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午門血案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兵敗土木被瓦剌俘虜的惡劣影響，還在北京城內持續發酵，自十六日噩耗傳來至今八天內，百官雖然從最初的混亂當中逐漸安定，可聚集在大家心頭的怒火卻是與日俱增。
是日郕王朱祁鈺攝朝午門外，依例舉行朝議，排在六部九卿班次內的右都御史陳鎰越眾而出，率先上奏，歷數王振禍國亂政罪過，致六師失陷土木，傾危宗社，請求誅殺王振全族以安人心！
此議贏得科道言官贊同。
王振把持權柄多年，百官恨之入骨，如今又逢土木之變，大明重演侵徽欽二帝被擄五國城的故事。國家朝不保夕，眾廷臣急需宣洩心中的憤懣，當即群情激奮之下，紛紛痛哭響應，要求誅滅王振一族，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
年輕的郕王從未見過百官力請的大陣仗，一時不知如何決斷，只含糊道，容後再議，便退入門內。
六科十三道御史哪裡肯依，義憤填膺的越過朝儀班次，擁入了午門，一副不得旨誓不罷休的架勢，把郕王嚇得不輕，當即戰戰兢兢的允了所請，並遣錦衣衛指揮馬順前去拿辦王振一族。
言官都道，馬順乃王振的黨羽，應派遣右都御史陳鎰前去。
午門前混亂不堪，馬順不合時宜的躥出來，帶著錦衣衛力士呵斥百官退下。
時任戶科給事中的王竑忽然暴起，擊打馬順撕咬其面，並道：“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
王竑的舉動激起了文官們的血性，都群起毆打馬順，將其活活打死。
馬順雖死，可眾官們猶不滿足，又索要王振黨羽毛貴、王長隨兩人，太監金英無法將二人推出，亦被眾人毆打致死。
百官們尤其是言官的暴動，讓郕王大懼，坐立難安，準備退回宮內。
當時班行雜亂，眾官在當廷擊殺馬順後，激情消退，都開始恐懼起來，百官之首的吏部尚書王直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新任的兵部尚書于謙及時站了出來，擠開混亂的人群，來到郕王面前，抓住朱祁鈺的衣服高聲勸道，群臣心為社稷耳，並無他意。
於是郕王赦百官無罪，混亂消弭於無形，眾大臣們這才釋然，拜謝而出。
吏部尚書王直執于謙手讚歎，朝廷正是依仗你的時候！雖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今日的局面！
從二十三日的午門血案開始，當此多事之秋，有擔當、敢於任事的于謙逐步走到臺前，被百官接納認可，成為事實的領袖，大明王朝的命運在急劇跌宕之後，悄然回到了正軌。
雖道時勢造英雄，可英雄亦造時勢！
皇權的轉移
1
八月十六日，朝廷收到英宗被俘的消息，孫太后心驚之餘，慌忙蒐羅後宮金寶文綺，載了八匹馬送往也先的大營，希望能贖回皇帝。
十六日的早朝百官一片混亂，六師失陷，皇帝被俘，無異於天崩地陷！
此時京師並無可戰之兵，僅有的老弱不足十萬，守城都嫌勉強，若也先來攻，失守恐怕只在朝夕！
恐怖情緒瀰漫在朝廷之上，素來精通星象的翰林侍講徐珵，當場便提出：“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這種論調更加深了百官憂慮，南逃避禍聲音登時四起。
歷任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的四朝老臣、禮部尚書胡濙站出來道：“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
永樂皇帝將都城遷到北京，以天子守國門怎麼能說逃就逃呢？
時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謙更是厲聲喝道：“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
于謙的話擲地有聲，得到六卿之首的吏部尚書王直的支持。于謙繼續建議，當此時應立刻召集天下勤王之兵，誓以死守！
這個主張遂成定議，明廷上下決定抗戰瓦剌。
但此時，大明王朝還有一個比守衛京師更為嚴峻的問題，那便是誰來主持大局？
2
