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歷史人物的正邪忠奸之分，在他們死後，從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即可看出。然而這句話只能說適用於大部分歷史人物，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有一些歷史人物，由於某些特殊原因，導致千百年之後，人們對他的評價出現兩極分化，可謂是忠奸善惡一言難盡。比如三百多年前明朝的一個武將，至今難有定論。
崇禎二年，明朝的主人崇禎皇帝，還是個十八歲的毛頭小夥，而日後名揚天下的闖王李自成，還只是明朝甘州總兵手下的一個小卒。日後摧毀明朝的西北農民起義，此時還是若隱若現的星星之火，並未引起崇禎的關注。崇禎皇帝的目光，時刻緊盯著東北方向的遼東。因為那裡有讓他寢食難安的心腹大患，新興的後金、也就是日後的清朝已經迅速崛起，成為明朝的最大威脅。
好在明朝當時還不乏人才。薊遼督師袁崇煥坐鎮關外，他曾經在天啟年間數次挫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攻勢，使得一度面臨全線崩潰的遼東形勢有所好轉，讓明清之間的戰局漸趨穩定，使得焦慮不安中的崇禎得到一絲欣慰。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的是，當年六月，薊遼督師袁崇煥的一封奏摺在朝廷上下激起軒然大波。
《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記載，袁崇煥於六月初五在雙島接見東江鎮總兵毛文龍，當面揭露他的種種不法行為，如貪墨餉銀、通敵叛變、不聽號令等共“十二項大罪”後，亮出尚方寶劍，當場斬殺毛文龍。崇禎皇帝知道這個消息後，大為驚愕，但當時正在倚重袁崇煥之際，他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以崇煥故，特如其請”，表示默許。
孰料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文龍被殺一事在朝野成為轟動一時的熱點。支持袁崇煥的大臣認為毛文龍早就該殺，而支持毛文龍的人則認為袁崇煥冤殺好人。毛文龍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何會引起如此之大的爭議？事情還要從頭說起。
毛文龍原是浙江杭州府人，膽氣粗豪不喜讀書，早年家道中落，萬曆年間出關投親，被人推薦到明朝大將李成樑帳下，成為明朝一個普通將校。天啟初年，在明朝連連喪師失地的頹勢下，毛文龍帶領二百名勇士深入後金腹地，奇襲鎮江，並且從此在後金的大後方建立起一個明朝的軍備基地皮島。數年之年，毛文龍招撫流民，擴充軍備，成為擁兵數萬的一方軍閥，嚴重威脅後金的統治核心地區。皮島位於鴨綠江入海口處，清軍不習水戰，毛文龍又擅長游擊戰，後金軍幾次出兵想剿滅他，始終未能如願。毛文龍還時不時出兵襲擾後金腹地，使得皇太極吃盡苦頭。
從整體大局上來看，毛文龍在後金的大後方建立了一個明朝的戰略支點，開闢了進攻後金的第二戰線，有力牽制了後金，使得皇太極時時心存忌憚，“建虜以扼其背，甚忌之”，不敢再肆意大舉南下，給明朝遼東戰場減輕了很大壓力，因此從這一點來說，毛文龍功不可沒。在當時明朝將士普遍畏敵如虎、一觸即潰的敗局中，毛文龍膽識和能力獨樹一幟，其英雄氣概一度為朝野矚目。
然而，另一方面，皮島長期孤懸海外，所謂山高皇帝遠，毛文龍逐漸滋生了稱霸一方的軍閥思想。他把自己控制的皮島當成一張王牌要挾明朝，從中大肆中飽私囊。《東江塘報》記載，毛文龍虛報戰果，甚至敢撒出“職用兵不滿一千，而賊死者二萬餘”的彌天大謊。以明朝末年明軍的戰鬥力，這幾乎是神話。他不斷漫天開價，要糧要餉。《崇禎實錄》記載，毛文龍肆無忌憚地聲稱皮島有二十萬兵力，要求朝廷按二十萬人開餉。而當時明朝整個遼東前線的兵力都沒有二十萬，毛文龍一島之地卻敢說屯兵二十萬。“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院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毛文龍百般作假掩飾，改口稱有十萬兵力。朝廷第二次派人來，才查明一共才“二萬八千人”，毛文龍幾乎誇大十倍，可見其貪婪程度。
