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4年-1720年,天主教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麼

明朝 天主教 儒家 中國歷史 利瑪竇 小明侃世界 2018-12-02

天主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日期一般被認為是1294年,當時一位名叫若望·孟高維諾(意大利語: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6年-1328年)的意大利傳教士以羅馬教廷使節的身份來到中國,並受到元成宗鐵穆爾的接見和歡迎,獲准在大都設立教堂,開展傳教活動,當時傳教對象主要是統治階層中的王公貴族。但好景不長,隨著元朝1368年的滅亡,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嘎然而止。

1294年-1720年,天主教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麼

此後雖然一直有天主教傳教士想進入中國開展傳教,但都不成功。不過,1583年,一個叫利瑪竇(Matteo Ricci) 的意大利人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後,事情有了改觀。他輾轉於廣東肇慶、杭州、上海、南京、南昌等地傳教,雖然多次被驅逐,但通過努力也收穫了一批信徒和同情者,其中就包括一個重要人物——徐光啟(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徐光啟在明朝崇禎帝時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無論在民間和朝廷中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在他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後,不僅影響了大批普通民眾信奉天主教,也在儒生和官員中發展了一批信徒。

1601年,在徐光啟的幫助下,利瑪竇獲得了在北京的居留權,這無疑標誌著明朝政府對他傳教行為的官方認可。這雖然離不開徐光啟的大力協助,但同時也是他自身努力的結果。利瑪竇在1582年第一次來到中國澳門時,就努力學習中國官話和中華傳統文化,這給他的傳教工作帶來了極大幫助。一方面,他具備西洋當時較先進的科學知識,另一方面表現出對中華文化的瞭解和認同,這使他在當時中國的儒生和官員階層中結交了大批朋友。但也就是在1601年,他病逝在北京,並埋葬在當地。不得不說的是,除了開展天主教的傳播,他和徐光啟等人還翻譯了當時許多的西方科技和人文學著作,對促進中國近現代的科技進步和拓展國際視野產生了積極作用。

利瑪竇的死並沒有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1606年,一個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的傳教士在徐光啟等人的大力推薦下,進入朝廷,協助當時主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開展工作。因工作出色,受到朝廷器重,使天主教在中國的統治階層中站穩了腳跟。這種影響力一直延續到清朝,湯若望(德語: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1666年)、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等西方傳教士一直負責著清朝「欽天監」的工作,並負責為皇室成員教授西方科學知識。同時,在民間,天主教的傳播也似乎進入了黃金時期。至康熙時,全國除西藏、青海、東三省外,天主教堂幾乎已在各省分佈,多達八十餘座,並有大量西方傳教士駐守傳教。天主教在中國幾乎有燎原之勢,但這一切,因西方羅馬教廷的一紙諭令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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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11月30日,為表示對教會在中國開展宗教事務的官方認可,康熙給羅馬教廷發了一份正式文書。這本應該是值得天主教會慶幸的大好事,但是教廷內部的傳統派認為這是對教會的褻瀆,一個世俗世界的皇帝怎麼有權對神在人間的代理機構表示認可。1704年11月20日,當時的新任教宗克萊門特十一世(clement Xl,1700-1721)向中國的信徒發出一道諭令,禁止中國教徒用帶有中國本土化的"上帝"一詞來稱呼造物主,中國傳統的拜天、祭祖、尊孔活動同在禁止之列。這使康熙帝大為惱火,清廷稱這諭令為《禁約》,視為羞辱。次年,教廷派特使來華妄圖說服康熙支持天主教會的諭令,被其斷然拒絕。事情還沒結束,1715年,教廷再次發出諭令,再次強調了1704年的諭令,要求中國信眾必須服從。這徹底使康熙對天主教會失去了好感。1720年12月I7日,康熙在教廷特使遞上的諭令上批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從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完全禁止,直到鴉片戰爭開始,伴隨著大炮、戰艦以及鴉片,傳教士得以再次進入中國。但此時的天主教在中國的形象已經成了列強侵略剝削中國的幫兄,已失去的群眾基礎,再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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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中國的興盛和衰弱,都與怎樣看待中華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係。當初利瑪竇之所以能叩開中國的大門,與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不無干系。我們可以從早期的傳教文獻中一窺究竟,【天主聖教實錄】是天主教針對中國信眾的第一部中文傳教文獻,由利瑪竇的傳教搭檔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 )撰寫,成書於明朝萬曆年間,主要內容是介紹天主教來由及天主教教義。在開篇引言部分他就表達了對中國儒家五常之德的認可。

