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捧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本書，讓我陷入思考的，除了肉體、靈魂、生命的意義這些耐人尋味的人生問題，還有作者米蘭·昆德拉以及他的好友瓦茨拉夫·哈維爾的故事。
1968年，當蘇聯軍隊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後，昆德拉的小說《玩笑》在東歐國家被列為禁書，昆德拉本人被開除黨籍，解除在電影學院的教職，其所有的作品都從書店和公共圖書館消失，同時還被剝奪繼續發表任何作品的權力。1975年，在法國議會主席埃德加·伏奧雷的親自請求下，捷克政府特准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國，並經由法國作家費爾南德斯的舉薦，在雷恩大學擔任助教，1981年加入法國國籍。流亡期間，昆德拉成為地地道道的公眾人物，他不斷地在電視上露面，接受採訪，發表談話，撰寫文章，利用各種場合向人們揭露蘇聯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而著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便是在此期間誕生的。
直至1989年，昆德拉的老家布爾諾的阿特蘭蒂斯出版社主動與他聯繫，表示願意出版他二十多年來在祖國一直被禁的作品。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決定將國家最高獎項之一的功勳獎授予昆德拉。那一刻，昆德拉說：“我很感動，也許可以說，尤為讓我感動的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給我的信。特別是信中的這樣一句話：他把這次授獎看做是給我與祖國和祖國與我的關係，畫了一個句號。”
昆德拉提到的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比他小7歲的另一位捷克作家。在蘇軍佔領布拉格的時候，作為戲劇和文化界的公眾人物，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臺，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布拉格之春後，哈維爾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開批判，其作品也從圖書館消失，家中也被安裝竊聽器，他的劇本也不能得到上演。和許多當時的藝術家、知識分子被打入社會最低層一樣，1974年哈維爾在一個啤酒廠打工，早晨五點鐘起來滾啤酒桶。但是他並沒有忘記作為一個公民、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應該發揮的作用。1975年，他提筆給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長信，描述了當時捷克社會在表面上的繁榮穩定之下潛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機：在人們高漲的、從未有過的消費熱情背後，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什麼都不相信，除了已經到手和即將到手的個人利益。哈維爾指出，這種情況對於一個民族整體上的傷害是久遠的，在暫時的穩定背後，付出的將是未來某個時刻的“超額稅款”。
在此期間，哈維爾的許多流亡異地的朋友都勸他早日離開捷克，在自由、開放和安全的國度施展他的才華，卻都被哈維爾一一謝絕。將人類精神和道德的維度帶到政治和生活中去，生活在真實中，這是他的哲學觀和親身力行的人生觀。
1977年，一個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搖滾樂隊的幾名成員被捕，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們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籲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得到落實。先後在同一份文件上簽名的有兩千多人，這就是“七七憲章運動”，哈維爾是“七七憲章運動”的三名主要發言人之一，與此同時，哈維爾還是一個叫做“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的成員。事後哈維爾被傳訊，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為名判處十四個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維爾更被以“顛覆共和國”名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引發國際社會的注意，歐洲議會更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政治犯。
1983年哈維爾因肺病出獄，其他的刑期被以“紀念解放四十週年”為由被政府赦免。哈維爾出獄後繼續擔任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且不斷髮表劇作與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維爾發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後，哈維爾作為“公民論壇”的主要領導人物，參與了著名的“天鵝絨革命”，並於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3年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
昆德拉與哈維爾，二人生活於同一時代中、同一背景下，在捷克被佔領後選擇了同樣的抗爭態度，不同的是昆德拉選擇了離開祖國後的口誅筆伐，而哈維爾選擇的是留在政治高壓下的捷克面對獨裁統治，從這個環節上講，哈維爾比昆德拉更具有勇氣和犧牲精神。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中的這段話，便是對哈維爾最貼切的註釋。
然而，在那樣一個舉世萬馬齊喑、人人噤若寒蟬的時代，能夠不畏強權，堅持抗爭，為捍衛人類應由的權力、自由和民主傾其一生而不懈努力，無論是昆德拉的去，還是哈維爾的留，都是值得謳歌、值得點讚的英雄壯舉。
於是，我想到了梁啟超與譚嗣同。同樣的畢生致力於社會改良，同樣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殫精竭慮，而在變法失敗的一線存亡之機，梁啟超選擇了去，譚嗣同選擇了留：“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份“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浩然正氣，可驚天地，可泣鬼神。而梁啟超的去，卻並非消極的逃避，他的推崇立憲、倡導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及支持五四運動等一系列的行為，都在述說著仁人志士的拳拳報國之心。我想，譚嗣同的那句“去留肝膽兩崑崙”，可以作為對樑、譚二人的讚譽。
昆德拉與哈維爾，二人生活於同一時代中、同一背景下，在捷克被佔領後選擇了同樣的抗爭態度，不同的是昆德拉選擇了離開祖國後的口誅筆伐，而哈維爾選擇的是留在政治高壓下的捷克面對獨裁統治，從這個環節上講，哈維爾比昆德拉更具有勇氣和犧牲精神。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中的這段話，便是對哈維爾最貼切的註釋。
然而，在那樣一個舉世萬馬齊喑、人人噤若寒蟬的時代，能夠不畏強權，堅持抗爭，為捍衛人類應由的權力、自由和民主傾其一生而不懈努力，無論是昆德拉的去，還是哈維爾的留，都是值得謳歌、值得點讚的英雄壯舉。
於是，我想到了梁啟超與譚嗣同。同樣的畢生致力於社會改良，同樣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殫精竭慮，而在變法失敗的一線存亡之機，梁啟超選擇了去，譚嗣同選擇了留：“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份“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浩然正氣，可驚天地，可泣鬼神。而梁啟超的去，卻並非消極的逃避，他的推崇立憲、倡導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及支持五四運動等一系列的行為，都在述說著仁人志士的拳拳報國之心。我想，譚嗣同的那句“去留肝膽兩崑崙”，可以作為對樑、譚二人的讚譽。
於是，我想到了楊繼盛與徐階。楊繼盛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遭誣陷下獄。在獄中備經拷打，體無完膚，兩年後慘死獄中。他早就知道自己必死，知其必死而欣然赴死者，謂之“死士”，如荊軻，如聶政，如專諸，如要離。慨然赴死的楊繼盛固然令後人扼腕唏噓，然而堅守朝堂、忍辱負重、終設計剷除奸雄的徐階不是同樣讓人景仰嗎？
於是，無還想到了地藏王菩薩與一切智成就如來。《地藏菩薩本願經》中說地藏菩薩前生中“未出家時為小國王，與一鄰國王為友，同行十善，饒益眾生。其鄰國內所有人民多造眾惡，二王議計廣設方便，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是輩，令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 “一王發願早成佛者”便是後來的一切智成就如來，“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便是後來的地藏王菩薩。“早成佛”與“未願成佛”，都是為了解救眾生於水火，體現出同樣慈悲、憐憫、偉岸的佛陀胸懷。
能有此作為的人，古今中外都是鳳毛麟角，所以，他們才被奉為神聖，所以，我們做不到也正常。也許，你我之輩沒有忍辱負重的韌性，沒有慨然赴死的豪情，沒有捨生取義的意志，更沒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菩薩境界。作為常人，我們無法達到哈維爾、譚嗣同、楊繼盛的高度，難以踐行大愛大勇、視死若生的豪壯行為，但大可效法昆德拉、梁啟超和徐階等人的態度，始終不放棄對人生的正義、尊嚴、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並踐行一生——至少，讓自己始終都不要泯滅善良、仁德、關愛、利他這些專屬於人類的美好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