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坐像軸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次年改年號為正統。皇太后張氏尊為太皇太后，皇后孫氏尊為皇太后。[5]
在朱祁鎮即位之前，宣宗駕崩之後，宮中傳言，說要立襄王為帝。當時的張太后召集群臣，指著皇太子朱祁鎮說，這就是新君。於是朱祁鎮順利登基。新君年僅九歲，主少國疑，眾臣請張太后垂簾聽政。張太后不允。即便如此，國事仍舊掌握在已經貴為太皇太后的張氏手中。
張氏地位尊崇，卻不重用自家人，甚至不允許外戚干預國事。還三天兩頭把王振叫去罵一頓，有效地打擊了王振，使得王振在她掌權的時候不敢幹壞事。而當時王振並不囂張過分，也可見張氏的眼光很遠。她重用仁宣以來的舊臣，其中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位頗為著名，史稱”三楊“。三楊擔任內閣輔臣期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得大明朝國力鼎盛。明人焦竑《玉堂叢語》卷七中有言：“正統間，文貞（楊士奇）為西楊，文敏（楊榮）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楊溥）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正統初年，張太后與三楊治國有道，明朝頗有一番欣欣向榮之態。然而好景不長，正統五年，楊榮去世（諡號文敏）；正統八年，張太后駕崩（諡號誠孝昭皇后）；正統九年，楊士奇去世（諡號文貞）；正統十一年，楊溥去世（諡號文定）。
隨著三楊去世，太后駕崩，一直以來被皇帝朱祁鎮寵信的宦官王振開始嶄露頭角，興風作浪。正統朝的政治開始走入滑坡路。彼時，皇帝從少年天子長成熱血青年，頗有一股安邦定國的雄心壯志。在為初期勵精圖治，令南方諸省籌措糧餉，派遣南兵穩定因宣德皇帝棄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引發地緣地震後動盪不安的雲南承宣布政使司。[6]
麓川之役
明
代張志淳《南園漫錄》恢復了麓川之役的真相。卷二《麓夷》，記錄正統年間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賢撰《古穣雜錄》，“謂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佈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逞忿，（王）驥阿其意。”出師徵麓川，是一大失誤，這是明代國史記錄中的普遍觀點。張志淳的觀點相反，徵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個正確決策。“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逺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為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43]張志淳進一步分析了致誤之由，完全是楊士奇、王恕單邊聽信沐氏子孫“隱蔽溢美”行狀結果，“李（賢）遂據以為真，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也”。李賢、楊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哉？良可嘆也！”根據永昌歷史事後的實際效果，肯定麓川之役，這是張志淳的高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