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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
他生於浙江餘姚，卒於江西南安，葬於浙江山陰洪溪鄉（今紹興市柯城區蘭亭鄉仙霞山）。生前獲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後遭人誣陷，被削奪伯爵並取消朝廷恩典。卒後三十八年，即明隆慶元年（1567），被追贈為新建侯，諡“文成”。
王陽明青壯年時，曾讀書於紹興市郊會稽山陽明洞天，自稱陽明子、陽明山人，故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
壹
明憲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陽明誕生於餘姚一個官宦之家。幼名為“雲”，五歲時改名“守仁”，蓋取《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之意。他自幼聰明絕倫，十歲那年，父親王華高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職。
次年，王陽明隨同祖父竹軒翁一起赴京生活，船過鎮江金山寺，竹軒翁與客人飲酒賦詩，尚未成篇，王陽明卻已賦詩一首，詩云：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船客大為驚異。大家又叫王陽明應景賦詩，陽明出口成章，詩驚四座。
陽明十二歲時，開始拜師讀書。他經常捧書沉思，思考人生真諦。
有一天，他突然問書塾老師：“何為（人生）第一等事？”老師回答說：“惟讀書登第（做官）耳！”王陽明疑惑地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這個“讀書學聖賢”的心願，表達了少年王陽明要做聖賢的遠大志向。王陽明的人生目標，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確定的。
陽明十六歲（1487）時，按照父親教導，遍讀朱熹理學著作，並在庭園格竹求理，不僅未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於是感嘆聖賢難做，便轉向詞章之學，又沉浸於佛道二教。竟在新婚之夜（十七歲）撇下新婚妻子，隻身跑到南昌鐵柱宮道觀與道士大談養生。他二十一歲鄉試中舉後，曾兩次會試落第，於是回到餘姚結詩社，馳騁於詞章，長時間出入於佛老之學。
弘治十二年（1499）春，陽明二十八歲，第三次參加會試，終於舉進士出身。次年六月，被授以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陽明三十四歲時，他才開始真正歸本儒學。
貳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陽明三十五歲。司禮太監劉瑾專權跋扈，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御史薄彥徽等會同南京給事中戴銑，上疏請誅劉瑾等“八虎”。劉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詔獄，各杖三十。戴銑竟被杖死獄中。
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劉瑾遂逮陽明下詔獄，廷杖四十，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出獄以後，陽明將赴謫所。
但劉瑾派人尾隨其後，意欲加害。王陽明設置投江自盡假象，並作《絕命詩》迷惑閹黨。經過一番曲折歷險，終於在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達龍場驛。
在貶謫龍場期間，王陽明經歷了身體與心靈的“百折千難”，但他並未被種種天災人禍所擊垮，而是自強不息，從容應對。
面對種種困境，他常常思考“聖人處此，當有何道”的問題。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他突然大徹大悟《大學》“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歡呼雀躍，“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這便是所謂“龍場悟道”，其關鍵在於領悟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邏輯的結論是求理於心，而非求理於外。這標誌著王陽明主體意識的覺醒，也為他日後在講學中形成良知心學奠定了心靈覺悟的基礎。
龍場，是王陽明政治生涯和學術生涯的一大轉折。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姚江學案》，評論王陽明“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說：
先生之學，始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可見學術真知得來不易，它往往是在經歷了政治磨難與人生鉅變之後獲得的思想結晶。龍場時期的“悟道”，代表了陽明心學的初步形成，即從本體上悟得了“心即理”“心外無理”和“知行合一”之旨。
王陽明從正德三年（1508）春初到龍場，到正德五年（1510）春晉升廬陵（今屬江西吉安市）知縣，前後約經歷了兩年貶謫生活。
叄
正德五年三月，王陽明經歷了兩年貶謫生活後被朝廷起用，升為廬陵知縣。他以民為本，推行了多項德政，特別是冒著被罷官處分的風險蠲免了困擾境內百姓的苛捐雜稅，深得民眾擁護。
同時，他敦勵風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眾，使民風歸於淳厚。錢德洪《年譜》記王陽明：“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可見其治理廬陵成效卓著。
掌政廬陵時期，王陽明在政務繁忙之餘，堅持講學。這個時期的講學特點是主張“靜坐”以“自悟性體”的修養方式，“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可見，王陽明主張的靜坐，是旨在擺脫紛紛世務而滌除私心雜念的一種道德實踐，是王陽明確立良知心學過程中的重要階段。
廬陵任職不到一年，陽明奉命入京朝覲。於正德五年年底調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調吏部主事。其後五年，歷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南京鴻臚寺卿等職。他仕宦之餘，講學不輟，故弟子日眾。
其講學重點仍以“靜坐”為主，“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慾，為省察克治實功”。但這樣教法，畢竟未脫舊學窠臼，且與佛老的禪定與靜坐很難區分。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四十五歲的王陽明奉旨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十二月初到達江西，從此開始了一介儒生的軍旅生涯。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對朝廷。當時，陽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倉促聞變，立即回軍吉安，調兵“勤王”。在王陽明的精心調度與策劃之下，竟能“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寧王）十萬之眾”，這在軍事史上創下了以少勝多的奇蹟，也成就了王陽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雙全的歷史聲名。於是朝廷封他為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
