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公元1世紀由印度傳入我國後，佛教藝術亦隨之產生，佛造像藝術從傳入伊始就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依。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像在吸收印度笈多藝術的同時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創造出沉靜內省、輕盈飄逸的佛像藝術特色，迎來了中國佛教造像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笈多藝術的傳入與影響

中國南北朝時期（420〜589）正值笈多王朝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中國佛教藝術正在迅速繁盛起來。而來自笈多佛教造像藝術的影響，如“溼衣”和“裸體”造像特色，在南北朝佛教造像藝術中則時常可見。

圖1 5世紀 佛陀立像 印度國立博物館藏

1.笈多藝術的傳入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眾說紛紜。據信史的記載，佛教傳入漢地當在兩漢之際，即公元前後。它是內地與西域長期交通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結果。從兩漢之際到東漢末年，約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時期。佛教東傳至我國內地，歷來有兩條通道：北面沿路上絲綢之路；南面是海上絲綢之路。

據佛教藝術學者考證，佛教經陸路傳入西域又分南北兩條路線：“南道于闐等地系由犍陀羅中心地區通過克什米爾即迦溼彌羅（罽賓）傳入；北道龜茲等地系由巴米揚一線向東，或由罽賓北上經犍陀羅中心地區至迦畢試，再由迦畢試向東傳入。”南北朝以來中印間的僧人、商旅、使者、工匠正是通過這南北兩道將犍陀羅和笈多藝術直接或間接的傳入中國西域，從而再繼續向東傳入我國內地。

東晉著名僧人法顯曾從長安出發西行求法，經鄯善、于闐而越蔥嶺，歷遊天竺烏萇國（斯瓦特河谷）、宿呵多國（斯瓦特）、犍陀衛國（犍陀羅）、弗樓沙國（白沙瓦）、摩頭羅國（馬圖拉）、鹿野苑（薩爾那特）等地。這些地區均系犍陀羅藝術和笈多藝術的中心地區。法顯遊歷天竺之時犍陀羅藝術盛期已過，笈多藝術方興未艾。

圖2 5世紀初葉 釋迦牟尼佛說法像 薩爾那特博物館藏

408〜409年，法顯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畫像”。多摩梨帝國在今印度東北部加爾各答西南的海口，距笈多藝術中心之一的薩爾那特較近。東晉義熙八年（412），法顯持經像乘船泛海東還，長廣郡太守李嶷聞訊派人到海邊迎接。這可能使笈多藝術佛像傳入中土。

從法顯開始，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不斷的西行求法，帶動了中印兩國僧人的頻繁往來，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印文化藝術的交流。有史書記載，印度室利笈多王為安置日益增多的中國遊僧，在距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處，曾造蜜粟伽缽那寺。笈多王朝藉助政治和文化的強大實力，使印度佛教及其藝術隨著這種交流，沿著絲綢之路大規模的進入中國。此時的中國佛教無論是義理上還是造像上，都多接受來自笈多王朝的影響。

這一時期中印兩國僧人的頻繁交流、往來，在將笈多藝術帶入中國的同時，促進了兩國文化、藝術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使我們在研究鑑賞南北朝佛造像時對笈多時期的馬圖拉和薩爾那特造像藝術形式並不感到陌生。

2.笈多藝術的影響

在南北朝時期的佛像藝術中，無論是古絲綢之路上的石窟雕像群還是單體的金銅造像都會發現很多笈多藝術的痕跡。

圖3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75窟比丘畫像

如新疆地區的龜茲石窟，其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克孜爾石窟中的第175窟（6世紀）右甬道內壁的比丘畫像，特別強調人體的顯現，用優美的線條勾畫出修長的雙腿，具有一種全透明的效果，而這正是笈多薩爾那特式佛像最典型的特徵（圖3）。

圖4 敦煌莫高窟第259窟佛像

莫高窟第259窟（386～534）北壁現存一尊佛像，頭飾螺發，高發髻，身後圓形大背光，頭後還有一個橢圓形的頭光。佛像衣紋以細膩精緻的陰刻線水波狀衣紋均勻的分佈在胸前、雙臂及雙腿處，有一種質地薄而緊貼身體之感。帶有印度馬圖拉式佛像雕刻的特點(圖4)。

