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明朝 張居正 馮保 中國歷史 高拱 九城清歌 2018-11-27

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改革。從維持明王朝的長遠統治出發,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當權人物認為,必須改革政治,尋求一條自救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居正改革得到了推行。他陸續實施清通欠、省驛遞、懲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開始改革賦役制度,實行一條鞭法。改革雖然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對去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財政收入大為好轉。便改革受到大地主勢力頑強阻撓,張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改革失敗。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張居正改革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是不可否認在這場改革中,張居正也表現出了令人肯定的一面,對於後世帶來深刻影響。  

一、張居正改革的成敗  

首先,張居正自身具有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張居正自幼聰穎絕倫,是嘉靖時期的二甲進士。可以說,他才學過人,有膽有識。他以天下為己任,視“愛憎譭譽等於浮名”,牢牢握住大權強行推廣改革,雖遇丁憂、病重,亦毫不放鬆。這種不怕攻擊誹謗、任勞任怨、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創業者、改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感、過人的膽識和廣闊的胸懷,是承受不起創業、改革給自身帶來的巨大壓力的。這種堅定不移與雷厲風行、帶頭實幹的作風,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主觀因素。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其次,他善於把握有利時機,積極爭取各種力量為我所用。爭取皇權的支持,並取得了對皇權實際上有限度的控制,這對改革的順利推行至關重要。中國歷史發展到明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皇權專制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如廢丞相,設內閣;廢大都督府,設五軍都督府;設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閣,入閣後能有多大權力,能否推行其主張,能否持久任職,其關鍵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對自己的寵信和支持。張居正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上臺執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後,年僅十歲的太子繼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時未能親裁政事,皇權的運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張居正與宦官馮保聯合趕走高拱之後,以顧命大臣、師保和首輔的身份,從多方面爭取皇權的支持。他運用經筵、日講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輸自己的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間的關係,使皇帝對自己敬若神明,言聽計從;他嚴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圍而受控於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學習太祖、成祖對章奏的批閱,防止宦官獨攬批閱權;他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龍的願望,滿足其徽號上的野心,獲得了太后的信任,太后委其以大柄和對皇帝朝夕納誨之責。正是在強有力的皇權支持下,張居正才力排各種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負,較順利地推行改革。  

對於長期以來與內閣傾軋爭權的宦官勢力,張居正不是與之對立以爭高低,而是儘量緩和矛盾,力求將阻力轉化為助力,取得對方的支持與合作,這在與馮保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馮保是李太后母子的“肺腑內臣”,是被暱稱為“大伴”的司禮太監。高拱擔任首輔後,要求集權力於內閣,曾親自出面並示意科道等官點名彈劾馮保;朝臣們對“任命太監馮保入司禮監”,又為在穆宗遺詔中加有命顧命三大臣“同司禮監協心輔政”等爭論不休,以致一時廷議沸騰,馮保處境困窘。就在關鍵時刻,張居正對馮保採取了認可態度,並將高拱欲彈劾並驅除馮保的祕密告知馮保(高拱要張居正和他合作,除掉馮保)。馮保馮保得知後,先發制人,到兩宮傾訴高拱的罪狀。於是,張居正與馮保聯合,驅除了高拱。從此,張居正獲得了首輔的寶座,馮保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後的日常政務和事務中,張居正又對馮保採取有限度的忍讓和加倍的禮遇,以搞好關係,二人關係竟“膠漆如一人”。於是,馮保便成了張居正與宮闈內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總是為他的改革排除各種障礙。藉助於馮保有效的鉗制,內宦以及內戚們也不再擅權作惡。綜觀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馮保“為之左右”,替他在宮中打點,達到了“宮府一體”的地步。這在宦官往往壓制內閣,干擾朝政的明代,是極為難得的。以致有人謂:“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就是這樣,張居正得以順利地實現自己的抱負。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張居正還善於發現和培養改革的骨幹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隊伍中的冗沓分子的同時,他既爭取過去擁護高拱的官員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  

