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標誌著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覆滅，隨之而來的是滿清近三百多年來的統治，在很多人看來明朝不應該滅亡，因為明朝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而崇禎皇帝十七年如一日，兢兢業業，算是一個好皇帝，而明朝滅亡前夕，兵力還十分的充足，江南地區帶甲者百萬，很多人甚至遺憾為啥明朝末年和北宋末年都具有同樣的處境，最後宋朝可以延續百餘年，而明朝卻在幾年的時間內就滅亡了呢?實際上明朝的滅亡真的是一點都不冤。
1644年，京城外李自成的大軍已經安營紮寨，崇禎皇帝面對城外數十萬的民軍，心急如焚，於是他為了臨時組建軍隊，發動老百姓抗擊李自成，可是老百姓只認錢不認他這個皇帝，沒辦法，崇禎皇帝只好發動大臣們給國家捐款，幫自己渡過難關，按理來說此時已經到了國破家亡的地步，大臣們應該與國家同命運共危難，但是令崇禎皇帝沒有想到的是這些老油子最後的捐款只有幾萬兩，有些大臣捐一百兩，還有一些就捐幾十兩，然後就開始哭窮，最離譜的是崇禎皇帝的岳父周奎，被朝廷封為嘉定伯，家裡十分有錢，當上皇親國戚之後更是貪汙受賄，十分貪婪，但是沒想到當崇禎皇帝讓他捐錢的時候，他就開始哭窮，說自己家裡窮的連飯都吃不上了，後來架不住崇禎皇帝的百般哀求，才拿出一萬兩。
當然這點錢對於崇禎皇帝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周奎也實在不想再出血了，於是就找到了自己的女兒周皇后，讓她幫著分擔一點，周皇后還比較深明大義，將自己的所有嫁妝和首飾變賣，才得了五千兩，而周奎喪心病狂竟然還貪汙了兩千兩，向皇帝交了一萬三千兩。後來滿朝文武大臣一看皇親國戚都這麼吝嗇，自己還充什麼大方啊，於是紛紛捐了幾百兩裝裝樣子，甚至有人還裝模作樣到京城的大街上去賣家當，實際家裡富得流油。
當然據說崇禎皇帝也暗藏著私心，自己攢的私房錢也不捨得拿出來，當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後，李自成就從皇帝的國庫和小金庫中抄出了上千萬兩白銀，而各家皇親貴族更是數不勝數，最後搜出的白銀竟然達到了七千萬兩之多，而其他的一些金銀器，華麗服飾等等不計其數。
李自成攻下北京後，很多大臣沒有跟著崇禎皇帝殉國，反而是轉而投奔到李自成的門庭之下，希望能夠在新朝廷繼續做官，據說當時崇禎皇帝最信任的大臣魏藻德投降李自成之後，李自成逗他問為啥不殉國，魏藻德睜著渴望的大眼睛厚顏無恥的對李自成說我準備為新朝廷效力，哪裡敢死呢?還有一位更有意思，半夜去李自成的吏部衙門去求官，人家已經關門睡覺了，他急的又是踢門，又是拍打，生怕新朝廷把自己忘了，不給自己封官，明朝君臣到了國破家亡之際，仍然如此吝嗇，做如此醜態，真的是亡的一點不冤。
我們來看看明朝晚期基層的官員到底潰爛到何種程度？
朱元璋出身底層，是真正意義上的草根。草根帝王的最大優點或者說特點，就是對民間疾苦有著切膚之痛。朱元璋深知基層對帝國來說，如同大廈之根本，要是根本出了問題，大廈無論看上去有多麼輝煌多麼巍峨，最終也免不了轟然倒塌的敗局。於是，他對基層的重視便超乎尋常。
朱元璋在位時，奉行的幹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別注重州縣級地方官員的品行，比如洪武二十年，他就曾兩次談及此事。一次是郊祀禮成時對內侍說：“國家任命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一次是因青州遭遇蝗災，地方官對上瞞報，朱元璋告誡戶部官員道：“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飢，而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對失職的基層官員，朱元璋的處理是將其逮捕治罪；對犯過小錯誤，但任職期間尚能較好履行職責的知縣，朱元璋往往網開一面，法外施仁。如諸城知縣陳允恭因犯錯誤被流放雲南，朱元璋偶然聽說他“治縣時能愛民”，認為他雖有過，但亦“可用也”，遂召復其官。
正是看到縣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幾乎等同於朝廷、等同於皇上，因而，朱元璋對縣官的要求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頒佈的《大誥》中就規定，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否“害民取財”、“有司不才”、“清廉直幹”、“撫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如此看來，明朝時老百姓要上訪，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絕不會有地方官膽敢派人到北京去截訪。更有甚者，朱元璋還進一步規定，百姓有權按他在《大誥》中提出的標準對照基層官員，如果官員屬於奸惡官吏，老百姓有權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這不但不是妨礙公務，以下犯上，反而是值得獎勵的義舉。
