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改革家又是政客
張居正作為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人所共知。張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開示人的一面，又有隱私的另一面。
張居正是一個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連提倡“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難以比肩。因為他不像王安石那樣，把《周禮》作為理論根據與出發點；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禮”的作風，革故鼎新，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他首先從政治改革下手，整頓吏治，推行“考成法”，改變官場流行的頹靡習氣———“一味甘草，二字鄉愿”，力求構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圍，使得“大小臣工鰓鰓奉職，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然後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財政經濟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賦稅，把隱匿、逃稅的耕地清查出來；繼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區出現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使賦稅和徭役貨幣化，人頭稅向土地稅轉移。
他以理財家的獨到眼光，在財政經濟改革中，強調“不加賦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賦稅而使得國庫充裕），為此兩手並舉：一手是“懲貪汙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稅、漏稅，增加國庫收入。這比那些只會仰仗加稅來解決財政赤字的理財家高明多了。
這是他的一面，還有另一面。《明實錄》對他的蓋棺論定，既肯定他的改革業績，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幸。”這十六個字，刻畫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當時的一位言官江東之對他的批評，也有類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張居正這個鐵腕人物，在權力鬥爭中，常常不擇手段，他的口頭禪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於常理”。這種政客作風，在“附保逐拱”與“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盡致。
隆慶皇帝去世以後，內閣首輔高拱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之間的權力爭鬥白熱化，高拱發動言官彈劾馮保，企圖罷黜司禮監，把權力收歸內閣。在雙方的權力博弈中，張居正的動向是舉足輕重的，是雙方都要爭取的同盟軍。按理說，作為內閣次輔，他應該全力支持內閣首輔，打擊太監勢力，加強內閣權力。然而，張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義：如果支持高拱打倒馮保，那麼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馮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為第一把手。於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說什麼打到倒保就好比除掉一隻死老鼠那麼容易。暗地裡，他與馮保密謀策劃，把高拱在內閣中的牢騷話：“十歲孩子如何治天下？”叫馮保告訴隆慶皇帝的遺孀———皇后與皇貴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們的孤兒寡母心態，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會議之前，高拱還以為張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會議一定是宣佈馮保的垮臺。結果恰恰相反，太監宣讀的“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指責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這份皇后、皇貴妃與皇帝聯名簽署的聖旨，以不容爭議的慎重態度，宣佈對高拱的處分：“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罷了他的官，必須立即離開北京。
這就是所謂“附保逐供”（依附馮保驅逐高拱），人們領教了政客的手腕。
在貪贓枉法，賄賂橫行的官場，張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於斂財，卻不隨便接受一般官員的賄賂。
打擊對手冷酷無情
至於“王大臣案”就顯得更加荒唐了。高拱罷官後，馮保害怕他東山再起，一手策劃了“王大臣案”。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轎子剛剛抬出乾清門，警衛人員抓住一個打扮成宦官模樣的刺客，從他身上搜出刀、劍各一把。張居正與馮保密謀，誣陷高拱是幕後指使人，用他的話說，就是“藉以誅高氏滅口”。馮保以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東廠總督，一手包辦對刺客王大臣（本名章龍）的處理，用升官發財為誘餌，炮製假口供，牽連高拱。
這一事件鬧得朝廷內外沸沸揚揚，大多數官員認為，高拱雖然作風跋扈，但不可能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來，要求張居正懸崖勒馬。張居正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轉彎，聽從吏部尚書楊博的建議，派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與馮保一起“三堂會審”。朱希孝事前已經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會審時如實交代。
