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倉區域管轄範圍，是由明王朝最高統治者親自規定的。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正月初六，立於瞿曇寺前山門門簷上方的一塊皇帝赦諭橫匾上載明瞭管轄範圍：“今西寧瞿曇寺，乃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及朕相繼創建，壯觀一方，東至虎狼溝（今樂都區中壩藏族鄉），西至補端（今平安區沙溝鄉）觀音堂、南至大雪山、北至總處（湟水河流域以南）大河，各立牌為界，隨諸善信，辦納香錢（糧稅），以充供養。
”這與角倉區域民間流傳的口頭文學唱詞《袒》中所講的內容完全一致。這一區域管轄範圍在歷史上被群眾稱為“角倉琅多”（角倉七條溝）。今樂都區包括（中壩、浦臺、洪水、桃紅營）溝，(瞿曇、親仁、崗溝)溝，（峰堆、高廟）溝，（城臺、雨澗）溝，（下營、高店）溝；平安區包括（巴藏溝、平安鎮）溝；（沙溝、平安鎮）溝、樂都區含五條溝，平安區含2條溝，總7條溝的湟水河以南的廣闊區域而言的。
史料記載，明王朝共十三代皇帝中，其中有七位皇帝親自為瞿曇寺下達敕諭七道，誥命二道；賜封大國師、國師、禪師、都綱；金印（俗稱八十八兩黃金印）、鍍金銀印、銅印各一顆，象牙圖章二枚；修殿宇，賜寶器多件；曾多次派御用太監到瞿曇寺視察，贈山場、園林、土地、水磨、財產、房產；從西寧衛調派52名兵士護寺；領屬十三寺，居住在7條溝的漢、藏、蒙、回、土等民族受瞿曇寺管轄，建立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機關角倉囊謙，當地群眾稱“梅氏衙門”，藏語音譯“宦倉囊”。
所收取糧稅官三民七分，所謂的“官三民七”分、即官府（碾伯縣衙）收取三成糧稅，角倉囊謙收取七成糧稅，整個明代就用這個標準收取糧稅。現如今樂都區城臺鄉衙門莊村仍然居住著梅氏家族後裔，“衙門”二字就是當年瞿曇寺的另一個行政管理機關梅家衙門的辦事處，當地群眾依然稱“衙門家”，故“衙門”二字一直沿用到現在，成為現行行政區劃村級專用村名。明一代確保了瞿曇寺上層梅氏家族在青海、甘肅東南部藏區的政教合一的領袖地位和作用，也大大地鞏固了大明王朝的疆域和平穩定。角倉藏族過上了國家太平、人民安康、風調雨順、生活富裕的日子僅延續了三百多年的歷史。
角倉瞿曇寺（多傑羌）的歷史追隨到這兒，留下了太多的祕史。為什麼瞿曇寺隆國殿內設“皇帝萬萬歲”牌位?據角倉當地老人祖輩口傳當年三羅喇嘛在世時，建文帝皇帝逃到瞿曇寺遁入空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些國內藏學者常把瞿曇寺列為黃教寺院。我省著名藏學家謝佐先生早先駁斥了這種錯誤的觀點，本人持謝佐先生的看法。瞿曇寺確屬噶瑪-噶舉派（白教）寺院，後改宗黃教寺院（格魯派）。為什麼改宗黃教疑問頗多？筆者不在贅述。
有學者認為三羅喇嘛和擔任西寧衛僧綱司都綱的“三剌”曾是兩個人，如“《蒙藏佛教史》的作者，將‘三刺’誤作‘三次’，進而想把《明史稿》西寧番（蕃）僧三刺為書招降罕東諸部落句改成‘西寧番僧三次為書招降罕東諸部落’，就把三羅喇嘛一筆勾銷了不說，後引用史料者一誤再誤（謝佐《瞿曇寺》）”。對此，謝佐先生有精闢的反駁。他認為三羅喇嘛和三其實是同一個人。本人持謝佐先生的觀點。現在在角倉微信網站上有些人把三羅喇嘛和三丹羅哲又混為一談。可見，現在的角倉人確實缺乏歷史意識形態，又誤導別人正確認識歷史觀。
三羅喇嘛又為何到青海湖地區、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修行傳播佛法？說法芸芸。藏文史書《安多政教史》的作者第一次指出，“卓倉”這一歷史地名是由三羅喇嘛的原籍舊稱而來。因為，他是西藏山南洛扎縣卓窩壠地方的人，故稱為“卓倉。” 謝佐《瞿曇寺》一書中說“卓倉”一詞在安多口語中稱‘角倉’，也就是明王朝封賞瞿曇寺的七條溝而言的，被稱為‘角倉七條溝’。角是麥子的意見。