當初明英宗親征時，命皇弟郕王朱祁鈺居守京師，注意是“居守”，並非監國。
什麼叫“居守”呢？
按辭海的解釋，特指皇帝出征或巡幸時，重臣鎮守京都或行部。
也就是說郕王朱祁鈺的職責是鎮守京師，別看“鎮守”和“監國”的字面相差不大，實際上兩者所代表的權勢有天壤之別。
“監國”是代天子留守處理國政，可“鎮守”的權力就可大可小。
事實上英宗皇帝並沒有授予郕王代理監臨國事的大權，這一點在禮部制定的居守條例中就可以看出。
居守條例規定，凡有緊關重事差人赴皇帝行在處奏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等皇帝回京處置。而郕王除了每日在午門外的闕左門前，例行接受百官朝拜，充當擺設外，就無半點兒權力。
所以當皇帝被俘，真正的權力中樞猝然消失，大明朝廷出現權力真空，中央六部等緊要部門勢必陷入僵滯，國家大政無人處理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更讓百官深感王朝末日來臨。
十六日之後，從戰場上陸陸續續逃回的士兵，將這種恐慌的情緒進一步擴大，百姓富戶最實際，收拾細軟南逃者甚眾，而在京的官員們偷偷離開的也不在少數。
恢復中央秩序成了擺在大明百官面前最為緊迫的事。而作為名義上最高決策者的孫太后，一開始寄希望於金銀，希望能打動也先，放回皇帝，可一連三天仍無半點音訊傳回，百官接連上疏，人情洶洶，急切請命，讓孫太后不得不早下決斷。
八月十八日，孫太后下敕書，以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郕王暫總百官理其事，並命文武群臣，凡大小事務悉啟郕王，聽其令而行。
如此一來，國家大事有了暫時的處理人，郕王，但要注意這只是暫時性的委任。在敕書中，孫太后還著重強調，皇帝率六軍親征，至今尚未班師，這不僅是替英宗開脫隱罪，更是抱了也先能放皇帝回京的幻想。
那這時候，被俘的英宗皇帝是怎樣的光景呢？
3
在八月十五日明軍慘敗，英宗被俘虜，這對也先來說簡直是意外之喜，作為“奇貨”的英宗皇帝，自然成了也先叩關的頭號牌面。
十七日，也先挾英宗到宣府，讓英宗傳旨召守城官將出來見駕，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英宗根本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竟然照做了。
侍奉在英宗跟前的袁彬前去宣旨，要鎮守宣府總兵官楊洪等一干文武出城接駕，而此時的宣府鎮周遭衛所，或被圍困，或守備將官早已奔逃，宣府基本上已是孤城。
這樣的情況下楊洪當然很為難，在京師還沒明確指示傳來，英宗作為唯一合法的皇帝，他的旨意沒有理由抗拒，但若真出城見駕，基本上等同於將宣府拱手讓給瓦剌，這個責任楊洪擔不起。
於是楊洪讓城頭守衛推說他不在城內，避而不見，拒絕見駕。
也先在宣府城下吃了癟，繼續帶著英宗於二十一日來到大同，又差遣袁彬拿著駕牌到城中通告，並索要金幣。都督郭登閉門不納，聲稱：“臣奉命守城，不敢擅閉！”
後來只有總兵官劉安和幾個官員出城見了英宗，並按照英宗皇帝的旨意向也先奉上財貨酒食犒勞。
這期間郭登在大同城內，暗自謀劃遣勇士救出英宗，只是在和皇帝取得聯繫後，被英宗以恐有危險而拒絕，最終沒能實施。
英宗完全寄希望於太后，他在見到劉安時曾說，也先想把妹妹嫁給他結姻，然後送他回京，仍正大位。為了能早點回京，英宗敦促劉安回奏太后，再多派人送些財貨前來賞賜也先，再晚些天，恐怕就深入草原了。
堂堂一國之君天真如此，毫無國家尊嚴，也是令人不齒！
不過也是在二十一日，郕王暫攝國政的詔令傳到邊關，曉諭邊將，如虜持皇帝御用器物，詐言大駕奉還，威脅開關，不可輕信！
之後在收到大同劉安等人，擅自出城朝見英宗的消息後，更是嚴厲申飭：朝廷用爾鎮守何為？中國惟知社稷為重！如爾等日後再聽詐誘，罪不容誅，慎之！慎之！
至此邊將總算不用再左右為難，在失去皇帝后，朝廷內外重新又有了主心骨。不知不覺中，被俘的英宗，除了頂著皇帝的尊位，實際已與常人無異，大明的中樞權力開始流向了主持大局的郕王手裡，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只是也先並沒有察覺到其中的變化，在挾持英宗，帶著大批繳獲的輜重回到草原，與當初分兵南下的幾個頭目商議後，決定打著送還英宗回京的旗號，分三路攻明，以期恢復故元榮耀。
