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的小康生活
我出生於1932年10月，祖籍是湖北，從族譜上看是陳友諒的後代。爺爺叫陳金波，老家在湖北黃岡，自幼學做裁縫。他來南京的時候靠手藝創業，先是做幫工；爺爺有一個乾媽家裡很有錢，給我爺爺錢去做生意，所以後來在中華門那一帶開了一個估衣店。那時候我祖父三四十歲了，要成家，朋友把煙臺一個有錢人家家裡歲數大了的丫鬟介紹給了我家爺爺，爺爺就把她一家帶到了南京。
講到這個也很有意思，我爺爺沒文化不會寫字，但走結婚程序要簽字的。朋友就給他刻了個章，刻的是他的名字，告訴他如果有人要你簽字，把這個章一蓋就好了。奶奶是在大戶人家當丫鬟的，所以很有文化，整天看書；我爺爺雖然一個字也不認識，但是人很直率，講義氣。爺爺成家立業之後就住到現在城南七家灣這個地方。我有記憶的時候，家裡面就有父親母親、爺爺奶奶，還有姑母帶著兩個孩子，姑父在被服廠工作，抗戰的時候廠子遷到了武漢，姑父就跟著被服廠去了武漢。
我六歲之前沒有上過學讀過書。那個時候小孩兒都是在家裡待著。我父親和姑母都上過私塾，有文化，那時候學的還是孔孟之道，講孝順，講守節。後來我父親在爺爺影響之下也從事了製衣這個行業，等到父親年齡漸漸大了一點以後也開了一個服裝店，開在花牌樓，專門承包製作制服，尤其是機關部門的制服，但規模並不大。當時家裡經濟情況還不錯，有四部縫紉機，有師傅有徒弟，整體來說屬於小康家庭。
我媽是中華門外鄧府山村裡的，我還有個舅舅，名字叫樑啟友。舅舅家就在鄧府山進山後的那塊地方。舅舅家呢，靠山，山上有柴，就靠柴火賣錢，還有田地，種點糧食吃。舅舅家條件原來是挺好的，後來因為我舅舅抽大煙，敗光了家產。舅舅只要有錢就一直抽，後來死得很早，日本還沒投降就死了。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1937年我虛歲六歲，那一年日本鬼子侵華，在南京丟炸彈。那個時候我家住在三山街附近，天青街古缽巷四號，我們家住在第三進房子。日本鬼子丟炸彈以後，好多人就逃難了。姑母帶母親到府西街街口，看到好多人推著小車逃難，小孩子坐在上面，車上還放著家裡值錢的東西，往下關方向、長江邊逃。聽別人說江邊上逃難的老百姓都被機關槍打死了。而我們家因為父親承包了一批衣服，是給地方保安隊做的，家裡的資金都投到布料上去了，不能揹著布料去逃難啊，而且現錢都沒有了，所以我們家就沒有走。我們三進的房子，前面兩進的人家都逃了，就我們後面兩三家沒有走，其中有的是孤寡老人。
到了12月13號，那天早上日本鬼子已經打進城來了。他們先放火，燒掉了天青街街頭的房子，然後抓民夫來幫他們做事情。我父親和街坊鄰居出去救火，日本鬼子一看見就把他們一起抓走了，父親這一去再沒有回來。到了早晨九十點鐘的時候，來了一個日本鬼子，手上拎著一個箱子，從我們家這邊挨著往後找，他要甄別你是不是逃難的兵，要查你手上有沒有常摸武器留下的老繭。當時我們一家人都在家。爺爺看到了日本鬼子，不想得罪他，就把香菸糖果拿出來請他吃。鬼子根本就不要這些，他要花姑娘。當時我們家裡面母親懷著身孕，我姑母陳寶珠一手抱著小表妹，一手牽著小表弟，一個兩歲，一個四歲。鬼子一看見我姑母就拖著她，從第三進拉到第二進，我姑母就一直抱著表妹不放。我跟著我奶奶也到了前面，我姑母一看不行，就把我小表妹交給我奶奶，然後就空出手來跟日本鬼子周旋。這個鬼子三拖兩拖不耐煩了，就把身上帶著的刺刀拔出來，對著我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我姑母疼得蹲下來了。然後鬼子就又在她身上戳了五刀，總共六刀。戳完以後轉身就往外走。這個時候我姑母疼得難受，就跟我奶奶說：“媽，你給我端一碗糖水來吃，我疼死了。”奶奶跑到家裡把糖水送過來。等我奶奶端糖水過來的時候，姑母已經斷氣了，流血太多，給鬼子傷到了致命的地方。爺爺從後面過來，弄下來一片門板，把我姑母抬著擺到第二進房子裡面。這樣兩個重要的親人就沒了，家裡就亂了。就在這天晚上，我母親給我生了個妹妹。鬼子還是不斷地來騷擾，來搶東西。人死了他都不管，還是到後面來找花姑娘。我母親在鄰居的勸說下把生孩子用的帶血的紙之類的留下來，都放在地上。鬼子有的來，發現她生孩子了，就走了。有的呢，他還要把被單掀起來看看是不是真的生孩子了，所以日本鬼子真的太壞了。