角倉家族的人改‘麥’為‘梅’，以‘梅’為姓氏，這就是瞿曇寺寺主梅氏家族姓氏的來源。現在樂都區的藏族多有梅姓者，蓋從‘麥’而來。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青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古漢語方向碩士研究生導師陳良煜一生出版有十幾部著作，其中在《青海方言與河湟文化》一書下編第十章《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流》第三節《去了瞿曇寺北京再甭去》中也將明王朝賜封瞿曇寺的七條溝稱作“角倉”，七條溝叫做“角倉七條溝”。筆者本是梅氏家族的後裔，據老人祖輩口傳跟《安多政教史》的說法大相經庭，本人持老人祖輩口傳的觀點。
有學者認為三羅喇嘛和擔任西寧衛僧綱司都綱的“三剌”曾是兩個人，如“《蒙藏佛教史》的作者，將‘三刺’誤作‘三次’，進而想把《明史稿》西寧番（蕃）僧三刺為書招降罕東諸部落句改成‘西寧番僧三次為書招降罕東諸部落’，就把三羅喇嘛一筆勾銷了不說，後引用史料者一誤再誤（謝佐《瞿曇寺》）”。對此，謝佐先生有精闢的反駁。他認為三羅喇嘛和三其實是同一個人。本人持謝佐先生的觀點。現在在角倉微信網站上有些人把三羅喇嘛和三丹羅哲又混為一談。可見，現在的角倉人確實缺乏歷史意識形態，又誤導別人正確認識歷史觀。
三羅喇嘛又為何到青海湖地區、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修行傳播佛法？說法芸芸。藏文史書《安多政教史》的作者第一次指出，“卓倉”這一歷史地名是由三羅喇嘛的原籍舊稱而來。因為，他是西藏山南洛扎縣卓窩壠地方的人，故稱為“卓倉。” 謝佐《瞿曇寺》一書中說“卓倉”一詞在安多口語中稱‘角倉’，也就是明王朝封賞瞿曇寺的七條溝而言的，被稱為‘角倉七條溝’。角是麥子的意見。
角倉家族的人改‘麥’為‘梅’，以‘梅’為姓氏，這就是瞿曇寺寺主梅氏家族姓氏的來源。現在樂都區的藏族多有梅姓者，蓋從‘麥’而來。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青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古漢語方向碩士研究生導師陳良煜一生出版有十幾部著作，其中在《青海方言與河湟文化》一書下編第十章《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流》第三節《去了瞿曇寺北京再甭去》中也將明王朝賜封瞿曇寺的七條溝稱作“角倉”，七條溝叫做“角倉七條溝”。筆者本是梅氏家族的後裔，據老人祖輩口傳跟《安多政教史》的說法大相經庭，本人持老人祖輩口傳的觀點。
角倉這一區域歷史地名名稱不是由三羅喇嘛的原籍舊稱而來，而是由明王朝封賞瞿曇寺七條溝以後的漫長曆史發展中，由最初的梅氏家族姓氏名稱逐漸演變成角倉藏族區域歷史地名名稱。“角”這一名詞，顧名思義是麥子的意思。角倉的“角”在青海方言中讀作jue。如：三角形在青海方言中讀作三角jue形。“倉”在藏語中對人而言是家的意思，對動物鳥、蜂、蟻、狗等而言是“窩、穴、巢”的意思。例如：藏語“青倉”意譯是“人家”或“家庭”的意思，“哈巴倉”是“狗窩”的意思。那麼，藏語“角倉”意譯是“有麥子的人家”。
因此，“角倉”這一區域歷史地名名稱最合理的解釋是生在麥子儲備的人家或是生（居住）在麥子生長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鄉。那來，麥子又如何成為梅氏家族姓氏名稱？麥子作為一種草本植物，它在角倉區域的耕種規模又是怎樣產生和形成的？因此，為了說清楚“麥子”的來歷，這一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藏族戎、羌人首領無弋爰劍時代。
無弋爰劍是河湟流域包括角倉七條溝在內的農耕文明的推進和發展者之一。根據《漢書·西羌傳》記載無弋爰劍的身事來看，他是公元前五世紀左右，中原戰國時期西北藏族首領。由古代藏族即漢文史料中的西羌人建立的義渠國的國王。公元前454年秦歷共攻打義渠國時兵敗被俘虜後押回秦國貶為奴隸。他經常被趕到農田幹活，學會了秦人的農業生產技能。後來他逃脫被秦人追趕，躲進山洞，秦人放火焚燒，濃煙借風勢灌入山洞中，忽然在洞口出現一景像如“虎”的怪物擋住了火焰，秦人驚恐逃走。他安然出洞，繼續向西北逃跑，在山路中遇見一位“割鼻”之女結為夫妻。