嘗謂五常之序,仁義最先,故五倫之內,君親至重。人之身體髮膚,受於父母,為人子之報父母者,皆出於良知、良能,不待學而自然親愛。故雖禽獸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乎?”。“餘雖西國,均人類也,可以不如禽獸,而不思所以報本哉?……”。其次他把天主的形象與中華“道”的概念聯繫起來,“凡物之有形聲者,吾得以形聲而名言之。若天主尊大,無形無聲,無始無終,非人物之可比,誠難以盡言也。”書中唯一明確提出反對的是佛教,“釋迦經文虛謬,皆非正理,故不可誦……此等皆邪魔惡鬼潛附佛像之中,誑誘世人,是以求之有應也。”全書不但表現出對儒、道兩家的思想的認可,其行文語氣也模仿中華古籍經典,雖然能看出只是對經典的簡單引用,但無疑博得了當時中國士族階層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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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利瑪竇寫了《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辯學遺牘》、《交友論》、《二十五言》,對天主教教義和中華文化的關係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對接。其中《天主實義》被正式允許刊刻出版,後來多次重刻,被收於《四庫全書》子部雜類下。在書中,他提出了天主教的造物主就是儒家所說的上帝的觀點,“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對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儒釋道三家,採取了尊儒道,貶其它兩家的態度,“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為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為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為宗,以誠為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書中大量引用了儒家經典古籍,如【中庸】、【尚書】、【禮】、【詩經】、【春秋】等。對佛教的批判更為詳盡,用整整一節篇幅對佛教的“輪迴”、“戒殺生”、“齋素”進行逐一辯駁。所以他主張祭祖和祭孔只是中國人對祖先和聖賢的思念感恩之心,與教義並不違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對儒家天地君親師思想的認可,不會動搖當時統治階層的利益和社會秩序。這是當時皇室能支持他的決定性因素。但是這種高度包容的教義在羅馬教廷發佈那些諭令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這裡就拿一本名為【聖教理證】的來做下比較,我們節選部分與儒家相關的篇章。“今之儒者,口誦古賢之書,不遵先賢之道,妄信邪說。或事佛老以求福,或敬文昌以求名。不審真假,不分清濁,同流合汙,燒化紙錢,建齋作醮,醉生夢死,不省不察。如此之人,稱謂儒教,實玷辱古聖、先賢之儒教也。”;“孔子是天主所生,必非天地之主也。既非天地之主,為何拜之如天主也?”;“人類之根本,謂之祖宗。生我者,父母;生父者,公也;……由此而推,必至開闢之始祖而止。生我等始祖者,天主也。天主為人類之根本,乃祖宗之祖宗也……敬天主者,有祖宗;不敬天主者,無祖宗”;“天地者,受造之物也;君、親、師,受造之人也。天地既屬受造之物,即不可以神敬之。君、親、師亦屬受造之人,人即宜以人道事之,何得妄祀之為神也?況五字牌,原自無為教而興,胡堪用乎?”。此外,書中毫無意外的對佛教和道家進行了批判,同時從玉皇、城隍、到關公等民間信仰一個個拿出來進行了批駁。可以看出,此時的天主教在中國的思想傳播已經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全盤否定。當然,在教廷看來,這是迴歸一神論正統教義的理所當然之舉。然而,其嚴重低估了幾千年積澱下來的中華文化在中國人心中的力量,同為外來宗教,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流佈生根,其根本原因就是其對中華文化的包容和融合。天主教妄圖與整個中華文化對抗,其衰落也就理所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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