這樣子熬了六天，鬼子天天白天來，晚上才沒事了。姑母的屍首停放在那個地方，難受啊。家裡吃的也不多了。就在第六天，來了個日本人，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年齡不大，但是他懂中國話。我爺爺就告訴他，我父親被抓走，我姑母也被殺掉了，我母親也剛生完孩子，家裡沒有東西吃了。這個日本兵告訴我爺爺說：“我是當兵的，家裡也是開店做生意的，是徵兵徵來的。”他帶著我爺爺一塊出去，到了古缽巷前面。那裡有個棺材店，他一路上找了幾個人抬了口棺材，抬到我家第二進，把我家姑母裝殮起來。然後，又帶著我爺爺到外面的糧食店找了一些糧食，在一家小菜店裡找了點小菜。這個人呢，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又過了兩天，我舅舅不放心，來看看我們。看到家裡出了這些事情，於是回去找了幾個人把我姑母的屍體抬到鄧府山埋起來了，我姑母的墳現在還在鄧府山。舅舅說這樣光在家不行呀，一天到晚擔驚受怕的。我舅舅有個親戚，我們叫她表姨，是個醫生。她跑到難民區找了一處三層樓的房子，底下的樓梯已經拆掉了，要靠爬梯子才能上去，用來躲鬼子。大概是在我家出事的第十天，我媽就揹著妹妹，帶著我，跟著舅舅在晚上跑往難民區。那兩天下著大雪，路上坑坑窪窪的，弄得不好就跌一跤。路上都有死屍。過去南京城街道不像現在的大馬路，都是小巷子，繞過去，到了那個地方安頓下來，爺爺帶著我們住下來。住了整整四十天。
一個多月以後，日本人發出通告來了，說不再殺人了。日本人創辦了維持會，維持會建立了保家戶制度，一家為戶，有保長有家長，由日本人統治管理，秩序基本上就穩定下來了，於是難民區的人都往回跑了。這時候，我爺爺才告訴我媽說我爸死了。怎麼死的呢？就是當天被抓去的時候，一共抓了好幾個，其中有一個人是個皮匠，是那個皮匠在旁邊聽到的：被抓過去的當天晚上，鬼子就審問他們，問我爸他們是幹什麼的，跟不跟著日本人走。我父親就實打實地說家裡上有老下有小，還有懷孕的妻子要臨產，請求鬼子放他回去。鬼子說，好，放你回去。然後又問這個皮匠，皮匠說我跟著你們。於是鬼子把他弄到旁邊去了。到第二天早上，鬼子把我父親和另外兩個人（都是說要回家的）拉出來，到承恩寺，鬼子就在承恩寺門口把他們三個槍殺了。我父親還被戳了兩刀。人死了以後，屍首就埋在門外，不知道是哪位好人，晚上偷偷弄了一床被單把我父親裹起來，用繩子捆住，然後存放到防空壕裡。四十天過去以後，鬼子要走了，就把皮匠放了回來，他這才告訴我爺爺。我爺爺就找了我舅舅一起去收屍，收屍的時候我父親的傷口還在流血：過去有種講法，人死了見到親人傷口才會流血的。我父親也被埋到了我舅舅家旁邊。
苦熬度日
