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戰爭以後，整整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德國一直糾結於是成為一個歐洲的德國還是世界的德國，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用幾代人的時間探尋這一命題的終極答案，並以數次曠日持久的戰爭為之獻祭。
那以後許久，這項命題不復存在，因為德國本身已不復存在。東西德統一的那一天，民主德國的一名叫默克爾的少女沒有第一時間隨著人流湧向閃爍著西方世界光芒的庫達姆大街，她安靜地洗了蒸氣浴，走進西柏林的一戶民居，她看到屋裡有酒，還有一部電話。而後她默默回了家。
那是偉大的一天。對於默克爾而言，她長達35年灰色佈景下的生活結束了，理性為自由所釋放，一種新生在向她召喚。對於德國而言，伴隨著歐洲聚合的腳步，那項古老的國家命題開始重新醞釀。
時間快進到2016新年前夜，科隆。成千上萬德國人站在鐵路站臺上歡迎難民的日子永遠不會再出現。那一晚，數十名年輕婦女遭到阿拉伯和北非模樣男子團伙的性侵和搶劫。在反對派的咒罵聲中，一向以保守節制著稱的德國選民放下手中的工作，抬起頭來凝望默克爾。
在此之前，希臘極端主義分子已經寄來了炸彈包裹，法國和意大利已然對德國的財政緊縮政策怨聲載道，部分絕望的英國人把退歐的原因歸咎於默克爾。最終，難民問題成為這一切的高潮，一向穩定的國內政治基礎開始離析。大選前的最後一年，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最先出現的5場地方選舉中全部失利。環顧四周，特朗普在大洋彼岸肆意拒斥傳統價值和全球主義，荷蘭、法國正在盡力應對極右翼勢力的瘋狂挑戰，英國脫歐引發的離散情結正在蘇格蘭、北愛爾蘭等地持續發酵，這場自煤鋼聯營以來啟動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聚合運動正在垂歿。
這是一個默克爾不熟悉的世界，這也是一個她所不熟悉的歐洲和德國。然而與以往所有的噩夢所不同的是，德國目前的孤獨狀態，並不是因其自身的行為不端所致，而是因為周遭的世界正在快速變化，這一次，德國成了落伍者。當人們將目光普遍轉向視默克爾，並視之為民主世界最後的護衛者時，這位當代最富有傳統政治意象的國務家隱隱地感覺到，這個國家的帝國責任正在蔓延，那個熟悉的追問正在以另一種方式重現——是成為歐洲的德國還是世界的德國？！
默克爾的審慎
人們始終不明白，2015年的夏天，默克爾為何突然做出接納難民的決定。7月時纏繞她的明明還是第三輪希臘債務談判和烏克蘭危機，在羅斯托克見到巴勒斯坦小姑娘裡姆·薩維爾時，她給出的還是標準的默克爾式的審慎回答，“我們不能乾脆地說，你們都可以來，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來，我們應付不了這麼多人。”人們一度以為德國會同捷克、匈牙利做出一樣的決定，讓這些2000公里以外跋涉而來的難民沿著東歐的版圖繼續繞行去碰運氣。全世界的媒體都記得，那位巴勒斯坦小姑娘泣不成聲。
這是人們熟悉的那個默克爾,她的思想裡沒有無緣故的感性，沒有同情濫觴的空間。這是民主德國35年的生活培育出的品質，秩序、計劃、方案才是更為重要的東西。即便失去驚喜，也要保持有序。她保留了德意志最為寶貴的品質，多年來審慎、節制、緩慢甚或乏味地推行著她認為國務上應有的一切帕累託改進。這場工程持續了三屆政府，並且永遠不會止息。這個國家的政體和選民都是極其成熟的，這片土地上長期瀰漫著一種深入骨髓的保守政治文化，人們的要求很簡單——“緩慢地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同時避免災難。”他們與默克爾形成了一種相互間儘可能少說話來施行政策的默契，甚至一個新動詞已為之誕生——“Merkeln”——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她的任何決定、任何表態都是沉默的，她說，“沉默，對我來說是非常美的東西”。她的一個幕僚曾經指出，“不會出現一個新默克爾，這個古怪的人再也不會改變了。”