再次,張居正在改革中表現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張居正除了採用多種方式和手段,從各方面爭取到皇權的支持,妥善地處理與宮廷實權人物李太后、宦官馮保等人的關係外,還假託恢復“洪武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已經把各種政制和律令基本確定下來,曾一再下令,後世子孫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後世官僚視作天條的“洪武祖制”。張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心理,為自己的改革活動塗脂抹粉。雖然他集權於內閣,實行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對“祖制”的明顯改易,但他於執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號,一再聲稱自己改革的目標是要恢復明初的“洪武祖制”,從而極大地減輕了改革的阻力,創造了有利於改革的氛圍。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最後,改革注意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明朝進入中期以後,由盛轉衰,危機四伏,各種矛盾突出暴露出來。吏治腐敗、豪強兼併、軍官貪汙,這是當時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積弊。張居正正是抓住這些進行改革以“救時”。但改革從何入手,是全面鋪開,還是循序漸進,這是一個大問題。儘管他看到財政危機十分嚴重,但“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只有整頓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張居正的改革從整頓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這“本源”在地方是督撫巡按,在全國則是中央政府。整頓好這些領導機構是關鍵,於是他以此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體做法上,先採用平穩易行的考成法,加強對官吏的督促與考核,然後下令裁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同時恢復久已不行的皇帝面獎廉能制度,使忠於職守的官員受到鼓舞,更要報殊恩,成為表率。通過吏治改革,張居正獲得了一個素質和效率較高的行政班子,為此後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在推行賦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條鞭法雖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因勢而行”之舉,但他仍然先在湖廣地區試行,取得可行性的證明後,才在全國推廣。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人亡政息啟及後人但是,張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暫的輝煌,猶如曇花一現,旋即凋謝。張居正離世後,保守勢力得勢,進行了迅猛的反撲,張居正的長子不勝刑罰而自縊,次子和其他幾個孫子充軍遠方,家屬因被查抄餓死十餘人。支持改革的官員如吏部尚書樑夢龍、兵部尚書張學顏、刑部尚書潘季馴、薊鎮總兵戚繼光、寧遠伯李成樑等,均遭到排擠迫害;而從前遭到張居正打擊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發生重大變化,考成法、一條鞭法被廢止,張居正改革在其身後慘遭失敗的厄運。  

在以人治為主體的明代,具有絕對權威的皇權的反對,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張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得以推行,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在於皇帝年幼,未能親政,事事依靠師保首輔,於是張居正代行皇權,從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說,其取得壓倒反對派的優勢,實際上只是皇權對於臣僚的優勢,他擁有的掃除一切障礙的力量,實際上只是皇權的力量,而不是張居正本身的優勢或改革本身的力量。這裡就包含有很危險的因素,即一旦皇權不再由張居正掌握,張居正便會失去一切優勢,一切足以推進改革的力量。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張居正改革觸動了統治階級保守勢力的利益,使改革無法徹底進行。改革是在封建統治出現危機,吏治腐敗、經濟蕭條、軍備廢弛的情況下進行的,儘管改革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堅決反對。豪門地主階級以及社會上保守的習慣勢力,為了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對改革大肆阻撓、誹謗和攻擊。譬如,清丈土地,實行一條鞭法,推行均平賦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後,嚴格的考核使得官吏們不得不如履薄冰,埋頭工作;破格用人,選拔了人才,卻得罪了那些無德無才只憑資格升遷的人;裁減冗官,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卻敲掉了不少人的飯碗,從而引起相當一批士大夫的不滿;整頓驛站之後,官員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設備,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們怨聲載道……這些,都讓張居正陷入了兩難境地。  

張居正改革也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張居正的改革,是利用皇權的強制力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均賦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即土地兼併的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而改革並沒有在勞苦大眾的心中引起共鳴,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必然遭受失敗的命運。一條鞭法的推行,雖然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業者的負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並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於張居正在“奪情”之後許多舉措失當,以致一些開明之士最後亦放棄了對改革的支持。這樣,張居正在各個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與保守勢力相比,改革的力量並不具有優勢,因而,也就難以維持了。  上述的這些,均給反對改革者留下了口實。儘管張居正在世時人們害怕他的赫赫威勢,不敢不恭維他,但在這種恭維的後面,卻積蓄著怨恨和蔑視。這種怨恨和蔑視,一旦時機成熟隨時都可能爆發。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齎志以歿。他剛死,新政即告廢除。張居正執政十年所進行的改革遂以失敗告終。

二、 張居正改革對後人的啟示   

張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歷史,給後人留下的啟示是深刻的。綜觀張居正改革,他整頓吏治,大力選拔人才,實行檢查公文落實情況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國家權力機構的辦事效率,使之成為能夠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實行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等措施,緩和了財政危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此外,他支持對蒙古首領俺答的議和,加強蒙漢的關係,擴大互市規模,整頓軍備,取得了邊境的安寧,促進了明王朝和蒙漢等族的經濟交流。這些改革客觀上收到了積極的成果,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因而對歷史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是,張居正改革發生在明代後期,明王朝處於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它只能是帝國暮靄中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餘暉。張居正墓碑這種總體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政治上的腐敗,腐朽的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決定了張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成效。 

張居正改革對後世的啟示​ 

此次改革的最終失敗,對於晚明政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張居正執掌權柄期間,大明帝國擺脫了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觀。但張居正改革被廢止後,由於明神宗怠於政務,此後的內閣首輔平庸無為,致使整個統治階級腐敗不堪,朝廷官員結黨營私,相互攻訐愈演愈烈,王朝衰頹之勢日益明顯。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起來,一發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後滅亡,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脫穎而出力挽狂瀾了。對此,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指出:“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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