家裡沒有了主要勞動力，沒有經濟來源，後面的日子怎麼過呢？只能靠爺爺把家裡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去賣，那個時候的東西不值錢了，四部縫紉機都拿去賣掉了；家裡頭的材料、東西都一點點變賣掉，像這麼耗著勉強過生活。另外我母親生了孩子以後在鄰居介紹下幫別人帶奶，有一家人家孩子沒奶吃，我母親就幫人家餵奶。那我的妹妹就吃得少，所以身體也不太好。這樣熬了三年，我九歲了。這年（1940）是個災難年，日本的控制區傳染一種痢疾，不能吃東西，一吃就吐。先是我妹妹感染上了，因為沒錢看病，而且醫生也難找，就去世了。而後，我祖母也感染上了這個病去世了，家裡窮得揭底了，這時候鄰居勸說我媽改嫁。我們住第三進，前面有一家姓李，是錘金箔的。他家有一個老伯，年紀大了沒有娶老婆，手裡有些錢，就是在他的幫助下我們才把奶奶和妹妹埋葬了。我母親沒辦法，被迫改嫁了。這樣丟下我爺爺和三個孩子：我、表弟和表妹。家裡沒有經濟來源，於是爺爺就把我表弟送到孤兒院了，那時表弟才七歲，表妹也送給人家做養女。我爺爺過一段時間就去看看，可第二次去的時候就找不著了。孤兒院說表弟病死了，什麼病也不知道。後來表妹也死了。就剩我和我爺爺兩個人相依為命。爺爺已經快七十歲了，還要做裁縫，幫人家縫縫補補，弄兩個錢回家來維持生活，有時候不夠還要跟我媽要。所以日子是不好過的。就這樣一直熬到我十四歲的時候，那時候抗日戰爭剛勝利，日本剛投降，在人家的介紹下我出去做了學徒，乾的還是我的老本行，做裁縫。到1948年的時候，我的繼父和我媽生了個弟弟，才過了八個月繼父因為舊傷復發也死了。南京當時有個老人堂，人家介紹我爺爺到老人堂裡面。老人堂的生活很苦。而我母親就靠幫人家洗衣服，拿著一點點錢維持生活。當時古缽巷有一口很好的水井，冬天夏天淘米洗菜都在那裡，人家把盆擺在井邊上，打上幾盆水淘米洗菜，有的給我們抓一點米，就靠這個維持生活。一直到1949年以後，我做學徒的這個店要解散了，因為服裝比較高檔，沒有人來買，沒什麼生意。老闆把我們解散，於是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我也是跟著我母親做這些事情。
生活好了，不能忘記過去的苦
退休以後，我平常在家裡面看看經書，也喜歡看雜誌，《青年文摘》啊，《讀者》啊，這個就是正面的東西比較多。老太婆還喜歡打打太極，我就做些簡單的運動，運動量不大，就動動手動動腿，每天五點鐘起來就在床上做半個小時；然後就燒水做早飯，吃些雜糧，一碗一碗配好，用開水衝一衝，用蜂蜜兌一下就吃，我八十幾歲的人了，腸胃也沒什麼毛病，平時的飲食也是葷素搭配。有空就做點理療，有時在家，有時在外頭。晚上看看電視，一般到了九點半上床活動一下，看看雜誌看看書就睡了，比較有規律。基本上工作生活都不錯，但是現在生活好了，也不能忘記過去的苦。
我們不要戰爭，要和平
我去過日本兩次，做過六場報告。對日本的情況我以前是不瞭解的，總覺得日本是個很凶的國家。後來通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介紹，我到日本做證人證言。2014年我女兒和紀念館的張亮陪著我，我們先是到了熊本，因為是中日友好協會組織的，他們對我很友好很熱情。特別是第一天，我是下午到的，會議開了很長時間，人很疲憊，吃的都派專人送來，蠻好的。之後到了長崎，他們帶我去參觀了原子彈展覽館，我看了一些圖片和介紹，也覺得在戰爭中，日本人民也是受害的，有張照片我現在還記著：一個小孩子，跟我九歲時差不多高，揹著一個弟弟，是給原子彈炸死的，排隊等候火化。你想：他家裡人肯定都死了，如果還有一個人怎麼會讓他也給他們講日本人民也是受戰爭之害。那地方的日本群眾、友好人士確實很熱情，他們聽了之後也很感動。第二次是2015年，我去了日本大阪、名古屋和東京。我在那裡講的時候有的學生和年輕姑娘都哭了。他們很同情中國人民，也被我的講話感動了。
我的家裡有八口人，女兒女婿、兒子媳婦，工作都很好，孫女、孫子都上大學了，有的出國了，生活很好，我們現在感到生活過得很幸福，但是幸福的時候不能忘記過去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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