圖5 甘肅臨夏炳靈寺石窟第169窟釋迦牟尼佛立像

甘肅臨夏炳靈寺石窟第169窟（420）東壁第7號龕內一尊釋迦牟尼佛立像，身穿單薄貼體的通肩袈裟，單線陰刻的一道道U字形衣紋，彷彿被水浸溼了一般隱約顯露出身體的輪廓，佛像低垂的眼簾顯示出沉思冥想的神情（圖5）。這也顯然是笈多馬圖拉風格的造像。

圖6 雲岡石窟第19窟南壁的釋迦牟尼佛立像

此外具有同樣衣紋特點的還有云岡石窟第19窟（460～470）南壁的釋迦牟尼佛立像，此像為跣足站立，頂現猶如饅頭狀的平滑肉髻，面龐圓潤，雙目低垂，面帶微笑，雙耳垂肩，身披通肩袈裟，袈裟的衣紋呈U字形水波狀均勻的自雙肩下垂至腳踝處。右手在胸前施無畏印，左手憐愛的撫摸著羅睺羅的頭頂，表現出釋迦牟尼佛與兒子初次相見的場景（圖6）。

在北魏孝文帝極力推行漢化的風氣之下，北朝的造像風格開始從早期的雄壯敦實逐漸轉為清秀修長。南朝信奉佛教的方式則是廣建寺廟，唐代詩人杜牧的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便可知當時南朝佛教的繁榮。雖然南朝造像流傳下來的相對較少，但南朝造像卻體現著獨特的藝術形式。南朝造像受當時士大夫文化和衣飾的影響，造像呈現出灑脫飄逸的藝術特色，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呈“秀骨清像”。

圖7 樑普通四年 石雕釋迦牟尼佛像 四川省博物院藏

四川省博物院藏有一件樑普通四年的石雕釋迦牟尼佛像，主尊釋迦牟尼佛跣足站立在圓形蓮花座上，在其兩側分別有菩薩、弟子、天王等，人物眾多（圖7）。在蓮座兩側分別蹲著兩隻獅子，蓮座的前方有一排舞蹈伎樂。在兩側的天王座下各跪有一力士。整件作品體現出濃郁的南朝造像特點，特別是主尊釋迦牟尼佛，其像肉髻平滑，面龐豐滿圓潤，寬額廣頤。內著僧祇支，身著通肩袈裟，外披僧氅，袈裟和僧氅的邊緣刻劃靈動而飄逸，U字形的衣紋均勻分佈在胸前垂於小腿。左手施與願印，右手於右胸處施無畏印（手指殘缺）。頭後裝飾有蓮瓣紋頭光，整尊造像端莊大氣而不失靈秀。

圖8 樑中大同元年 釋慧影造釋迦牟尼佛佛漆金石像 上海博物館藏

上海博物館藏樑中大同元年（546）釋慧影造釋迦牟尼佛漆金石像，主尊釋迦牟尼佛結跏趺端坐於方形臺座之上，頭飾螺發，面龐圓潤，雙目微睜，內著僧祇支，外披通肩袈裟，呈U字形的衣紋均勻的分佈在胸前及雙腿，袈裟下襬自然的垂搭在臺座之下（圖8）。左手施與願印，右手（指殘）結說法印。佛像頭後分別飾有一圈蓮瓣紋和圓形頭光，身後是舟形大背光。主尊兩側是阿難和迦葉像，外側浮雕是恭敬站立的兩尊菩薩像。通過銘文可知此件造像為樑中大同元年造。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南朝造像相對較少，而此件上海博物館藏石像有明確的紀年且品相完好，尤為難得，更顯彌足珍貴。

綜上所述，從新疆到甘肅再到山西雲岡，這條絲綢之路上的幾處重要石窟造像和南北朝時期一些單體的金銅造像，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佛教造像形式在南北朝不同地域文化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如北朝造像雄健古樸，南朝造像優雅俊秀，但笈多藝術的痕跡卻清晰可見，說明印度笈多造像的藝術特色對我國南北朝時期無論是石窟造像還是單體的佛教造像其影響都是重要而深遠的。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904期《試論南北朝造像中的笈多藝術特色》

作者：趙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