從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陽明大多時間在江西贛州和南昌。這段時期，他經歷了自貶謫龍場以來人生最艱難險惡的時期，但就在種種苦難的磨礪中，使王陽明的思想昇華到一個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學命題，從而完成了陽明學的哲學建構。
對此，其弟子錢德洪所編《年譜》“正德十六年辛巳”條下記載說：“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可見，王陽明的良知之教是在平定寧藩叛亂以後，以提出“致良知”三字為標誌而形成的。
正如陽明自己總結的：“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陽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僅使其精神境界昇華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複雜險惡的政治鬥爭中氣定神閒、寵辱不驚，自立於不敗之地。
肆
王陽明受封新建伯不久，其父王華於嘉靖元年（1522）病逝，陽明遵制在紹興老家守喪三年。到嘉靖三年，陽明丁憂服滿，四方來學之士盛況空前。錢德洪記陽明講學盛況雲：
先生自辛巳年（正德十六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眾，癸未（嘉靖二年）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由於門人日眾，陽明弟子、紹興知府南大吉（字元善，1487—1541）遂督同山陰縣令擴建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門人多達300餘人。
嘉靖六年（1527）五月，廣西田州土司叛亂，數剿無效，朝廷遂命王陽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軍務，勘處思恩、田州事宜，進剿“亂賊”。
王陽明遂定於九月初八啟程前往廣西。就在出徵前一天晚上，他與弟子錢德洪、王畿在府邸天泉橋上展開了一場著名的思想論辯，史稱“天泉證道”。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陽明所謂“四句教言”。《傳習錄》記曰：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徵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龍溪）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云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
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還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這個四句教，重點本來是要求弟子“二君相取為用，不可各執一邊”，但陽明歿後，王畿另著《天泉證道記》，對四句教作了翻案文章，於是開啟了日後的許多爭端，王畿說：
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
王畿又記乃師之說曰：
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噁心體……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
言下之意，是說陽明贊同其“四無”說，這就有悖於王陽明“二君相取為用，不可各執一邊”的告誡了。
其實關於陽明“四句教”的爭論，不只限於王、錢二子。
其山陰後學劉宗周（號蕺山）就批評王陽明的“致良知”有“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的弊病，批評陽明“將意字認壞，將知字認粗”。蕺山主張分別意、念，認為意是好善惡惡的本體，念是意之動，故有善有惡，他將王陽明“四句教”修正為：“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
總之，陽明後學各派關於良知學說的種種歧見，都圍繞著“良知”善惡問題與本體功夫問題展開，這與王陽明解說“四句教”時分別所謂“接利根人”和“為其次立法”不無關係。
伍
王陽明率師抵達廣西以後，對思恩、田州地區以瑤族土司的武裝反叛採取了安撫為主、罷兵息戰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領盧蘇、王受率數萬之眾竭誠投降，使得遷延數年、屢剿無效的思田之亂宣告平息。
接著，王陽明採用“以夷制夷”策略，主要利用新招降的土司頭目鎮壓了負隅頑抗的斷藤峽、八寨地區瑤族土司的武裝反叛。平亂之後，陽明又上疏朝廷，提出了多項安定民心、鞏固治安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
廣西平亂的戰事，前後經歷一年多。這一年多來，王陽明以衰病之軀，奔走於炎熱潮溼、瘴癘遍佈的崇山峻嶺，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到戰事全勝，他也病入膏肓了。
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十日，王陽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後一道奏疏，說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腫毒，喘嗽嘔吐”的嚴重病況，請求朝廷允許他回鄉養病，其詞悲切，但朝廷沒有迴文。
眼見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覆了，於是班師北歸。他由廣西經廣東韶關，過大庾嶺，進入江西，再順贛江而下，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達南安府（今大餘縣），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龍鋪水面。
二十九日上午，他已處於彌留之際，其弟子周積請問有何遺言，陽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八個字，瞑目而逝。
時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上午辰時（8時許），享年五十七歲。
這位明朝文武雙全的大臣、這位被後人譽為“真三不朽”的聖賢，就這樣英年長逝于軍旅途中。
雖然令人無比惋惜，但其思想、其精神令人無限敬佩！
陸
王陽明的學說簡稱陽明學，其學遠承孟子，近繼象山，而自成一家，影響超越明代而及於後世，風靡海內而傳播中外。
