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隆慶三年（1569年）六月，大明朝的利劍，直言諫諍第一人，有著“海筆架”戲稱的海瑞，海剛峰被擢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

由於海瑞的名頭太盛，當年都敢對嘉靖皇帝怒罵，稱其一意玄修，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天下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這樣的牛人到了江南富庶之地後，平日裡那些個作威作福、橫行不法的貪吏、勢家、織造局太監們都因畏懼他，竟然夾起了尾巴，不敢為非作歹了，也稱得上是國朝奇談，成為時人口中聊資。

當年十二月，海瑞巡歷上海縣，在視察吳淞江之餘，還為當地百姓懲治不法鄉官，追討了被侵佔的田地，被百姓齊頌為“海青天”。

也正是海瑞嚴正不阿的聲望美譽，讓松江百姓們開始紛紛狀告當地豪勢徐家。而這徐家也並非旁人，乃是兩朝元輔，倒嚴領袖徐階。

時人範濂就曾記載過當時訴訟的盛況，當時百姓“五六十人為群，沿街振臂，叫喊號哭”，而徐階的家也被圍困“前後左右，日不下數千人。”

這個案子鬧得很大，堂堂致仕宰相搞的灰頭土臉，有明一代也是絕無僅有的，也無怪乎朱察卿曾稱其為“此亦二百年所無有事也！”

而徐家被訟主要是因其兼併了大量田土，而兼併的主要方式卻是通過“投獻”。

此案雖以海瑞被罷官告一段落，但徐階後來也被高拱整治的欲仙欲死，只是這些我們今天都暫且不作討論，僅聊一聊這中間極富大明特色的投獻現象。

士紳優免下的畸形產物

一、明初的“公田”

大明開國後，太祖皇帝朱元璋賜皇族、勳臣、百官公田，以其租充祿，這些受賜的公田，載在金冊，並不入官籍，享有免除稅糧和差役的特權 。

按照朱元璋的設想，勳貴們在公田之外置辦的私產則應與齊民一體當差，納糧服役。但在實際的政策執行層面則出了問題，朱元璋太高看了勳貴們的政治覺悟和道德水準。

所謂“有權不用枉做官”，勳貴們有權有勢，自稱這些私田就是公田，地方官那敢管，也很難管，“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 諸功臣不加禁戢”，以至於朱元璋制定的“齊民一體當差”條律難以執行，淪為為弊政。

好在朱元璋雄才大略，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於洪武二十五年取消了賜田，並在《大誥》中嚴加申飭，勳貴們才有所收斂不敢妄違。

二、法紀鬆弛、士紳優免

不過在經歷了明初洪武、永樂的從嚴治政後，明中後期政治氛圍趨於寬鬆，法紀也逐漸廢弛，賜田制度也開始恢復，勳貴之家向朝廷請賜田土不可勝計，這也推動了“投獻”成風。

所謂“投獻”就是庶民百姓，將屬於自家的田地奉獻給勳貴權要，自身則淪為佃戶或奴僕，這樣一來，原來需要承納田賦、差役的土地成了勢家權貴優免糧差的公田，造成國家財賦嚴重的流失。

勳貴們只需要憑藉特權很容易就能兼併土地，私田變公田，官府無法催徵課稅，以致於社會風氣大壞，勳貴肆無忌憚，無視朝廷屢頒禁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陰以勢力把制，有使司不得編差徵稅貽累糧裡。

這種“投獻”現象從嘉靖朝開始尤為普遍，像徐階這樣為官數十載，從普通之家躍居成為擁有田產二十多萬畝的大戶並非孤例。

明代士紳階層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優渥，就連最低一級的“士”，秀才，也享有除本身免役外，戶內優免二丁的待遇，到了明中葉以後，甚至也開始免徵八十畝的田賦。

今天我們可以從萬曆年間頒佈的《優免則例》看到，大明朝廷以品級免糧，一品大員最高可免一萬畝田產，餘下遞減，涵蓋地方鄉紳、秀才，待遇不可謂不優渥。

當然按照法律規定，限免額度之外需要正常繳納賦稅，與民一體當差，但實際上勳貴官紳毫無例外的，無論田產多寡，全額優免。

三、投獻成風的原因

一方面有勳貴豪紳之家，依仗權勢強行索要田土，逼迫庶民“納獻”，但更多方面卻是百姓主動“投獻”。

之所以發生百姓主動投獻的怪異現象，究其緣由卻是庶民承擔的賦役太重。

根據黃仁宇先生的統計，萬曆年間明帝國晚期的田賦平均稅率維持在0.038石/畝，與法定的0.035石不相上下，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但這個低賦稅，只是根據官府田籍上應稅土地來看的，在明初自然不重，可實際明中葉以降由於士紳階層的優免，官籍上應徵賦稅的田地多被勳貴士紳兼併，他們不納糧，可賦役還得按籍催收，這就讓著部分空額轉嫁到了勞苦大眾頭上，這也是歷朝歷代土地兼併後必然結果。

就這樣庶民為了逃避日益繁重的賦役，紛紛將手中的田土“投獻”到勳貴士紳名下，寧願當個無地的佃戶，也好過被強行攤派到頭上無力負擔的賦稅、徭役強。

如此這般歷史進入了循環往復的怪圈，勳貴士紳田地越多，庶民百姓更無活路，投獻之風更盛。

四、土地投獻帶來的政治改革

正是鑑於投獻的盛行，土地兼併嚴重，國家財賦嚴重不足，高拱、張居正執政時期，才開始轟轟烈列推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精髓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繳納。這樣原來按丁口和田地計算賦役轉變成單一按田畝，沒地的老百姓能解除負擔，有田的可以按實際田畝好好耕種，這對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在萬曆六年(1578)時，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查溢額脫漏，並限三年完成。結果清查完畢後，國家應稅田畝數達到了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直接增加了三百萬頃！

這還是明政府對士紳階層妥協的結果，由此可知，國家的財賦被勳貴士紳們侵吞了多少！

改革的結果自然使得國庫充盈，庶民樂業，便有了萬曆初期的中興氣象。

只是隨著張居正的去世，人亡政息，“一條鞭法”日益敗壞，士紳勳貴兼併土地，優免依舊，土地兼併的怪圈繼續擴大，“三餉”加派之下，哪還有庶民活路，明王朝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窮途末路，徒給歷史留下一聲沉重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