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鉅變,為後來的興衰埋下什麼伏筆

明朝 明神宗 萬曆十五年 張居正 中國歷史 陪伴你的曉鈺欽 2018-12-04

1、萬曆十年,1582年,一代名相張居正逝世。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嘉靖廿六年進土,才華橫溢,相貌堂堂,重要的是玩政治很有一套。明朝中期,朝政腐敗,大地主兼併土地,巧取豪奪,地主豪紳越來越富,國庫越來越窮,張居正下令清查土地,又把當時名目繁多約賦稅和勞逸結合起來,折成銀兩來徵收,稱為“一條鞭法”。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居正改革起了明顯效果,財政收入達到700萬兩,國庫存糧夠支10年。明王朝重新渙發生機。

因張居正深得穆宗信任,臨終時把皇太孑朱翊鈞託付給了張居正,高拱,高儀。張居正深得太后喜愛,把教育太子的事情全權交給了張居正。一直以來,皇太孑非常懼怕張居正的嚴歷,朝政也落在了張居正和太監馮保手上。神宗在位十五年,由最初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孑長成了一個20多歲的青年,他早已不願意像傀儡一樣在別人的制約下走過程,他想當一個真正的君王。從萬曆十年到十五年,神宗徹底清算了張居正,所有改革被廢除,剛有轉機的明朝政治又滑向黑暗。他們君臣之間的恩願情仇就此了結。

2、張居正死了,神宗親政,各種勢力失去張居正制約而抬頭,明朝最大的危害黨爭出現,陸續出現了浙黨,昆黨,東林黨等多個派別。神宗有一長子朱常洛,他與一宮女所生,亂性所為,不受神宗喜愛,有一個大臣戶科給中事姜應麟上書立朱常洛為太子,神宗不答應,你想,誰會把江山送給自已不喜歡的兒子?“國本之爭”由此開始,無休止的爭吵,讓神宗厭倦了朝政,再加上自身有腿疾,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萬曆開始二十年不上朝。

3、萬曆十五年,一代名將戚繼光逝世。戚繼光掃平了東南沿海的倭寇後,北方的韃靼還不時入侵,對明王朝構成嚴重威脅,張居正把戚繼光調到北方區鎮守薊州,戚繼光到任後,修築北方長城,嚴明軍紀,改良火器,多次擊敗韃靼的進攻,是北方防線牢不可破。張居正死後,戚繼光被貶,於萬曆十五年抑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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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鉅變,為後來的興衰埋下什麼伏筆

4、也是在這一年,東北的女真族崛起,努爾哈赤吞併建州哲陳部,距離統一女真還有五年時間。而大明王朝毫無注意,危機正在一步步逼近。

萬曆十五年,平靜而又暗流湧動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大明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淵。

擴展資料: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照常運轉。小皇帝從小在張先生的嚴教下成長,自然也是規規矩矩勤勤勉勉。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瘋瘋癲癲,一心修道煉丹,但是從小經過大禮儀事件的嘉靖皇帝一直有著對人性對官場對朝廷非同尋常的認識。在位四十多年雖說不見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術用人之權真是爐火純青,整個朝廷也能維持著平衡穩定。

但是實際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這套政治制度內核上的弊端已經不經意地凸顯出來了。皇帝只顧用人,要通過維護自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來實現中國古典政治語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權和話語權,總得搞的神神祕祕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終究還是人,經過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眾大臣表面上當然還是頂禮膜拜,但是到了具體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

這樣一來,一個嚴嵩下臺了,就會有第二個再上來。文官官僚內生成了一個利益階層,在運行國家機器的同時也派生出自成體系的組織和架構方式。皇帝對於這一階層的影響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隨著皇帝的力不從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跡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頭獵槍。《大明王朝1566》中,張居正建議裕王說,依臣看,倒不如讓浙江徹底亂起來!也恰恰體現著這種失控。可是,四十餘年來,大臣換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卻只有一個人,箇中壓力和疲倦,自然異乎尋常。

一切的變化實際上發端於張居正之死。張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締造了明朝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死後卻被自己一手培養的萬曆皇帝反攻倒算差點鞭屍。不知道萬曆是懷著怎樣複雜的心情開始親政,起初幾年,皇帝還算是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親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宮。

但當他似乎要大權獨攬之時,卻發現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遠沒有那麼簡單,單就是立儲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強烈反對,連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壓。萬曆皇帝扛了五年,到萬曆十四年鄭貴妃生下皇子朱常洵,這個拉鋸的局面徹底被點爆,長達十幾年的“爭國本”事件就此開始。

這一系列事件的本質實際上是皇帝理論上個人的“無限”權力和文官作為經理人進行行政和解釋所必須從皇權割讓而獲得的權力之爭,嘉靖年間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協使得矛盾兩方一直保持著動態的平衡。自從成祖設立內閣制度以來,歷代皇帝都小心地維持這個平衡,卻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張居正雖位極人臣,但是他心裡瞭如明鏡,他手上的權力,仍舊是來自皇恩浩蕩,不過是皇帝年幼,自己代為執政罷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萬曆親政後,神宗皇帝面對同樣繁亂的局面,居然採取了這種自暴自棄的、“賭氣式”的不上朝的方式來進行冷處理。這一賭氣,就是二十多年。

這說明,到了萬曆十五年,皇帝已經對這種無休止的、耗費精力的權力平衡束手無策甚至感到厭倦了。

這也說明,大明朝政治體制內核的這種矛盾,在皇帝放棄的前提下,機制上已經徹底失去了調節能力,不但凸顯化了,而且潰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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