所謂陽明學，就是由王陽明所奠定、其弟子後學所傳承發展，以“良知”為德性本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功夫，以“明德親民”為政治應用的良知心學。
1
陽明學的思想主旨
關於陽明學的思想主旨，可謂眾說紛紜。多數人只作哲學形而上的概括，從“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個方面展開論述，而忽略其作為外王之學的民本政治論。本人則從“良知”本體論、“致良知”的方法論、“知行合一”的實踐論、“明德親民”的民本政治論四大方面展開論述。茲簡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體論。
在王陽明之前，宋儒陸九淵已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命題（見《象山集》巻二《與吳顯仲書》），元儒史伯璿也提出了“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命題（見《四書管窺》）。
王陽明的高明，不在於承認“心即理”或“心外無理”，而在於他進一步探索了“心之本體”的問題，如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說：“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均見《傳習錄上》）這是很明確地說明了“心之本體”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觀點。王陽明的“良知”本體論，從根本上講即是道德自覺，是德性本體。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論。
王陽明說：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陽明的《詠良知》詩說：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王陽明又說：
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
在王陽明看來，所謂“天理”就是內存於心的“良知”，而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標尺去衡量一切事物，這樣就能認識事物的理，這就叫“致良知”。這說明，致良知是王陽明認識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陽明學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論。
王陽明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概括地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個要點：第一，知行只是一個功夫，不能割裂。所謂“功夫”，就是認知與實踐的過程。第二，知行關係是辯證的統一：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功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說明王陽明的良知學在本質上是道德哲學。
四是“明德親民”的民本政治論。
這是王陽明良知學在政治實踐中的運用。王陽明一反程朱理學家提出的《大學》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說，而堅持《大學》古本的“在親民”之說。
他指出：“‘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親民’。” 王陽明“親民”說的基本思想，是保民、愛民與富民，以民之好惡為好惡，主張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親民”。它繼承了孔孟“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傳統而體現了王陽明良知學說的民本特質。
2
陽明良知心學的當代價值
我認為，明代理學的精神在陽明，而陽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這個“良知”精神表現在如下四點：
一是道德自覺精神。王陽明《詠良知》詩中所說“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二字是參同”——這些都是概括王陽明道德自覺精神的話語。
二是人文精神。陽明學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首句原文“在親民”的堅持，它反映了陽明心學“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
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陽明折中朱陸、會通佛老的精神實質上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和諧”的精神。
四是力行實踐的精神。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黃宗羲解釋說“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功夫”，則“致良知”即是“行良知”了，強調的正是一種力行實踐的精神。
我們從陽明學的基本精神可以揭示其當代價值之所在：
第一，陽明學確立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自覺精神，對於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物慾橫流的非人性化弊端無疑是一劑對症良藥。
第二，陽明學提倡“明德親民”的民本政治主張，繼承了早期儒學的“民惟邦本”的思想，並啟發了明清之際以黃宗羲為代表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傾向。
第三，陽明學折中朱陸、會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體現了一種多元和諧的文化取向，為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溝通提供了歷史的借鑑。
第四，陽明學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
總之，我認為，王陽明的良知心學並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實踐意義的鮮活文化。我們應當深入發掘並加以發揚光大。
（作者：吳光，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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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標新立異，但尋實事求是。
祈願思想燦爛，又望文才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