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1380），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歸附，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爾後，任寧國縣主簿，進知縣。做寧國縣令，可以說是他起家的開始。當時太師李善長柄政，胡惟庸以黃金二百兩行賄於李善長，從此青雲直上，先遷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設湖廣行省，又擢為湖廣僉事。朱元璋稱吳王，由於李善長的推薦，胡惟庸被召為太常少卿，不久升為太常寺卿。洪武建國後，更是曲謹市寵，幾年後便位極人臣。洪武三年，入中書省，拜中書參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廣洋因“無所建白”出遷廣東參政。從這時到同年七月，“帝難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獨尊省事”數月，七月代替汪廣洋升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遷左丞相，汪廣洋仍為右丞相。從洪武六年汪廣洋第一次罷相後，中書省的大權實際上由胡惟庸一人獨攬，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殺為止，任相達七年之久。
徐達、劉基對胡惟庸的人品極為鄙視，徐達“深疾其奸”，曾多次“從容言於帝”。為此，胡惟庸一度想與徐達結好，但徐達憎惡他的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變換手法，企圖賄賂徐家守門人福壽來加害徐達，但被福壽揭發。徐達知道此事後，並沒有向他問罪，只是向朱元璋進言，胡惟庸不夠資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與劉基論相，當問到胡惟庸是否可為丞相時，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並說，天下何患無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訪，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選來看，確實沒有可以勝任的。但朱元璋並沒有接受劉基的意見，不久便擢胡惟庸為相，劉基悲嘆道：“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時，淮西集團的政敵楊憲已經在洪武三年被誅，胡惟庸獨相數年。儘管汪廣洋在洪武十年與他同居相位，但汪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可否”，在中書省僅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脅的人便是劉基。由於劉基曾與朱元璋論相，胡惟庸更是耿耿於懷，伺機報復。劉基也深感處境艱難，隱居青田故里期間，為了避禍，每日“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韜跡如此，還是防不勝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訐。劉基家鄉附近有一個地方叫談洋，位於浙、閩交界處，這裡峰巒疊嶂，常有販運私鹽的“不法”之人隱匿其間，元末曾為方國珍所佔據，社會秩序一直較為混亂。劉基曾奏請朝廷在此處設立了巡檢司，以實行有效的控制。後來溫、處之間發生兵變，當地官吏不敢上報，劉基命長子劉璉直接上奏朱元璋，沒有經過中書省。這時胡惟庸剛剛以左丞掌省事，他並沒有忘記當初劉基議相一事，於是指使刑部尚書吳雲沐給劉基羅織罪名，說談洋一帶有帝王之氣，劉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對，便請朝廷設立巡檢司驅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圖不軌。朱元璋知道劉基精通象緯之學，料事如神，因此對此事半信半疑。雖然沒有對他治罪，但卻奪了劉基的俸祿。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劉基為了避免更加嚴重的結局，立即入京謝罪，並暫且留住在京城不敢歸鄉。劉基很聰明，他很清楚，不主動赴京自責，或者擅自歸鄉，都有可能釀成殺身之禍。就這樣，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實在找不出什麼藉口來殺劉基，加之劉基病臥在床，只好遣使護歸鄉里。但在南京臥病之時，胡惟庸曾派醫生為劉基治病，劉基飲過藥後，感到“有物積腹中如拳石”，迴歸青田一個月後，病情加重，離開人世。後來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塗節告胡惟庸逆謀，同時揭發毒死劉基一事。
關於劉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對劉基的次子這樣說：“劉伯溫他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又說：“你休道父親吃他每（們）蠱了，他是有分曉的，他每（們）便忌著他。若是那無分曉的呵，他每（們）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又說：“劉伯溫在這裡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還說：“後來胡家結黨，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裡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的鱉鱉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①根據洪武八年朝中政治鬥爭形勢來分析，胡惟庸毒死劉基極有可能。因為當時劉基正為“談洋”一事入京謝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歲祿，處於朝不保夕之時，隨時有被殺的可能。朱元璋對劉基的冷落和懷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這個時候，置劉基於死地，不會有太多的顧慮，胡、劉雙方在政治上的強弱差異，實在太過於懸殊。胡惟庸當時頗受朱元璋的寵信，獨掌中書省，位極人臣，正如後來朱元璋承認的那樣“滿朝都是黨”。而劉基此時，卻像一隻關在樊籠中的鳥。劉基死後，他的長子劉璉也沒有被胡惟庸放過。洪武十年，劉璉出為江西參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黨羽逼得墜井而死。
明初這種殘酷的政治傾軋，與朱元璋推行的極端的君主專制政策，有著直接的關係。劉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權越來越趨於強化的情況下，國家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更加保守、沒落、腐朽的特點。
獨相數歲，恩威震主
