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才子、大詩人白居易一首《長恨歌》，在歌頌唐明皇和楊貴妃悽美愛情的時候，也用一句“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將不早朝、昏君、懶政聯繫在一起，甚至認為二十八年不早朝的萬曆皇帝是明朝滅亡的源頭。那麼不上朝與國家治理得好不好有那麼大關係嗎？
行文較長，故將本文要點精簡成以下幾點。如果朋友們時間不夠，看完論點幫忙點個贊就好了。
一、不上朝不等於不理政，明中朝以後，上朝所代表的禮儀性質大於其行政意義；
二、上朝理政弊端頗多，皇帝在朝會上做出的決策侷限於本人的能力、喜怒，往往思慮不周全；
三、明朝已形成完善的內閣制度，可以通過內閣票擬、批紅，將皇帝政令下達 ；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朝儀屬於“嘉禮“，朝會之時，天子高拱，百辟趨拜，講論天下大政。雖然作為古禮，但每個朝代對上朝沒有定製，只是到了明朝的時候，朝會才會成為一個時代勤政、怠政與否的標誌。最諷刺的是，有明一代是歷朝歷代中最重視朝會的，對朝會的的重視、朝儀之盛都是空前的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給人留下了“不早朝”的印象，真是歷史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冷笑話。
明朝的朝會可以分成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大朝是指每年正旦、冬至和萬壽聖節（皇帝生日）三天舉行的大朝會，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為朔、望朝，每天舉行的朝會則為常朝。這三個朝會中，以大朝最為隆重，朔望朝次之，屬禮儀性質，不引見奏事。常朝分為早朝和晚朝，但晚朝極少舉行，所以通常說的常朝，是指早朝，也稱日朝。
明朝的早朝可以追溯到朱元璋還沒有稱帝，在金陵當吳王時。剛開始的時候，朝會是有積極意義的，每天太陽初升，群臣就聚在一起開會，討論政事，既可以讓百官不懈怠政事，又能讓老百姓看到新朝氣象，給新建立的政權打了極好的政治廣告。
但上早朝確實是一件非常苦逼的事情，一個是上朝的時間早，天還沒亮就要從家裡出來，二是上朝的禮儀非常繁複，一折騰就要一兩個時辰，三是時不時還遇到颳風下雨，天氣惡劣。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老爺子身體好，能力強，又是苦孩子出身，恨不得馬上天下大治，所以在明朝的早朝他堅持天天早朝。但幾年下來，這位勞模也撐不住了。
明初，一切政事都通過朝會來處理，為了不耽誤正事，即使是惡劣天氣，也很少免朝，如洪武三年的記載，“敕百官自今上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下雨下雪了也得來上朝，只是允許穿雨衣過來。後來慢慢得朱元璋老爺子發現折騰不動了，也就慢慢找藉口免了一些早朝，如后妃、親郡王死了，可以免朝一到三天；文武一品大員死了，可以免朝一天。
後來朱元璋為了加強皇帝集權，廢除了宰相，讓朝會更是變成了皇帝一人的獨角戲。以前有宰相輔佐，小事自決，大者奏請（皇帝），宰相沒了後，無論大小事務都需要皇帝一人決斷，像朱元璋、朱棣這樣成熟的君主還能hold得住，但少年皇帝們（英宗、世宗），如何能在朝會短短時間內做出正確決定。
而且朝會除了對皇帝各方面素質要求過高以外，明代早朝還太重太頻繁，禮儀的性質也遠大於行政的意義。皇帝臣子每天早起，趕到皇宮裡，不過是來走走過場，對皇帝和臣子來說都是一種負擔，因此明朝的皇帝看穿這一點後，都是早期勤於早朝後期怠於早朝。
等到英宗即位的時候（1435年），對早朝上臣子可上奏的事件數作出了限制，而且提前要把事情上報給內閣，大大削弱了早朝的政治功能。等到萬曆皇帝登基的時候，為了讓他健康成長（才8歲的孩子），改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每月上朝九次，等到他執政後期，直接不上朝了，有人專門統計了下，總共是二十八年時間未上早朝。
但不上朝但不代表不理政，而是明朝的皇帝們找到了一種更好的處理政事的方法或者說偷懶的辦法，那就是票擬製度。這一制度立足於奏疏的遞進與批答,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禮監收進,經御覽後發內閣擬票(擬出處理意見),再經御筆或司禮太監按閣票硃筆批紅(批答)後發出施行。
通過票擬製度既保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又能找大臣、太監為自己代勞，處理一些事務。但重要的事務還是要皇帝親自決斷的，如我們在《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看到，嘉靖皇帝躲在幕後聽內閣大臣討論，然後用敲鐘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
因此在臣子攻擊他不上朝時，他說“早朝率多彌文,至軍國大務,何嘗不日經心?”他覺得,自己關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盡到了為君者的責任,“只是一早朝始終不一耳”，就是想睡個懶覺不上朝有什麼錯嗎？
當然上樑不正下樑歪，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還是存在不少弊端的。嘉靖本人就承認“朕不視朝,下遂放逸”。皇帝不上朝理政，內閣又不強硬，就會造成奏本積壓，政令不通，延誤了很多朝政。但不能粗線條的將勤朝等同於勤政，並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扣在皇帝不上朝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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