那女子因羞恥無鼻而披長髮遮掩臉部，秦人不瞭解此俗，誤以為因無鼻子而用長髮遮掩臉部，自此羌人以長髮遮掩臉成為習俗。無弋爰劍路遇長髮蓋臉“割鼻”女子不一定是無鼻女子，可能是一位路見陌生人怕害羞的少女。以長髮遮臉而蓋羞，這是藏族少女的習俗，也印證了角倉新娘騎上馬背後低頭雙手掩臉挺進男方家。“羌人謂奴無弋”記載有誤。“無弋”是藏語安多語“甲無”的轉音，意譯“藏王或國王”的意思。《漢書·西羌傳》記載因他當過秦國的奴隸，因此，大家稱他為奴隸無弋。這肯定是一種誤解，他原來是義渠國國王，從秦國逃離後，仍然是眾多部落的國王，因此稱他“無弋”即“甲無”是毫無疑問的。漢文中的無弋爰劍不是姓名而是部落名或國名尊稱的轉音別寫。羌、戎與藏是同源同根同一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漢文史料中的不同他稱而已。
無弋爰劍從秦人那裡學到的農業生產技術傳授給河湟流域的羌人，讓大家種五穀、養六畜。藏人的生產逐漸發展起來，人口逐步增加，成為主宰河湟流域的主體民族。無弋爰劍帶領的河湟羌人開墾土地、興修水利、種植莊稼、成為開發河湟農業的先驅。從此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開始定居下來，與牧民在經營方式上拉開了距離，成為最初的藏族農民。
西漢趙充國（公元前137年-前52年），平定以先零羌為首的羌人叛亂後。他首先創造了大規模的軍事屯田，屯田以發展農業為主，大舉興修水利，從西寧至老鴉峽百里沃土上開墾荒地、開渠引水，在高地鑿井通渠，興修許多水利設施。趙充國手下的士兵大都來自內地，他們都懂得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方式傳播給湟水流域的羌人，從而促進了湟水流域農業生產的發展。這是繼春秋戰國無弋爰劍以來開發農業最顯著的一次。
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史稱南凉。禿髮烏孤滅後凉後，掠得金成（今蘭州）等地，逐步掌控了湟水流域的許多羌人部落，宗喀羌、戎人開始依附，角倉區域也不例外。他進入青海東部地區後，建立南凉王國，定都樂都境內。正因為禿髮烏孤定都樂都，使宗喀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位提升，角倉區域作為南凉都城所在地顯得尤為重要。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對外用兵的需要，禿髮烏孤大肆掠奪其它民族人口，用以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由漢人傳播先進技術，湟水流域的農業生產得到很大的發展。繼無弋爰劍、趙充國之後，又在湟水谷地農業開發規模最大的一次，成果也最顯著的一次。角倉區域是這次開發的中心地區。
郎達瑪第六代子孫角廝囉（國王之子），於公元1005年宗喀（今樂都)為中心建立吐蕃地方割據小王朝政權，後又遷都青唐域（今西寧），宋朝出使宗喀的使節李遠在《青唐錄》中記載：“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城川也，長百里，宗河即宗噶爾河，夾岸皆羌人居，間以鬆篁宛如荊楚。”又載：
“自墨城西，下坡十餘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碾。”
《青唐錄》記載作如下解讀和分析：
沿著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出大峽口，一片川水豁然展現在眼前，行走四十里抵達宗喀城（今樂都大、小古城），綿延百里湟水河滔滔不絕，南北兩岸居住著數不清的古羌人，錯落有致的方形土莊廓被密密麻麻的青松楊柳遮掩得時隱時顯，行走在其中，宛如風景如畫的江南。
從樂都蒲臺向西出發十餘里就到了川水地區，土地肥沃，許多羌（藏）人依靠湟水兩岸，築土為牆成四方形而居，湍流的湟水岸邊時而能見到許多磨坊。
這二段文字記述古宗喀原住羌人的生產生活狀況以及居住地的生態自然風光。從中可以看到角廝囉在宗喀吐蕃政權統治時期，今民和、樂都、平安等地方的羌人先民居住在廣闊的湟水谷地的肥沃土地上。而不遠萬里從西藏遷徒到古宗喀的吐蕃人從單一的遊牧民族向農業兼牧結合的經營方式轉變，這不僅即揭示了宗喀羌人早已掌握了農耕技術，而且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那時使用水磨技術已相當普遍，提高了生產效率，加快了生產發展。據考證，湟水流域小麥的種植更加廣泛更加優化，肥沃的湟水流域兩岸的川水地區的產量逐年增加，湟水流域的民和縣喇家村發掘出土的麵條距今約四千年左右，提供了有力的實物佐證，成為青海東部的糧倉基地，也成為歷史上的兵家之爭。