然而在這次的難民問題上，人們感覺到這並不是一個傳統的默克爾。“我們可以做這個”的決定宣佈得太過突然，不夠審慎。在他們看來，那次與巴勒斯坦小姑娘的嚴肅對話後，漫天的媒體批評觸碰到了默克爾軟肋，她被那些高舉道義和價值的左派作家、媒體和娛樂明星欺騙了。反對派激烈抨擊道，德國的民族疆域從來都是用鐵與血的勾勒出來的，不能容忍“媽媽”式的包容。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提到了德國在戰後一直拒斥的一個單詞，他指責默克爾的情感濫觴為“道德帝國主義”。
默克爾的包容
然而默克爾是從屬於新一代德國的。
1945年以來，這個國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敢過分言及偉大繁盛的價值。為了避免再次凝聚起一種不應有的道德衝動，德國小心的將各種多元、獨立和富有批判性的思考胎死腹中。戰後的首任德國總理阿登納的競選口號是：“不做實驗。”而後的繼任者施密特則給出了著名的建議：“有想象力的人都應該去看醫生”。默克爾的導師科爾總理總是提出舊時代的教誨，他說他們小時候喜歡把劃分德法邊界的路障推倒，他還希望默克爾站在法國國旗面前時最好鞠兩次躬。
默克爾並不認同。她出生的時候，這一切已經結束了。她勇敢地接受多元價值，相信心底的道德判斷，在接受《明鏡週刊》的訪問時，她在以下這段對話中所呈現的風貌是完完全全代表新時期的——
“我不覺得德國人特別糟糕或者特別優秀。我非常愛吃土耳其烤肉和比薩，我覺得走在人行道上的意大利人特別漂亮，還知道太陽在瑞士照的時間比較長……當我用‘祖國’這個詞的時候，並不是說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或者關鍵。我用這個詞的含義是，這是我的語言，這裡有我的樹木、我的湖，我是在這裡長大的，我喜歡住在這裡，我信任這個國家”。
默克爾的德國是健康的、嶄新的，更是包容的。2007年在競選歐盟理事會主席國時，默克爾以一場被譽為“包容演講”的演說深刻地陳述了沉甸甸的歐洲信仰和責任，她還引用了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的話，“歐洲的造物者把它做的小小的，甚至分成微小的一塊塊，所以我們的心不為大小而喜悅，而是為了多元化”。她在結尾時著重說道，“歐洲的靈魂是包容，歐洲是包容的大陸”。
這不是一句口號，這句話解釋了默克爾為什麼在八年之後會敞開懷抱擁抱那些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她反覆告訴德國民眾，他們中的很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良好的人，德國目前老齡化嚴重，我們正缺乏來自東南方向的技術工人來促進新一輪的工業增長。她一次又一次撿起德國的人口志，這個國家的8100萬人口中有超過800萬是移民。二戰結束後，1300萬來自東歐的被驅逐者在西德安家；蘇聯解體後的十年，有300萬人來到這裡；1990年10月3日，1600萬東德人一覺醒來，發現已身處一個新國家裡。歷史遠非定數，身份認同只是一個選擇問題，德國戰後的移民史深刻地揭示，這個國家在風土上是開放、自由且包容的。在那些選擇了德國的難民身上，默克爾看到了自己。
所以當歐爾班在一場歐盟峰會上揶揄默克爾“遲早會把鐵絲網架起來”時，默克爾轉向歐爾班憤怒地說道，“我在鐵絲網後面已經住得久到不想讓那段噩夢重現。”一位接近默克爾的人士解釋，她從小就曾經被這樣教導：“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門前，你讓他進來並給予幫助，而當你讓他們進來了，就不要衝他們扮鬼臉”。這樣的教誨在默克爾後來的話中能夠找到一些影子：“當人們從2000公里以外來投奔我們，而你能夠一邊接納他們一邊卻在埋怨，你們在這兒就不能友好點兒嗎?”