馮保滿以為會審是穩操勝券的，結果大出意料。於是匆匆判處王大臣死刑，顧全了馮保和張居正的面子。
時過境遷，張居正與朋友談起此事，居然振振有詞地說，他是一向反對牽連高閣老的；由於他的鼎力相救，高閣老才逃過一劫。奇哉怪也！看來政客的言論，往往需要從反面去理解，才能識破事情的真相。
張給人的印象，道貌岸然，氣度軒昂，他身材頎長，美髯及胸，加之身居高位，辦事雷厲風行，讓人感到不怒而威。這是公開示人的一面，他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有人或許會問：張居正究竟是一個貪官還是一個清官。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路未免簡單化。我只能說，他既不是嚴嵩那樣的貪官，也不是海瑞那樣的清官。在貪贓枉法，賄賂橫行的官場，張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於斂財，卻不隨便接受一般官員的賄賂。遼東總兵李成樑，由於他的提攜，獲得朝廷的嘉獎，特地派人送來大批黃金、白銀，張居正婉言謝絕，便是一例。可見他不像嚴嵩那樣貪婪。但是他也不像海瑞那樣“兩袖清風”，死了連喪葬的錢都沒有，是朋友幫助殯殮的。據王世貞說，嚴嵩的抄家物資，十分之九進入宮廷，以後又陸續流出，其中最精的十分之二為張居正所得。這種情況非熟悉內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張居正是一個好色之徒。他致死的疾病公開的說法是痔瘡，其實不然。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說他的病根：“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進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也說：張居正“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天遂不御貂帽。”原來道貌岸然的張江陵先生，是一個好色的登徒子。因為“多御內而不給”，大量服用房中藥，再用寒劑來排洩燥熱，不僅損傷脾胃，而且慢性中毒，毒性已經進入頭部，即使治好了痔瘡，也難免一死。他的管家親信遊七，投其所好，專門收羅各種房中藥，供他縱慾。野史說，戚繼光給他送來兩名“胡姬”（少數民族美女），也是投其所好。這一面以往很少提及，大概是為尊者諱吧。其實這是晚明上流社會的普遍風尚。
一些官僚拍馬奉承， 一些官僚拍馬奉承，把他和“大明天子”相提並論，這是十足的“僭越”，張居正卻安之若素。
悲劇根源是威權震主
張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轉了持續走下坡路的頹靡政局，營造了明朝歷史上最後一段輝煌，彪炳於史冊，有目共睹。甚至對他有所非議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對於他死後遭到徹底否定，而耿耿於懷，說道：“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這段話是值得細細琢磨的，他把“宰相之傑”與“身死之辱”，用“故有”兩個字聯繫起來，說明其中的必然關係，難道是因為他做得太傑出了，終於遭致“身死之辱”嗎？做得太傑出，有兩種含義：一是“功高蓋主”，二是“威權震主”。張居正兩者兼而有之。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時，萬曆皇帝是一個虛歲十歲的孩子，他的母親（當時的皇貴妃，後來的慈聖皇太后）把輔佐和管教小皇帝的雙重責任，全權委託給了張先生。在皇帝心目中的張先生，以首輔兼帝師的雙重身份，代替他來攝政。無怪乎張居正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我非相，乃攝也。”意思是，我並非一般意義的首相，而是代替皇帝攝政的人。所以當時人說，張居正“相權之重，本朝罕儷”，原因就是“宮府一體”，宮廷和政府大權集於一身。
一些官僚深知其中奧妙，對他拍馬奉承，企圖獲得青睞、升遷。有人制作了黃金對聯：“日月為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把“太嶽相公”（張居正號太嶽）和“大明天子”相提並論，是十足的“僭越”，張居正卻安之若素。他從北京回家鄉江陵安葬父親靈柩時，有一個官員送給他一座碩大無比的轎子，前面是起居室，後面是臥室，邊上有走廊，簡直是“一室一廳”的活動房子。皇帝的出巡也沒有如此排場，張居正卻坦然處之。
難道他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功高蓋主”、“威權震主”嗎？那倒也未必。他回到江陵舉行父親葬禮時，皇帝接連發出三道詔書，催促他儘快回京。湖廣地方官以為是鄉梓的無上光榮，建造了一座“三詔亭”，以資紀念。張居正給他們潑了一盆冷水，清醒地說，建什麼“三詔亭”，多年以後不過是一座普通的涼亭而已，到那時我恐怕連居所都沒有了。這是他的憂患意識，他在給湖廣巡撫朱璉的信中，吐露了內心的憂慮，由“三詔亭”聯想到“威權震主”者的下場，說了一句令人瞠目結舌的話：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顧命大臣霍光終於難以避免災禍。
霍光如此，更早的輔佐成王的周公也是如此；張居正是如此，此後輔佐順治帝的多爾袞也是如此。
原因何在？任何一個帝王，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與權力凌駕於自己之上，使他感受到震懾，除非他是白痴。
張居正想急流勇退，沒有成功，固然與慈聖皇太后的挽留有關，也與他自己沒有堅持到底有關。他太貪戀權位了。
兩次向皇帝辭職而未成
張居正如此精通權術的人，當然也擔心代帝攝政沒有好下場，在他權勢顯赫的後期，向皇帝提出辭職，希望急流勇退。漢朝的張良，明朝的劉基，功成名就以後，急流勇退，顯然是一種謀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張居正也想自謀安全，萬曆八年，向皇帝呈上《歸政乞休疏》，透露了自己內心的惶恐：“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如果繼續硬撐下去，幹得好，無非錦上添花；幹不好，中途翻車，前功盡棄。這樣的話從一向無所顧忌的張居正口中說出來，是不同尋常的。皇帝不可能理解張先生“騎虎難下”的憂慮，毫不猶豫地駁回了“歸政乞休”的請求。
張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帝進一步袒露心跡，說：八九年來“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還說了一句令人驚訝的話：“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恐怕保不住自己的腦袋，給國家帶來恥辱。
