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明代秦簡王朱誠泳（1454—1498，第七代秦王）墓的陪葬彩陶俑，出土於陝西西安明秦王墓葬群
經過鐵腕反腐，應該說，洪武朝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吏治比較清正廉潔的。《明史》稱：洪武年間，“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旨，吏治渙然丕變矣”。《明史·循吏傳》中，記載的明朝270多年的循吏（清官），洪武時期佔了2/3。從時間看，洪武朝30年，只佔明朝的1/9，清官數卻佔了2/3。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朱元璋反腐倡廉造成的社會風氣。
不過，儘管朱元璋下猛藥、出重拳，但腐敗並沒有被完全杜絕。至少在朱元璋看來，顯然沒有達到他希望的效果。貪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難怪朱元璋苦惱不已地質問：“奈何朝殺而暮犯?”從其登基到駕崩，貪腐現象始終未絕。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說，自開國以來，浙江、江西、兩廣、福建等地所設地方官員，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一任，往往等不到期滿考核，就不免貪贓事發。以至於出現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就是官員被判了死刑、流放，但還沒有執行的，可繼續留任辦公，公務辦完後再殺、再流放。堂堂衙門，竟出現了犯人審犯人的奇觀。
郭桓案爆發後，幾萬人被殺，一些罪行輕一點的案犯，即使沒有被殺，但也受到了肌體殘害的處罰。這些刑餘之人是否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呢？龍江衛倉官康名遠，暗通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已經被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但仍留在倉裡工作。就在康名遠受刑半年不到的時間裡，有個進士到龍江衛倉庫去放糧，早上他發出了200根籌碼。到了晚上去收時卻收到了203根，也就是說有3根籌碼的官倉糧食被接籌的小倉官康名遠給渾水摸魚地“貪汙”了，他將偷出放糧籌碼轉賣給大約半年前同樣一起受過刑的“難兄難弟”小倉官費祜，用來盜支官倉糧食。當時那位去龍江衛放糧的進士實在氣憤不已，當場斥責了他們的奸頑惡行，並把它給揭發了出來。朱元璋聽說後哭笑不得，頗為無奈地說：“我用的刑罰已經夠殘酷了，聽到的或看到的人都應該引以為戒了。可誰能想到，康名遠這等奸頑小人面目給毀了，肌體殘疾了。可他們的惡行還是沒改，還在盜賣官糧，對於這樣的凶頑之徒，我還有什麼法子去懲治他們呢?”
朱元璋要求每一塊磚側面都印上燒造地各級督工監造官員以及磚工、窯匠的姓名 , 以便追責
朱元璋的高壓政策確實使官員如履薄冰，有所收斂，但貪汙者前仆後繼的現象也說明其政策治標難治本。在古代的皇權專制制度下，是人治不是法治。朱元璋雖然制定了許多法律，但在實際執行中，常常是法外有法，法外用刑。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誥》要比《大明律》刑罰更重。而且，朱元璋“喜怒無常”，並以喜怒加刑賞，隨意定法、改法，脫口下詔，隨便施刑，造成了濫殺、冤殺的嚴重後果。朱元璋曾跟皇位繼承人朱允炆說道：“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亂世用重典，但是這種反腐是在缺乏法治和相應的預防腐敗機制的基礎上，起不到持續的效果，甚至還會產生反彈。不僅如此，“重典治吏”的政策相當程度上造成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混亂，影響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朱元璋過世後，明朝的反腐自然就“人亡政息”，貪腐現象更是變本加厲了。《大誥》這套當年風靡全國的叢書，在朱元璋死後就迅速消失在歷史舞臺上，而他創造的賦予百姓捉拿汙吏的權力，同樣也被其後代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