但時間不等人，很快大明就率先給了也先當頭棒喝。
京師保衛戰
1
郕王朱祁鈺在暫總百官，處理政務後，孫太后為保英宗一系的皇位傳承，於八月二十日下詔冊立英宗的庶長子朱見深為太子，正位東宮以安人心。
這裡要說明一點，明代的皇位傳承一直是嫡長子繼承製，在明朝的官方層面，建文帝不被承認，而朱棣又以馬皇后嫡子自居，之後的仁宗、宣宗、英宗都是嫡長子，這也是一開始長子朱見深出生後，沒有被及時冊立為太子的原因。
雖然這時候冊立朱見深為太子，是有太后的一定私心在裡面，可非常時刻倒也也合乎常理，百官自然不會反對。
按照孫太后的設想，以庶長子朱見深為太子，郕王輔政，以待皇帝回京，這是最為理想的狀態。
所以在冊立太子之後，二十二日孫太后又下詔明確了這一政治構想：
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這次郕王頭上的“暫”字被取下，被明確為監國攝政。
可隨即新的問題又來了，若英宗皇帝戰死，這種監國制度倒也值得稱道，但偏偏皇帝成了俘虜，還被也先挾持大肆叩關，這樣的情勢就比較危急了。
當宣府、大同接連向北京奏報也先挾帝威脅邊關的企圖後，但凡有些家國意識的臣子，都不可能坐視此等潛在的危險存在，擁立新君，消除禍患自然成了人臣本分。
八月二十九日，大明的文武百官合章上奏太后，再三陳情：聖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國勢危殆，人心洶湧。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
百官們希望立年長的郕王為帝，面對群情，孫太后也只能應允，命郕王即皇帝位。但在請郕王即位時，郕王驚慌不敢同意百官的迎立，還是于謙站了出來，勸道：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願，殿下弘濟艱難，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國家都到了這幅田地，還有什麼可推辭？郕王這才同意登位。
行文至此，筆者忍不住多插一句。
有明一代對於謙等大臣擁立郕王繼位，並無異議，反倒今天總有人拿著于謙勸郕王登基的話，指責于謙不擁戴太子，存有私心，甚至衍生出土木堡之變是于謙和郕王陰謀奪權造成的，此論殊為可笑！
于謙當時是兵部留守的官員，只有編收各地奏章、遇到大事需向英宗行在彙報的權力，並沒有軍政的處置權，而郕王更是擺設，兩人甚至連京城都控制不住，更別說邊將了，隨扈英宗的文武大臣，才是真正的權力核心。
中國之大從不乏英雄，所缺的只是對英雄的敬畏之心，質疑也需建立在事實之上，而非無端抹黑，熟不知這是在自戳民族的脊樑。
至於為什麼不擁立太子朱見深繼位，讓郕王從旁輔政，這跟明代的政治制度有極大的關係。
當初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以天子獨領六部各司，實際上是將君權和相權相融一體，六部堂官是政府首腦，可所有決策權在皇帝，缺少了皇帝相當於同時沒有了統領百官的丞相。雖然這是加強了君權，但皇帝的負擔卻很重，於是僅五品職銜的內閣學士，便有了參贊機要的職能。
正統初期，三楊在閣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多朝老臣，除了身為大學士外，還加尚書銜，後來甚至加少師尊銜，這才使內閣初具國初中書省的權威。但隨著三楊先後去世，之後入閣的閣臣不過加侍郎銜，比如戰死在土木堡的內閣首輔曹鼐，也不過升任為吏部左侍郎，內閣班次尚在六部之後，根本沒有成化之後，領袖百官的威望。
所以失去皇帝以後，百官群龍無首，這樣的混亂要遠比唐宋時期嚴峻的多！
百官急切需要一個新皇帝，不僅僅是為了挫敗也先脅迫大明的圖謀，更是出於現實國情的考量，“國不可一日無主”，這真不是說說而已！
而郕王，英宗親弟，宣廟次子，且年長有獨立處理政務能力，由他繼位要遠遠優於剛滿兩歲的朱見深，故郕王在那個時期被眾官擁立是順理成章的。
2
在順利完成皇權過渡後，九月初六日，郕王朱祁鈺正式登臨帝位，是為景泰皇帝，並派遣使臣出使瓦剌。十六日，使臣到達也先所在營帳，宣示了郕王登基的消息。