默克爾的自由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以政治之名的“道德必須”。但默克爾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看淡標籤的國務家，她從不在乎那些加註到她身上的類似傳統、道德、人性等等閃爍著光芒的價值意象，她從不大哭或者大笑，從不突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從未替自己的難民政策做過任何過多的宣揚、辯解和註釋，她從不會抱怨任何不公，也很少通過情感描述自己對政策和歷史的看法。她將價值觀視為一種個人的東西，她極度在意的是屬於自身內心的自由，而不是自由價值的鬥士，這是一種個人體驗，而絕非政治教條。
很少有人看到，默克爾頂著巨大的壓力堅守自己的政策，乃是因為在心底對於這種湧向異鄉的流亡有著深刻的價值認同。她的一本傳記提到，默克爾對於流亡的概念認知來自以色列，在她小時候每年都會有一次前往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遠足，在那些長達幾十公里的跋涉中，默克爾聽說了猶太人的悲慘命運。長期以來，她一直勇於承認德國在面對異族的生存祈求時所犯下的不可推卸的罪行，並肯定猶太人向東南方向的流亡，甚至將捍衛以色列的本土安全視為德國的國家義務。
默克爾是如此渴慕並信奉自由，她很多次提到，“自由是我人生中最為幸運的經驗”。很大程度上，她已經將這種流亡視為一種對個體自由的勇敢競逐，並始終懷有一種複雜的同情。對默克爾而言，德國是這種競逐的最大受益者。她始終堅定地認為，是美國將德國從納粹的野蠻行為中解救出來，並義無反顧地支持德國統一。因此長期以來，她一直視美國為自由價值的典範，她崇拜里根在冷戰對峙中的堅定和勇敢；她和克林頓、賴斯幾乎第一面就成了好朋友；她和丈夫的第一個蜜月會選擇去加州的洛杉磯，那是他們生活中最為美好的回憶；她曾經親赴美國接受奧巴馬授予的總統自由勳章，在儀式過後的晚宴上，菜單的正中心別有心裁地印著一份讚譽——“默克爾博士是自由勝利的象徵，她是在統一德國的總理府內任職的第一位民主德國人”。
所以，當美國的自由價值散去，當看到特朗普在民粹的喧囂中走上山顛之城，我們可以想象默克爾心頭的絕望。在祝賀特朗普當選的電報裡，默克爾話裡有話地提醒道，“德國和美國是通過價值觀捆綁在一起的。民主、自由、尊重法治和人類尊嚴——無論出身、膚色、性別、性取向或政治觀點如何”。她說，柏林方面將“在這些價值觀的基礎上”與美國新政府密切合作。在《華盛頓郵報》看來，雖然默克爾言辭優雅，但與其說這是一份祝福，毋寧是一封警告信。當特朗普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進行嚴厲的抨擊時，默克爾立即作出了強硬的迴應——“歐洲人的命運應掌握在自己手中”。
默克爾對自由是如此的敏感，生怕好不容易獲得的一切美好輕易散去，她總是強調，“我在專制政權下生活35年，它與我的過去密不可分，有人說這不會再發生了，但我總是存有疑慮”。現在這一切如預想般地發生了，當奧巴馬把最後一個電話撥向默克爾，將整個自由世界的旗幟親手奉上，默克爾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她清晰地記得2008年的夏天，這位心懷理想主義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第一次來到柏林，在龐大而狂熱的人群面前發表了充滿自由色彩的講話。轉眼8年過去，一切全都結束了，在她看來，這是即將改變世界命運的歷史節點。默克爾深愛歌劇，特別是瓦格納譜寫的意涵著巨大悲愴命運的作品。她對《尼貝龍根的指環》曾經有過一針見血的評價——“如果事情一開始就錯了，反而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永遠不會回到好的結果上來”。她所信仰的瓦格納哲學深刻地啟引著她——“起步對，步步皆對。然而事情永遠無法從出口倒轉，這讓我覺得悲痛”。