胡惟庸的起家與李善長很有關係，他出任丞相後，又“以兄女妻其從子佑”，這樣兩家又有了親戚關係，來往更為密切。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領袖，位列勳臣第一，雖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權勢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將女兒臨安公主嫁給李善長的兒子李琪，李家遂為帝親。朱元璋曾有任楊憲為相的意圖，說：“楊憲可居相位。”楊憲也“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惟庸為此對李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在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的傾軋下，楊憲不久被處以極刑，罪名是“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排陷大臣、放肆為奸”①。自楊憲被誅以後，朱元璋“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在明初“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年代，竟能“獨相數歲”，這對胡惟庸來說也是不容易的，說明他頗為朱元璋認可，但這種認可，並非是才幹上的認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所需要的認可。本來，從人品、學識、才幹上來說，丞相這一職，最合適的人選，莫過於劉基。朱元璋也曾對劉基說：“吾之相，誠無逾先生。”但這只是說說而已，從明太祖欲將皇權強化到更高的程度來看，劉基顯然又是不合適的。
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的考慮，顯然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是隨著相權和君權的矛盾不斷加劇而形成的。胡惟庸贏得了朱元璋的寵信，驕恣漸露，在朝中自然有恃無恐，特別在劉基死後，“益無所忌”。“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這樣一來，丞相的權勢炙手可熱，恩威震主，對君權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願意出現的局面業已顯露出來了，他必須考慮政治體制的變革問題以防止大權旁落，去掉中書省、廢除丞相這一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但丞相制度延續了一千多年，廢除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適當的機會。於是繼爭奪相權的激烈傾軋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更加殘酷的君權與相權的鬥爭。
首先進行地方行政體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悉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另設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各司對六部和皇帝負責。這樣中書省便失去了基礎，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權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著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上於是始疑胡惟庸”①。這兩項大的政治舉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實際行政權力，差不多已經被削奪殆盡，這對胡惟庸來說都是危險的信號。對這種殺機步步迫近的威脅，胡惟庸不可能無動於衷，對朱元璋嗜殺成性的殘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麼坐以待斃，要麼鋌而走險，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經營多年的政治基礎，他應該選擇後者。因為相權與君權鬥爭的不斷激化，是雙方面的對抗，不可能有一方處於完全被動無所作為的狀態，否則雙方不可能發展到難以調和的地步，這是事物變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據說這時胡惟庸定遠舊宅的井中，忽生石筍，高出水面數尺，又有人報胡家三代祖墳上，夜間有火光燭天，阿諛奉承之輩紛紛將這些說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後“益喜自負，有異謀矣”。他的家人因毆打關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殺了他的家人，“切責丞相”，胡惟庸也不謝罪。還因中書省辦事違慢，多次“詰問所由”②。誠意伯劉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這都使胡惟庸極為恐懼。於是對其同黨說：“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結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以權勢和利益相脅誘。陸仲亨因在陝西擅自動用驛站的車馬而被怒責，命捕盜於代縣。費聚奉命按撫蘇州軍民，因貪戀酒色，被責往西北招降蒙古殘部，無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責。現在他們與胡惟庸密相往來，常在胡家飲酒。胡惟庸對他們說：“我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謀反的計劃告訴了他們，並讓他們在外收集軍馬，以為外應。又與御史陳寧在中書省“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另外，派明州衛指揮使林賢下海勾結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續致書元嗣君脫忽思帖木兒，以稱臣為條件請求出兵為外援。
就在君相之間殺機隱隱的時候，又接連發生了幾件事，將雙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記胡惟庸的兒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明史紀事本末》說：“乘馬奔入挽輅中，馬死，惟庸殺挽輅者。”而《國榷》則說是“誤踐人死”①，這三個記載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墜死車下，還是馬死，或者是誤踐人死，我們不必考證，但胡家草菅人命這一點是肯定的。朱元璋對胡惟庸的態度十分嚴厲，“命償其死”，胡惟庸請求用金帛作為賠償，又遭到制止，這就更使胡惟庸恐懼。於是便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密謀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從己者”。這時日本貢使私見胡惟庸，雙方商定，日本以舟載精兵千人，偽裝進貢，到時候與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機掠奪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胡惟庸不向皇帝報告，有太監看到後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雖然胡惟庸和汪廣洋向皇帝頓首謝罪，但事歸咎於禮部，禮部又將責任推給中書省，朱元璋更加生氣了，把與此事有關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獄。
十二月中丞塗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認為汪廣洋應該知道這件事，問他有無此事，汪廣洋回答說沒有，朱元璋非常生氣，認為他結黨朋欺，貶他到海南。後又追怒他當年在中書省不揭發楊憲的罪行，當舟停太平時，傳命賜死。很明顯，下一步就該輪到胡惟庸了。事態發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汪廣洋被殺，他的妾陳氏自願從死，陳氏是坐罪沒籍官員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知道後更為震怒，說坐罪沒籍官員的妻女，只配給功臣家當奴隸，怎麼可以做文臣的妻妾。於是命令法司進行一番勘查。結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員的堂屬全部坐罪。殺戮已經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謀逆被誅，太祖廢相