角倉藏族原屬宗喀十三族，明初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統一西北藏區的過程中，得到高僧三羅喇嘛的幫助，明朝廷為感謝這位雲遊四方的白象大師，特賜寺名瞿曇寺，並得到朝廷的護持，封三羅喇嘛為西寧衛僧綱司都綱。三羅喇嘛未到達瞿曇寺之前統稱為“宗喀”地區。到永樂皇帝時，敕諭瞿曇寺田土、山長、園林、財產、牲畜之類不許侵佔騷擾等句。又特申明“若不遵朕命，不敬三寶者，故意生事悔慢欺凌以沮其教者，必罰無赦、故諭”。這樣以來宗喀地區的藏人皆遵從於三羅喇嘛。
只是到了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將瞿曇寺附近的方圓百里的七條溝劃定給角倉囊謙來管理，作為瞿曇寺的香糧徵地，同年規模宏大的宮殿式瞿曇寺歷經三十五年正式落成，從此，瞿曇寺的名聲鶴起。這七條溝正好是宗喀地區（湟水流域）種植小麥最肥沃的土地，三羅喇嘛的親屬以及隨從人員都散居於七條溝中，其中包括三羅喇嘛在內的從西藏遷徒的遊牧民族，能夠居住在宗喀如此優美的環境中，能吃到從來不敢想的麥子，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和自豪！
自角倉囊謙政權建立以來，與明王朝之間的人員以及公函往來日益密切，《梅氏家族代輩相傳親供低冊》為據。角倉七條溝的漢、藏、蒙、回、土等民族不但給瞿曇寺繳納糧稅（小麥），而且還給官府（碾伯縣衙）繳納糧稅。角倉囊謙不僅佔有大量的土地和擁有佃戶，更是儲備著豐富的麥子而名揚宗喀地區。瞿曇寺上層人士不僅善於學習、吸取和借鑑漢文化，將草本植物“麥子”（藏語音譯“角”）冠以 自己家族的姓氏，為符合漢族姓氏單音節，把多音節“麥子”為姓氏家族的“麥”字改為“梅”字為姓氏，在青海樂都漢語方言中“麥”與“梅”同音讀作“mie”（麥家、梅家）。
此後，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班丹藏卜圓寂後，明王朝批准領佔藏卜世襲“大國師”名號。喃噶藏卜去世後，“國師”名號由其侄徒班卓兒藏卜世襲，明宣宗將瞿曇寺二國師世系繼承製度加以合法化。時隔九十六年，到了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明孝宗升授尼麻藏卜以都綱之職，並頒給都綱印，說明瞿曇寺政權合一的體制已日臻完善。使這種梅氏家族《貢奉敕誥輩相傳親供低冊》的承襲制度加以合理化被確定下來。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世宗又一次下誥命重申了一寺二國師的世襲制度。
三羅喇嘛圓寂後的一百多年裡，瞿曇寺的名聲和勢力範圍更大，他的後裔侄徒們將自己的家族稱作“角倉”（生長麥子的家鄉或地方被稱之為角倉），明王朝封賞的角倉七條溝成為瞿曇寺的香糧基地，也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角倉家族的莊園，瞿曇寺的管理機關藏語稱“角倉囊謙”或“宦倉囊”，漢語稱“梅氏衙門家”或“衙門家”。久而久之，角倉這一家族姓氏名稱逐漸演變成角倉七條溝區域歷史地名名稱，人們習慣性把“七條溝”稱為“角倉琅多”（角倉七條溝）或“七溝海子”。把瞿曇寺稱“角倉多傑羌”或“角倉貢巴”。但是“角倉”這一區域歷史地名名稱，在明、清兩代王朝的行政區劃中無存考證，只是在民間早已把“角倉”這一稱謂約定為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地名名稱，婦孺皆知，家喻戶曉。從此，角倉藏族從宗喀十三族中分離出來，自成體系。
隨著歷史的發展一部分角倉藏人向外遷徒發展，將自己的居住地擴展到七條溝相鄰或更遠的一些區域，如今民和縣的米拉三川、松樹、峽門，平安區古城鄉，互助縣紅崖子溝鄉瑪爾藏村、雜塔村，興海縣大河壩鄉，格爾木河西農場，化隆縣德加鄉洛忙村等等。這樣以來，角倉藏族的概念不僅僅限制在瞿曇寺七條溝的範圍，而且具有共同的地方方言，生活習性、骨頭等級、家族姓氏、文化服飾、喪葬禮儀、血緣關係等緊密相關的藏族群體也統統歸屬於角倉藏族。人們習慣性把他們稱之為“角倉哇”或“角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