皇帝接到張先生的第二份奏疏，有點猶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沒有感受到張先生的“威權震主”，他何嘗不希望張先生早日“歸政”！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一切聽憑母親與張先生安排，如今張先生要“請長假”，必須請示母親。沒有料到慈聖皇太后態度堅決而懇切地挽留張先生，對兒子說：讓張先生輔佐你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
張居正想急流勇退，沒有成功，固然與慈聖皇太后的挽留有關，也與他自己沒有固執己見，堅持到底有關。他太貪戀權位了，內心深處實在割捨不下位高權重所帶來的一切，“視富貴如浮雲”，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他至死也沒有急流勇退。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親政提前到來。皇帝既然親操政柄，必須消除籠罩在他頭上十年之久的張居正陰影，否則無法樹立自己的威權。首先要除掉與張居正結成權力聯盟的馮保。僅僅六個月後，皇帝就指責一向被他看作親信的馮保“欺君蠹國”，本來應當處死，念在先帝顧命大臣的分上，從寬發落，到南京去賦閒養老。
這是一個政治信號，於是掀起一股聲討張居正的浪潮。在皇帝眼裡，原先與他聯手締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變成“專權亂政”、“謀國不忠”的奸臣，本來應當“斷棺戮屍”，“姑免盡法追論”，但是必須“抄家”，從政治上徹底否定張居正。他的長子張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的嚴刑逼供，自縊身亡。臨死之前悲憤地喊出了：“丘侍郎，活閻王！”
張居正死後的悲劇是令人感慨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皇帝關於查抄張府的聖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動。一些清醒的官員希望皇帝冷靜、寬恕，皇帝根本聽不進去。
張居正死後，功績被全盤否定
張居正死後，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動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張四維、申時行的“反戈一擊”。
馮保企圖讓退休禮部尚書潘晟出任內閣首輔，讓張居正作為遺言向皇帝提出，皇帝接受了。事情十分蹊蹺，由於張四維、申時行策動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跡，而沒有成功，因為張、申二人不想受制於人。後來言官們對馮保的彈劾，也是張四維、申時行導演的。他們雖然是張居正的親信，但是對他的改革措施過於“操切”，有所不滿，希望在他們執政的時期，寬大從事，不再深求苛責，可以稍安人心。
皇帝與內閣在對待張居正問題上，態度如此合拍，預示著新的政治動向：張居正時代已經悄然落幕！
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有時確實難以低估。假如張居正、馮保仍然在政治舞臺上，其他人要想改變萬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時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張、馮二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鐵腕人物，一死一去，皇帝掙脫了鉗制他的大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內閣的張四維、申時行，極力與張居正劃清界限；長期受到壓制的言官如釋重負，抨擊張居正，政治形勢劇烈動盪。
皇帝關於查抄張府的聖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動。一些清醒的官員希望皇帝冷靜、寬恕。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曾被張居正打壓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錦，力排眾議，挺身為張居正講幾句公道話。他批評皇帝對張居正的懲罰過於嚴酷，必然使得今後內閣大臣產生恐懼感，手足無措，形成政治後遺症。
皇帝根本聽不進去。
原任禮部尚書，後來升任內閣大學士的于慎行，和趙錦一樣，都算不上張居正的親信，當年“奪情起復”時，他和同僚反對張居正的做法，受到張的譴責，被迫辭職。張死後，他重新起用，得知查抄張府的消息，不計前嫌，寫信給主持抄家的丘橓，對官場的世態炎涼，刻畫得入木三分。他說：張居正“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在他掌權時，“舉朝爭頌其功，不敢言其過”；他死了以後，“舉朝爭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都不是實情。《明史·于慎行傳》提到這封信，給予八個字的評論：“詞極懇切，時論韙之。”可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講這樣的大實話，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張居正的悲劇，無疑是一樁冤案。天啟二年，熹宗皇帝給張居正平反；崇禎三年，思宗皇帝給張居正的後人平反。為什麼？因為大明王朝行將就木，為了挽救頹勢，朝廷需要張居正那樣的鐵腕首相再度出來，力挽狂瀾。
人們回顧這一段歷史，啟迪良多，最值得回味的莫過於海瑞對張居正的評語：“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在海瑞看來，張居正善於為國家謀劃，不善於為自身考慮。實在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精彩點評。《明實錄》講到張居正的功過是非時，也這樣說：“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人們當然希望政治家“工於謀國”，並不希望他們“拙於謀身”；希望他們“功在社稷”，並不希望他們“過在身家”。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拙於謀身”或“過在身家”呢？確實值得深長思之，這也就是歷史的魅力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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