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成為神劇，非常重要一點就是這部劇深刻揭示了時代困局與個人的無奈。
先說沈一石。
沈一石是這部劇裡最悲劇的人物。
作為江南首富，沈一石手裡有上百座織坊、上千家綢緞行茶葉行，他可以和楊金水、鄭泌昌、何茂才這些地方大員談笑風生甚至稱兄道弟。
可是在那個權力至上的社會，所有人都清楚，這只是表面。
他出場一幕就說明了一切。
面對這些身穿官服的實權大佬，他只能穿著粗布衣服；
新出的上品茶葉，他要趕緊各送兩斤給呂芳嚴嵩嚴世蕃，浙江的大佬們“委屈點”各準備了一斤，自己卻只是喝白開水。
更直白的是，楊金水和鄭泌昌何茂才嫌他買田出的錢少，他一句告白，我開再多的作坊，也是給各位大人們準備的！
這一幕之後，一切都已是必然。
為了討好楊金水，他不得不把心愛的女人芸娘送過去；
為了拉高翰文下水以便完成改稻為桑，他不得不再讓芸娘施美人計；
朝廷鬧下虧空，上下貪婪無度，他不得不苦心周旋，傾力完成改稻為桑國策以圖自保；
他試圖去買災民的田，卻被海瑞一個小小的七品知縣公然斥責“你要是穿官服我便參織造局，你要是不穿我便拿你是問”；
織造局代表皇帝去賤買災民田地的罵名他承擔不起，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錢來買糧食賑濟災民。
可是即便如此苦心周旋，他還是沒能逃脫宿命。
用譚綸的話說，“災民的命保住了，可他自己（沈一石）的命就保不住了”。
事實亦如此，他的錢用來賑災，就沒有錢買田推行改稻為桑，朝廷的虧空就補不上。
國庫虧空補不上，結果是嚴嵩的一句話“立刻給浙江急遞、抄了那個沈一石的家”，無數清流，包括剛正不阿的海瑞，沒有一個人為他發聲。
抄家的高翰文，最後見到沈一石，只有熊熊大火。。。
再說胡宗憲。
胡宗憲也很無奈。
身為嚴嵩得意門生，他擔任浙江巡撫，還管著浙江南直隸兩省軍務，朝廷東南沿海抗倭大局要靠他，浙江改稻為桑的國策要靠他。
嘉靖一句評語“國不可一日無東南，東南不可一日無胡宗憲”可謂至高期許。
可從一開場，胡宗憲就是左支右絀。
他的心腹杭州知府馬寧遠，被鄭泌昌何茂才忽悠，親手幹了毀堤淹田這樣亙古未有的暴行，胡宗憲明知其中譎詐，也不得不行揮淚斬馬謖之舉。
明知改稻為桑是死局，作為浙江父母官，他不能讓浙江遍地是反民。
他對嚴嵩一黨實行軟抵抗，試圖勸服他們緩行改稻為桑，本來這是對嚴黨的箴言，可是卻遭到嚴世蕃等人的猜忌，認為他是見風使舵，第一次進京甚至連嚴嵩大門都不能進，最後還被逼的辭去了浙江巡撫。
嚴世蕃等人不認他，徐階一黨同樣不認他。
胡宗憲到戶部爭取錢糧，得到的只有徐階高拱的口頭承諾。他的至交好友趙貞吉擔任南直隸巡撫，胡宗憲抱病親自去借糧食也借不到。最後不得不以總督調度軍糧的要求，加上與趙貞吉割席斷交威脅，才借到了南直隸的糧食。
用胡宗憲對譚綸的話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壞就壞在這裡”。
身處黨爭漩渦核心，即便胡宗憲再有才能和抱負也不能施展，傾盡心力維持東南大局，最後卻只能黯然退場。
甚至嘉靖也很無奈。
最戲劇性的一幕，浙江大案的供詞送上來，嘉靖卻要當著嚴嵩、徐階的面燒掉，因為朝廷還要靠嚴嵩一黨來維持，還指望著鄢懋卿南下巡鹽的銀子。
諷刺的是，嘉靖私下對呂芳說的話“一兩銀子十六錢，他們收四錢朕忍了，收六錢朕也認了”，可結果是“朕的錢，他們分二百萬兩，給朕一百萬兩，還要朕感謝他們！”
全劇的高潮，是海瑞上了那道著名的《治安疏》，言辭激烈、辱罵君父，可嘉靖的兒子孫子、內閣大臣、朝野清流都在為海瑞求情，這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真正成為了孤家寡人。
其他人物也各有各的無奈。
呂芳，司禮監掌印太監，人稱“內相”、老祖宗，可嘉靖卻說“呂芳一直都知道，不管多少人叫他老祖宗，他就是一個奴才”。嚴嵩倒臺後，他不願做嘉靖的擋箭牌，就只能黯然離開去南京守陵。
嚴嵩，81歲了，本該頤養天年，可每次他底下人惹出了禍，他都必須去擦屁股，最終還是被嚴世蕃等人坑到，嚴黨垮臺。