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因害怕事情敗露，向朱元璋奏發了他們的謀逆之事，謫為中書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陰事告”。值此，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時機終於到了，他親自審問，結果以謀逆罪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夷三族，盡誅其僚黨”，又因為塗節不早告發，“亦棄市”。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胡惟庸詭稱他家中的井中湧出醴泉，邀請皇帝臨幸。御駕行至途中，被宦官雲奇攔住，想告發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圖弒君。但因為過度緊張而說不出話來，朱元璋十分氣惱，左右衛士幾乎將雲奇的手臂打斷，但他仍奮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這才醒悟過來，登皇城眺望，果然見胡家“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於是“亟調禁兵捕擒之”。
這種說法很富有戲劇性，但卻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難以置信，這裡僅說幾點理由。首先，從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間的矛盾鬥爭已經愈演愈烈，廢除丞相已是勢在必然，僅僅在案發之前數日殺汪廣洋就很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君臣之間不是彼此無猜，而是關係異常緊張，怎麼可能“邀帝臨幸”，而又竟然“帝許之”呢！其次，朱元璋身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隨便，憑他的雄猜多疑和豐富的經驗，“井出醴泉”之類的話豈能輕易相信，在沒有預先了解清楚的情況下，應不會輕舉妄動。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國剛剛建立不久，政務繁多，朱元璋“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閒情逸志。因此這種類似於說唱文學式的記載不足為信。
關於胡惟庸謀反一案，一般認為實據不足，有些撲朔迷離。這也許是人們比較注意強調朱元璋嗜殺多疑和意欲廢除丞相這一動機，而相應地忽視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權的抗爭。從雙方政治鬥爭的邏輯上分析，應該說胡惟庸謀反的企圖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實有關這一事件的記載並不算少，王世貞就曾說：“史之紀茲事詳矣。”完全為朱元璋所羅織，似乎不可能。
另外，從胡惟庸、陳寧一夥的為人來看，都具有十分殘暴的本性。上邊提到胡惟庸因兒子騎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見一斑。史載陳寧“在蘇州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責怪，但沒有改正。他的兒子也多次勸諫，陳寧大怒，“捶之數百”，竟將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這些人謀反弒君的膽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殺，但事情並沒有完結。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實為胡惟庸的同黨。幾年後李存義父子又詞連李善長，說胡惟庸曾數次指使李存義等人進說李善長，胡本人也親自往說，並許諾事成後，“當以淮西封地為王”，李善長最後的態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賢通倭之事敗露，二十一年藍玉徵沙漠，俘獲封績，被李善長隱匿起來，二十三年五月，封績被捕，這時李善長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來往的情況，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發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謀不軌的陰謀。
李善長的罪狀是“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朱元璋藉口星變，當移大臣，賜太師李善長自縊，誅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說李善長想謀反，似乎過於牽強，但是否知情而不報，做“觀望懷兩端”，可能性並不是沒有。事實上他既不能告發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兩種後果都是危險的。
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並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寧侯葉升以胡黨伏誅，這時去案發已有十二年之久。就連開國儒臣之首太子師父宋濂也因其長孫坐胡惟庸黨而幾乎被殺，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鄭氏為三百年義門，鄭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傳。鄭濂被告交通胡黨，兄弟六人爭入獄。朱元璋說：“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於是免死。這兩個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證據不足，說明朱元璋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濫殺方針。
朱元璋以肅清逆黨為名，大規模地屠殺，坐誅者三萬餘人，株連蔓引，十幾年未靖，並作《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胡惟庸伏誅後，朱元璋罷中書省，升六部尚書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直接對皇帝負責。定製不置丞相，“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寘之重典”。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而以丞相為首的中書省這一行政權力機構造成了很多妨礙。他不讓劉基當丞相，就說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設丞相，他認為相權可以造成對皇權的制約和威脅，而胡惟庸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將朱元璋廢相這一變革的時間提前了。通過對胡惟庸由受寵遇到謀逆伏誅過程的瞭解，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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