍閥投降之後，便直接將槍口調轉，開始攻打南明。
四鎮之中的黃得功可以說是最有氣節，一直抗爭到了最後一刻，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已經投奔了黃得功，而黃得功面對的正是江北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的軍隊，黃得功兵敗自殺後，他的餘部也悉數投降了大清王朝。
在清軍攻滅南明弘光政權的過程中，前後收編了南明軍隊超過六十萬人，而這些人也成為了清朝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之後，一個全新序列的編制——綠營兵，就此開始跟隨清軍繼續南下，成為了剿滅南明小朝廷其他政權的主力，成為了南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圖片來源於網絡）
南明真的是被滿清所攻滅的麼？答案是否定的。
南明實際上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倒在了原本被南明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愈發“失控”的自己軍隊的手中。
實際上南明悲劇在崇禎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顯現。
“吳橋兵變”，拉開了明朝軍隊投敵的序幕；李自成大軍三個月不到就打到北京城下，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阻礙，沿途各地是望風而降；而就在崇禎危機，北京危機的時候，各地勤王部隊卻遲遲未到，江北四鎮中的劉澤清，用故意墜馬的方式逃避勤王，吳三桂則更是故意放慢行進的腳步，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眼睜睜的看著北京被李自成攻破。
（圖片來源於網絡）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在於統兵的將領，而在於明朝本身。
一方面，明朝長期以來負載軍事將領身上的枷鎖和不信任感，可以說是極大的刺激了將領的內心，將皇帝、朝廷與武將之間距離越走越遠。
另一方面，這些並沒有接受過儒家忠君愛國思想的職業軍人，他們看中的更多的是權力和利益，而這些卻是此時的大明王朝連軍餉都無法提供，滿足這樣的條件已然是沒有可能的。
於是，當這些武將們掙脫了束縛在身上的三重枷鎖，即太監的監督、文臣的制約以及糧餉的控制後，他們能做的便是選擇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道路，能夠讓自己實現利益最大的化的道路，於是這些人紛紛選擇了投降清朝，而南明政權，則悲劇化的成為了他們在新的“主子”那裡，獲取權力與地位的“投名狀”。
（圖片來源於網絡）
“永嘉南渡”建立的東晉王朝，在面對不斷南下襲擾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有著中國歷史上那支著名的北府軍的拱衛，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是他們以少勝多，打贏了淝水之戰，進而將東晉的版圖邊界從長江推進到了黃河流域，延續著東晉的國祚。
“建炎南渡”建立的南宋王朝，也有著“中興四將”的輔佐，而其中的岳飛更是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岳家軍也是名垂青史。而到了南宋晚年，又上演了一幕幕宋軍英勇抗擊蒙元軍隊的事蹟，包括“釣魚城之戰”、“崖山之戰”等，也為歷史所銘記。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可以說，這兩個偏安一隅的政權在外部強敵環伺的局面下，將國祚延長百年之久，與其軍隊的英勇與忠心的拱衛密不可分。
反觀南明小朝廷的軍隊，大敵當前非但沒有同仇敵愾，反而先是同室操戈了起來，而一戰未打就臨陣投降，喪失的是王朝軍人的氣節與品質，更為致命的是，這些軍隊非但沒有成為國家和政權的守護力量，反而成為了顛覆整個南明小朝廷的主力軍，不免讓人感到唏噓和遺憾。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