朱元璋的設計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在他統治期間，大明帝國處於上升期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無論多麼好的制度，一旦執行者陽奉陰違，制度就等同一張廢紙。到了明朝中晚期，當整個帝國腐敗成風，政以賄成，基層的潰爛就成為必然。
按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官員俸祿極低，起初，這種苛刻的制度和嚴密的糾察考核對地方官是一種強有力的約束。隨著明朝享國日久，儘管地方官的灰色收入早就成為充實宦囊的最大入項，但制度性的陽光收入仍微乎其微。作為直接與民眾打交道，事務性工作繁多且極易出問題的縣官，如果不挖空心思去撈取灰色收入的話，只拿朝廷發給他們的工資，恐怕就真的只夠買柴和水了。而一旦去撈取灰色收入，賢者自然不屑為之——比如海瑞當地方官時，就以耿直和清貧出名；而不肖者一門心思撲到撈好處上，與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直幹”“撫民有方”無疑南轅北轍了。
除了不得不常常找辦法貪墨外，縣官的升遷與京官相比，也顯得很緩慢。明朝中後期的慣例是，科舉是官員的正途出身，而出任縣官者，從進士到舉人、監生、貢生都有。但縣官的清貧和海量的事務性工作，以及整個官場對京官的重視和對地方官的輕看，都使進士們把外派出任縣官視為畏途。沈德符就在《萬曆野獲編》裡講，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旦中了進士，第一是希望入翰林，第二是希望做給事中，第三是希望做御史，第四是希望當主事——這四個職位都是京官，不僅可以得享繁華舒適，更重要的是人在天子眼皮下，容易有升遷的機會。一旦被任命為州官或縣官，竟然“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乃至向主管官員求情，希望能免去這一任命。
進士們不願意當縣官，舉人也把當縣官視作雞肋。因此，晚明時期，縣官一般都是年邁學荒的舉人或是更低一級的監生、貢生之流充任。這樣，朱元璋寄託了無限希望的基層，其主事者便出現了這樣兩種情況：其一，少數由進士充任的縣官，必然為自己沒能留在京城入翰林當御史而深感煩憂，哪怕曾有報國之志，但眼看同年們由於分配在中央機關而迅速升遷，自己卻沉淪下僚，不免生出怨艾之心。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拖過幾年後通過關係升職或是調到京城。凡事以拖延、掩飾、敷衍為要訣，保持表面上的穩定即可對上面交差，至於這種穩定之下是否潛流著極大的不穩定，不在他們考慮之中。其二，多數由科場不得意的舉人和監生貢生充任的縣官，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進步，千里做官只為財，“於是受賄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算，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這樣的官員，不過是把做官當成了一門生意。
晚明時期，陝西和山西一帶蝗旱相繼，饑民遍野，隨後相繼演變為民變。究其初始，如果這些地方的縣官們能夠真正像朱元璋要求的那樣撫民有方，完全可以將民變扼殺於萌芽之際。但當走投無路的饑民與政府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對立仇視時，守土有責的縣官們不是去疏導和安撫，而是繼續多年來在他們看來是最有效的高壓，勢必導致惡果。陝西澄城事件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崇禎元年，陝西大旱，澄城是全省受災最嚴重的地方。縣令張鬥耀不僅不賑濟災民，反而催科甚酷——他之所以敢這樣幹，一方面，他知道國家對官員的制度性要求早已是一紙空文；另一方面，他固執地相信，只要施以冷酷彈壓，無論多大膽的刁民都只得像溫馴的羔羊一樣任政府宰割。然而，當張知縣派出兵丁四處抓人索賦時，終於導致了“民不堪其毒”——原本就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在張知縣的逼迫下，一個叫王二的人糾集了數百位農民。王二高呼：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喊：我敢殺。如是者三，這群人衝進縣城，殺死了張知縣，從此嘯聚山林，成為陝北民變之始。官逼民反，歷史確乎千百次地驗證了它的真實性。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再嚴密的制度，再美好的願景，隨著時光的流逝與世道的沒落，最終都會成為鏡花水月。第二，基層的潰爛一開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都是統治者自以為不會威脅整體的星星之火。但量變引起質變，當越來越多的基層都陷入了潰爛的怪圈，無論多麼體面堂皇的大帝國，也逃不脫垮臺的下場。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