徐階，在嚴嵩手下忍辱負重十幾年，好不容易扳倒嚴嵩要有所作為，卻發現自己還是小媳婦；嘉靖修宮殿，百官進諫，他只能夾在中間受氣；國庫沒錢、京城餓死凍死百姓，國事一誤再誤、天下糜爛，這個鍋他也得揹著。
楊金水，蘇杭鎮守太監，風光無限，可他卻知道“我就是皇上和老祖宗的一條狗，我得看住這個家”，為了保住嘉靖的名聲和自己性命，他不得不裝瘋賣傻三年。
高翰文，兩榜進士，有兼濟天下之志，可他“以改兼賑，兩難自解”的方略卻被嚴世蕃等人當作撈錢的門路，他意識到現實想要改變卻中了圈套，他同情沈一石最後卻被命令去抄沈一石的家，甚至最後他被捲入兩黨漩渦、不得不棄官從商。
鄭泌昌何茂才，浙江地方大員，可鄭泌昌說“你別看我們在浙江還是個官，到了京裡我們和常伯熙沒有什麼區別”、“真能做婊子我也認了，我們不分錢，朝廷裡那些人他們要不要分錢？”、“老何啊，囚車早就為你我準備好了”。
還有齊大柱，一個善良淳樸的小老百姓，明明是英勇殺敵的抗倭義民，卻因為黨爭的漩渦，被莫名其妙地安上通倭的罪名差點死於非命。
個人無奈的根源，在於明朝特殊的歷史困局。
簡單說，明朝是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秩序和倫理，到了明朝已經不能有效維持國家運轉。
舉個例子，嘉靖“大禮儀”、萬曆立儲風波，這樣的皇帝家事，如果是漢唐時期的皇帝可以輕而易舉做到，到了明朝卻是大臣和皇帝鬥得你死我活、前後折騰幾十年。封建倫理已經對整個社會形成桎梏，皇帝都不能逃脫，何況普通人。
再拿這部劇來說，大明王朝立國二百年，已經困窘到如斯地步，國庫沒有銀子，百官的俸祿發不出去，東南沿海抗倭、北邊抗擊韃靼缺軍餉，還有各地大批流民、災民需要賑災。
可是這些都是按照聖人們的教誨、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祖訓來的啊！
祖訓禁海那就禁海，無非是沒有海外貿易收入；
聖人們強調優待士人，那就讀書人不收稅，無非是交稅的越來越少、不交稅的越來越多唄；
聖人們說輕視工商，無非是歧視商人，再有錢也只能穿粗布衣服，國家精英也就不會去從事工商業。
聖人們說要行仁政，所以朝廷不能與民爭利，國家的礦產、山川都要歸老百姓（士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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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明朝又是新興社會元素萌芽時期，從海禁與開海爭執到理學與心學爭辯，從士農工商到工商皆本，從冷兵器到新式火器，從玄談心性到經世致用，無數新舊時代的元素在衝擊碰撞。
不幸的是，不同於西方，明朝的舊元素更加頑固和強大。當出現了新興經濟和文化社會元素時，以及面對外部世界格局變化，舊有統治集團更多的是敵視仇視這種新變化，因為這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和控制能力。
沈一石的悲劇，最令人嘆息。他是這部劇中為數不多的明白人。他對高翰文說改稻為桑的真正意義，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是朝堂上各位大佬包括苦心支撐大局的胡宗憲都沒有認識到的，他們畢竟只是讀孔孟書的舊官僚，在新時代的洪流面前，仍然是秉持舊有的思維。出現了新的事物，他們不能理解不能控制，那就抹殺掉，這樣就天下太平了。
民變在即則掠之於商，這是沈一石的悲劇根源。
最終明朝沒有成功地擺脫歷史的困局。
而困局中的人，無論是什麼角色，都活在舊時代的規則和秩序下，皇帝不能為所欲為，官場中人身不由己，小人物更是朝不保夕。 大明王朝無數聰明人爾虞我詐爭鬥不休，個人的無奈最終疊加，大明王朝終於難以挽回地走向了1644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