更為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毛文龍還首鼠兩端，一直與皇太極暗中勾結，書信往來，討價還價商談叛降事宜。《滿文老檔》、《清實錄》等史料都記載了毛文龍給皇太極的六封書信，有些書信原件至今猶存。信中非常露骨地聲稱“我與汗王共議國家大事，不知汗王肯信我否？”“如若聽信我說，可令人來暗暗商議”，“不佞暗喜，以為我兩家事必成矣。”還向皇太極贈送豐厚禮品以表誠意，“再懇謹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廢”。通敵叛國之心昭然若揭。
也有人認為，毛文龍之所以與皇太極頻繁互動，並非真心投降，而是虛與委蛇，純屬是為了緩解皇太極給他的軍事壓力，故意使出的一種生存自保手段。畢竟他到死也沒有投降皇太極。但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文龍想投降皇太極只是時間問題，只因被袁崇煥及時斬殺，才使得他的投降進程未能完成。毛文龍死後不久，他手下舊將接二連三投降皇太極，當了漢奸，如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都被清朝封王封侯，皮島將士對於叛明降清普遍有一種默契和認同，就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
正因為毛文龍一生作為的複雜性，使得他成為一個很難下定論的人物。他被殺當時，朝廷就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他罪不容誅，如內閣學士錢龍錫。一派竭力為他喊冤叫屈，如明朝大臣徐爾一，甘願“以全家四十餘口擔保毛文龍”，認為他並無貪墨軍餉、通敵叛國之罪。他認為，毛文龍敢於不顧自身安危，在極端困難和危險的局面中，深入後金腹地，“苦心戮力，自營自辦”，歷盡艱辛，從兩百人發展到數萬大軍，是大大的忠臣。他還列出詳細數據，證實毛文龍並未貪墨，從天啟二年到天啟七年，五六年之間朝廷一共只撥給毛文龍“共銀一百五十萬有奇，米豆雜糧共九十餘萬石”，並不算多，而寧錦前線的明軍一年就要“用銀三百萬，米豆一百卅萬石”，十倍於毛文龍，不僅毫無功績，還時常因缺糧缺項“鼓譟”。
《明季北略》甚至把袁崇煥殺毛文龍斥責為如同秦檜殺岳飛一樣的惡行，《國榷》認為袁崇煥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而殺毛文龍。但袁崇煥本人的忠心和才能已得到公認，他在給密友的一封書信中也吐露了殺毛文龍的心聲。《勝國忠節明賢手札》記載，袁崇煥認為，毛文龍飛揚跋扈不聽號令，“雄行海外，莫可誰何，其人其事不屬朝廷久矣”，藐視朝廷將令，完全成為土皇帝，根本起不到牽制清軍的作用，“貪逆欺妄之狀，罄竹難書”，更為危險的是他隨時可能降清，“不就此時誅之，後必有變，留之必為後患”。果斷出手殺掉了毛文龍。
時至三百多年後的今日，毛文龍到底是英雄還是漢奸的爭論，仍然非常激烈，難有定論。小編以為，毛文龍是明朝末年典型的一個將驕兵惰的軍閥，擁兵自重唯利是圖，駕馭好了能為朝廷出一把力，問題是他們往往很難駕馭。為朝廷建功立業他們漠不關心，處心積慮擴充保存實力、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被他們放在第一位。如果天下有變，他們會毫不猶豫第一批投敵。明朝末年這樣的軍閥太多太多。除掉他並不可惜。
袁崇煥與毛文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袁的忠誠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若非說袁崇煥有什麼不對之處，只能說他動手太早，把毛文龍扼殺在謀逆的萌芽階段，讓毛文龍從英雄到漢奸的蛻變過程戛然而止，結果才會出現如此之大的爭議。唐代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有名的《放言》詩：“周公握髮吐哺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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