默克爾的困境
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以後，特別是與特朗普會見結束以來，默克爾心頭的憂慮應該更深。特朗普對於“搭便車”擁有一種原罪般的厭惡，他永遠不可能理解當年杜魯門和馬歇爾做出這一慈善政策所蘊涵的巨大深意，而只會將之視為是自己的買賣沒有佔到便宜。他的態度是如此的糟糕，在媒體見面會上，面對所有在場記者要求兩位領導人握一下手的請求，在默克爾輕聲的提醒面前，特朗普紋絲不動，甚至不願正眼瞧向默克爾一眼。拋開禮儀和教養不談，特朗普的行為顯著地傳遞出他對於德國在歐盟甚至世界範圍內所扮演的道德角色充滿厭惡。
慕尼黑會議結束後，一名美國官員在面對《金融時報》的採訪時開心地提到，“再次身處一個正常國家的感覺真好”。這句話的諷刺意味是如此之強：整個20世紀上半葉，全世界的人們都在為德國的反常舉動而深陷浩劫，是威爾遜主義的深刻力量使得美國成為國際秩序的救世主，並帶來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穩定結構；然而現在，美國要回到19世紀的孤立主義，反倒是德國成為了普世價值的捍衛者，然而卻要再一次被抨擊為是反常的。德國語言批判行動評委會日前公佈的2016年的“年度惡詞”顯示，具有鮮明的納粹時代色彩的“人民叛徒”成為2016年“最惡詞彙”。2015年8月，當默克爾在一家難民中心參觀時，示威者就對她使用了這樣的稱呼；第二年的德國國慶日，默克爾在進入德累斯頓聖母教堂時再次被示威者以“人民叛徒”之名咒罵。在勇敢地擔負起新時期德國命題的同時，這個世界的政治生態正在深刻地發生變化，默克爾頂在最前面，被迫承受了歷史極大的不公。
默克爾的窗外
荷蘭選舉結果出來以後，默克爾像個孩子般高興。維爾德斯沒有當選，自英國大選以來延續了一年的黑天鵝事件暫時止住了。在法國，菲永渡過了最艱難的時刻，支持率正在快速回升，一切看起來都在好轉，那種氤氳在歐洲上空的糟糕氣氛正在散去。在向荷蘭新任領導人的祝賀中，默克爾提到這個結果“是民主的好日子”，她說“很高興看到高投票率取得了一個絕對支持歐洲的結果，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默克爾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總是傾向於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儘管她經常不苟言笑。自從走出民主德國的精神壓抑以來，默克爾在心底對這個世界是充滿感恩的。在一次接受電視採訪時，當被問及“德國”這個詞會讓她想起什麼，她的回答是——“精美、擋風的窗戶”。
在這個充滿童趣的比喻裡，我們可以愉快地感到厚重的責任、堅定的守衛等很多意象，似乎也可以看到窗外燦爛的生活。她是如此深愛自己的國家，她曾經勇敢地帶領德國走向歐洲，現在她已決心再次走向世界，這是一份受邀請的責任——護衛全世界脆弱而正在淡去的民主希望。
這是默克爾的第四次競選，很長時間以來，她沒有想好自己是否還要繼續這樣一種嚴肅的生活。在宣佈這一決定的十幾分鍾裡，默克爾解釋了為什麼第9次競選黨主席，第4次競選德國總理。她說許多人告訴她：“你一定要這樣做”，這讓她很感動。接著她大聲向與會者發出呼籲：“你們一定要幫助我”。這段講話為她贏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在最為焦慮的時刻，默克爾將永遠相信歌德在《象徵》裡的那句著名的呼喚——“我要你們懷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