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嚴黨的倒臺直接導火索是因為鄢懋卿上交的鹽稅只有100萬，嘉靖大怒之下開始清理嚴黨。總收入500多萬嚴黨為什麼只給嘉靖100萬？自認為可以密不透風才藝高人膽大？其實嚴黨之所以做出這樣“無腦”的行為是基於以下幾點。
一、嘉靖和嚴黨的算法不同。嘉靖自然是知道嚴黨貪汙的，只是嘉靖有個底線：一兩銀子，十錢歸我（62.5%），六錢歸嚴黨（37.5%）；再要貪得更多，就是嚴黨撈過界，要打屁股了。巡鹽總收入500多萬兩白銀。200多萬國庫，100萬嘉靖私人小金庫，剩下約200萬分成三分，一份鄢懋卿自己拿，一份歸嚴嵩，一份送到京師上下打點。按照嚴黨的“設想”，其實這個這個分配很合理，至少在嚴黨心中，他們自己並沒有撈過界。為了計算方便，一律取整。嘉靖所得比例：（100萬+200萬）/500萬=60%；嚴黨所得比例：200萬/500萬=40%。嚴黨心中，天下是你是你朱家的，所以給國庫的錢就應當算在嘉靖的分紅比例中，嘉靖依舊得了大頭，這個分配比例只是在作死的邊沿試探，但是沒有超過底線。可嚴黨誤判了嘉靖的想法，嘉靖比想象中更精明和自私，國庫是國庫，小金庫是小金庫。按照嘉靖的想法，分紅應該在扣除國庫所得後進行，而且自己的小金庫所得必須是大頭。嚴黨所得比例：200萬/（500萬-200萬）=66.7%；嘉靖所的比例：100萬/（500萬-200萬）=33.3%。嘉靖心中，百年老店朱明，我朱某是董事長，嚴嵩是總經理（首席家奴），保證百年老店不倒是家奴應該做的事，所以國庫得到的錢要劃出去，董事長只分到33%的小頭，所以嘉靖暴怒了。
二、嚴黨沒有察覺危機鄢懋卿南下巡鹽時，嚴黨沒有察覺危機到來。嚴黨首魁嚴嵩受到嘉靖的打擊和年齡因素，權勢有所下降，依然為首輔；嚴世蕃雖然被逐出內閣，依然吏部工部要職；鄢懋卿主管鹽政、刑部羅龍文、刑部侍郎葉鏜，大理寺卿萬寀等都身居要職。在嚴黨看來，此時嚴世蕃出閣，但高拱張居正也出閣了，兌子而已，不算大輸。嚴黨掌握財政，人事和部分地方官員，國家和嘉靖想用錢、幹事都離不開嚴黨，嚴黨依舊有不可替代性。改稻為桑嚴黨棋差一招，丟了浙江的兩個棋子鄭必昌何茂才，但關鍵時刻嚴黨及時止損，並且握住了清流“通倭”的小辮子，隨時可以反擊。而徐階和趙貞吉陷入改稻為桑的後續旋渦中，徐階面臨枯竭的國庫，趙貞吉湊不齊絲綢賣錢，都要咬牙苦熬，對比嚴黨為“有效率”的充實國庫，至少此時嚴黨認為形式不是大好也是中好，嘉靖沒有理由辦他們，所以可以“照舊”分錢。嚴黨上下，只有嚴嵩一個人流淚，意識到危機來臨。嘉靖面前裝出過分的老態、送戲班子給徐階，都是在做最壞的打算了。
三、鹽稅制度本身回到原題，假如嚴黨“睿智”，這次分100萬提成，200萬給嘉靖，嘉靖拿了大頭，嚴黨不就順利“過關”了？恰好相反，正是嚴黨足夠“睿智”，所以他們不會不想也不能這麼做。呂芳說，永樂年間，鹽稅有1000多萬兩；嘉靖末年，只能收上100多萬兩。有一部分鹽稅確實劃到南直隸的財政系統中——假定這部分是300萬兩，就是說起碼有600萬兩的鹽稅稅收，被鹽稅系統、地方官場、基層小吏等利益集團瓜分。鹽稅供養起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嘉靖時期和永樂時期的鹽稅總收入假定持平，鄢懋卿南下巡鹽，收上來的500多萬兩的鹽稅，實際上已經接近徵收鹽稅的上限，鄢懋卿不借用“皇帝指示、閣老批示”的權勢重壓，想擺平這麼龐大的利益集團幾乎不可能。500多萬兩收上來，已經讓很多官員在“割肉”了——換句話說，不進行大規模改革，來年想持續500多萬兩的鹽稅極度困難，因為鹽稅系統到地方基層上下都會抵制。如果這次給了嘉靖200萬兩，下次嘉靖胃口依舊，怎麼拿得出這麼多錢？不光鄢懋卿，嚴黨不會給嘉靖200萬兩。
嚴嵩執掌首輔二十餘載最擅長的莫過於理財、用人，鄢懋卿的收入分配方案能夠得到嚴嵩的認可絕對不是無腦作死，也是做了深思熟慮的。可惜人無百日紅，花無百日紅，首輔總有下臺一天，此事剛好成為了一個被倒臺的契機而已，從而看起來“無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