被遙尊為太上皇的英宗，此時亦無可奈何，他修書三封，一封禪位郕王，一封問安太后，一封致書百官。
至此無論法理還是事實，新登基的景泰帝完全取代英宗成為大明唯一合法君主。
也先奇貨可居的企圖破產，又怎會甘心，當即表態，準備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
十月初，瓦剌軍分三路向南推進，東路攻古北口，威脅密雲，牽制明軍側翼；中路攻居庸關，正面威脅明軍防線；西路也先主力，攻紫荊關，迂迴北京側背，出其不意。
明廷這邊其實在朱祁鈺暫攝百官時，就已經在於謙的建議下，積極備戰。
經過朝堂呵斥南遷，得當處置午門血案等事件，短短几天內，挺身而出，大義凜然的于謙，無形中成為百官領袖。
《明英宗實錄》裡就曾這般形容：人心依賴，系國家安危者，惟于謙。
時值明軍潰敗之際，國家危亡之秋，敢挺身而出者，本身就值得世人尊敬！
于謙被火速任命為兵部尚書，提督諸營將士，成為戰時京城的最高統帥，于謙向朝廷立誓：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
從八月二十日到十月初十，五十天時間，于謙速調援軍，修繕器甲，遷民入城，分守九門，薦舉將帥，整飭邊防。
喪亂的人心逐漸收拾，頹廢的國勢開始扭轉。
當瓦剌三路大軍開始攻伐，大明的人心、士氣已不同於八月時的怯懦懼戰。
瓦剌東路軍在古北口被明軍迅速擊退，中路更是困頓於居庸關下，接連受挫，被迫遠遁，于謙選任的守將都堪稱勇武。
十月初四，也先的大軍抵達紫荊關北口，都指揮韓青率軍激戰，後因寡不敵眾，身陷重圍，自刎殉國。副都御使孫祥繼續堅守關隘，力阻也先軍馬於城下不得進關一步，最後也先還是在投敵的太監喜寧幫助下，找到進關的小路，孫祥在前後夾擊下身亡，紫荊關這才被攻破。
十月十一日，也先進逼京師，陳兵西直門外。
是時，于謙決心背城決戰，堅持將明軍主力列陣九門之外，要想守城就不能示弱，出城迎戰方為正道。
為了激勵士氣，于謙親披掛甲冑督戰，嚴令全軍：“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在安排完各城門守軍後，于謙將預設戰場定為德勝門，欲誘敵進入，聚而殲之。
從十一日夜開始，多次遣將領主動出擊，襲擊瓦剌營地，迷惑敵軍，使得也先不知主力何在，不敢輕舉妄動。
十二日，也先知強取不得，以迎送英宗還朝為藉口，要求于謙、石亨等主帥、將領來營見駕商議和談，其意圖自然是為了誘殺于謙等人，進而奪取京師。
這一招十分毒辣，如果處理不當，極容易動搖明軍的軍心士氣。
于謙一面曉諭全軍將士，“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嚴令不得談論議和迎駕之事，一面告誡京師文武，此時當“社稷為重，君為輕”。
於此同時，為了揭露也先假和談的嘴臉，于謙另派使臣出城朝見英宗，並與也先商議迎駕事宜。也先見於謙等重臣不就範，當然拒絕商討送英宗回朝之事。
和談的謊言被戳破，京師文武都明白只有抗戰到底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
十三日，也先一步步掉入戰場上于謙預設的陷阱，遣主力攻打德勝門。于謙先以小隊精騎迎戰，假意不敵，佯敗，誘使也先大軍進入伏擊地，明軍相機掩殺，瓦剌陣勢大亂，也先之弟及主要將領被擊殺，餘軍敗退而逃。
緊接著不甘失敗的也先再攻西直門，又被各路明軍協同擊敗。
一連五天未嘗一勝的也先未免膽寒，而此時其他兩路攻明大軍失敗兵退的消息傳來，孤軍作戰的也先，在內無糧草，外無援軍的境況下，於十五日夜，倉皇挾持英宗撤退，沿原路快馬逃回了塞北。
自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到十月十五日京師保衛戰大勝，兩個月內，大明王朝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生死起伏，社稷總算轉危為安，此役於謙居功甚偉，聲望至隆，進少保榮銜，成為當之無愧的百官領袖。
正如史書所評價的那樣：（于謙）憂國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