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公元十七世紀左右前夕,當時,西方國家正經歷一系列資本主義變革,最終徹底邁向資本主義的富國強軍之路。在這翻天覆地的世界歷史大變革中,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體系也已走向末路。

十七世紀,當被視為東西方文明發展的重要分水嶺階段。可以說,隨之滅亡明朝而繼承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清王朝,雖然在康熙至乾隆期間,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盛世。但清朝末期,華夏民族遭遇的百年屈辱史,都和這一重要時期一位重要人物脫離不了關係。

自此之後,東西方文明便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當差距到達一定程度,堅船利炮便撬開國門,百年屈辱史開始。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明神宗朱翊鈞,生於1563年9月4日,卒於1620年8月18日,享年57歲。十歲繼承大統,年號萬曆。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在他死後28年,明朝覆滅。

在這世界歷史大動盪時期,明末資本主義處於關鍵性的萌芽狀態。如果明神宗朱翊鈞能抓住這一重要契機,不消極怠政,對這顆萌芽小心培護。儘管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憑藉神宗天賦異稟的超常智慧,完全可以將當時之中國引向新的高度。很有可能通過創造出明朝中後期又一個盛世,而延長國祚幾百年。

明神宗有這個能力,卻沒有這種格局觀。他統治帝國48年,終其一生共劃分為三個階段。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1572——1582年,明神宗十歲繼位,授予內閣首輔張居正絕對實權,在其協助下,勵精圖治,推出“萬曆新政”,對帝國進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變革,使帝國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史稱“萬曆中興”。

政治方面:

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提高朝廷機構的辦事效率,推出“考成法”。其目的“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

經濟方面:

先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其中有趣的是,為了驗證該條政策是否有效,先行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在深圳廣州設立經濟特區的做法。“一條鞭法”帶來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通過統計帝國新增良田一百四十餘萬頃。直到萬曆九年,也就是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全面推廣。

軍事方面:

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分別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了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鞏固了帝國疆土。

經過這十年,張居正在明神宗的大力支撐下,大明朝廷的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得到極大改善。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萬曆皇帝第二個執政階段:1582年至1592年。

這十年期間,自從張居正於1582年去世,明神宗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下掙脫這糟老頭子的限制。前幾年明神宗還能勉強做到對政務親力親為,後面逐漸沉湎於酒色之中。

因寵愛鄭氏,幾度欲廢除太子朱常洛,立寵妃鄭氏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和群僚大臣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廢立太子之戰。

但明朝特殊的行政機構模式,加上朝廷之上有很多,以敢於死諫為榮的一大批酸腐文臣。高高在上,權柄獨攬的皇帝,不可能做到隨心所欲,更不用說在這關乎動搖國本的廢立太子之事上。

最終,明神宗敗下陣來,不得不妥協,鄭氏之子到底沒有被立為太子。

既然朕的家事都做不了主,我還做這皇帝幹嘛。直接罷工,你們愛咋樣就咋樣。

於是,在中國五千年封建歷史長河中,出現了一件異事。這件異事也被看作是萬曆皇帝所獨有的標籤。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萬曆皇帝第三個執政階段:1592年至1620年。

為了報復群臣要挾,直到萬曆二十八年他乾脆退居朝堂。這一隱蔽,眾大臣誰都沒想到,竟然長達二十多年。

也正是這明神宗二十多年的消極怠政,和他的不作為,後金得此機會發展壯大,並於明神宗死去28年後,消滅大明王朝,建立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國。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出現在中國明末後期的,最為關鍵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培育。東西方文明發展的車軌,便自此分道揚鑣。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東方文明資本主義萌芽的湮滅,和大明朝的滅亡,與明神宗的消極怠政有著間接或直接的關聯。明神宗的消極怠政又脫離不了他對鄭氏的寵愛。

或許,當他生前知道太祖辛辛苦苦創下的基業,因為他的消極怠政只剩下28年國祚時,會有那麼一絲悔悟。

至於東方文明失去了這一寶貴契機,想必憑他狹隘自私的時代格局觀。是萬萬不可能料想到的。

誰說女子不如男,夜夜龍泉榻上酣。

休言女子非英物,挑動乾坤換舊顏。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和他這二十多年“消極怠政”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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