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從宋儒對王霸之辨的解釋發揮,是認識其政治思想的一個切入點。反對孟子王霸論的李覯與司馬光的想法中,明顯地表達出他們所憂慮的事情是君權的威信,為了維護絕對的君權,嚴守著君臣關係的界線不得逾越。

孟子所持王霸之辨,在儒學思想史上與君臣之分此一問題有密切關係,尤以宋代為然。宋儒爭辯孟子王霸論,多與其君臣觀互為表裡。大抵以王霸為同質者,多主君臣關係之絕對性,如李覯、司馬光是;以王霸為異質之敵體者,則多主君臣關係之相對性,如餘允文、張九成、朱子、張栻是。蓋前者以霸者受命於王而為中央之重臣,兩者間乃上下之統屬關係,故彼輩論君臣關係多就名分之立場,強調人君之權威;後者確認王道政治以民為主體,故於君臣之間多主平等對待之關係。立場有別,持論自因之而異。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孟子

北宋的知識分子身處在君權高漲的朝政環境中扮演臣子的角色,但士大夫之間存在著“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意識,在皇權集中與士大夫價值提升間,其地位與權力份量要如何定位,是宋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新課題。

在宋代,過去的門閥士族已消失,代表民間能與君權互相抗衡的貴族社會沒落風光不再,這是使得君權高漲的原因之一。由於貴族階層的消失,人才的來源大量下降到平民階層,造成有宋一代的士大夫有很多都是平民出身的平民士,著名者象是范仲淹、歐陽脩。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范仲淹

這一批平民士取代了原本貴族社會的位置,成為民間與君權抗衡的新力量,儘管相權的勢力自宋以降是越來越薄弱,但知識分子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理想,監督著君王的行為與決策,使得孟子的君臣觀點成為知識分子討論與應用的對象,希望在這君權與相權明顯消長的時代下,能夠為身為人臣的知識分子找到方向和發展的空間。宋代君權與相權的變化,熙寧變法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在北宋產生出士大夫集體的共同意識,即“士大夫與天下為己任”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此兩種精神可謂是宋代政文化超越它代的地方。社會結構與環境的改變,加上士大夫階層在高度自覺的情況下,雖在君權相對集中的環境裡,卻也產生了有別歷代“君尊臣卑”的君臣關係。

孟子的君臣觀念中,君臣各盡其職,以堯舜的關係作為標準,君王盡君道,即行王道治天下以惠其民,臣子盡臣道,即侍奉君主引其至道端正其心。君道的責任迴應到王霸的討論,而臣道的職責,孟子則言: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孟子註疏‧離婁上》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孟子註疏‧告子下》

君與臣的責任皆迴歸到人性發揮,仁義的實踐上,因此君與臣皆要修身立志,培養仁義道德之心,人民則是施惠的對象,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的想法。但孟子認為道德政治要施展在人民身上,只有具執行權力的君主能夠實行,臣子則沒有這種條件,因此只能從旁輔佐,間接施惠於民。

不過這種君臣的職責在宋代因士大夫的自覺意識,有了不同的詮釋。理學家在君臣的職務上有不同的分配調整,這種職權的分配,不僅可以制衡君主的絕對權力,士大夫也可以直接行道於國家社會。

但這並不是要將君主權力架空,君主的“君道”與“君位”仍有其存在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君主是一個國家的象徵,其統領天下的職責是本於“天道”,是合理的統治者,但更強調所謂“同治”的概念,認為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應與賢、德共同治理的大同天下,這點不僅區分了王霸中為公為私的分別,亦要回歸“內聖”的工夫修養。

況且士大夫要能夠實現其政治理念,這項權力來源還是要由君主施放下來才能夠執行,如北宋的兩次變法,若沒有仁宗、神宗的支持,也是孤掌難鳴。因此君主仍有代表著國家的權力,但這個權力應實行在惠民的政策上,而不因一己私慾而隨意濫用,藉此抑制絕對君權的無限擴大。所以程頤除了將君臣的職責重新分配解釋,也用天理來強化兩者之間的職權不可互侵的約束性,二程曰: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河南程氏遺書》卷五〈二先生語五〉

君與臣的責任已定好界線,除了不要違背天理規範,更應將責任去實踐出來,君與賢德共治天下,賢德不遺餘力行道重建秩序,才是做到本分迴應天理。天理不僅規範了君王,也約束了臣子的行為,建立出新的君臣關係。

王安石在神宗朝推行的熙寧變法,可說是宋代新起的政治文化之表現,不僅展現了士階層“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也實踐了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的理念,皇帝與士大夫皆是為了實現共同的偉大目標,重建社會之秩序,盡其職責與本分,君與臣之間的關係也有了不同的變化。

這是神宗與王安石超越前代的地方,在此之前君臣是屬於“君尊臣卑”的關係,儘管王安石實行新法的權力是來自神宗所授予,這其中便存有君臣間不平等的權力與地位,但神宗與王安石君臣間的信任與師臣關係,確實將君臣間的距離給縮短。

孟子的君臣觀系是建立在相對的位置上,與秦漢以後“君尊臣卑”的上下對立的現象不同。孟子認為君與臣間應是互相尊重,沒有高下權力的不平等,因此孟子有言: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孟子註疏‧離婁下》

此番話未嘗不是勸戒君主以仁義之道治理天下,君主心中若是存以公天下的觀念,又何來的會有以一己之私慾好惡對待臣民。尤其在對待賢能大德之人,更應尊重謙卑地向對方學習,有效地任用對方,這是一個賢明君主應盡的職責,也是治國的方法,因此為君者要貴德尊賢,所以君臣之間本就不該有尊卑的距離。

支持孟子觀點的宋儒以此發揮,如王安石的“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程頤的“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則經筵”,二者皆從君臣相對的關係延伸出君主對賢德者要有“尊師重道”的態度。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二程,程顥、程頤

如此君道或君權不再是至高絕對的權力,面對賢德之人,君主更要受教求道。師道是自唐韓愈而來,宋儒在道統維護中也特重師道精神。宋代因君臣關係的新形態,而士儒負有治道、傳道之責任,故論君臣的關係時,亦將師道參入其中。

因為君臣是相對的關係,故臣子能保有其自主性,可不受君王權力的支配,而依道德價值判斷決定自己的進退。在孟子的觀念中,君臣在政治上的決策是要對人民負責,當君主以個人好惡背棄人民時,就是失道的行為,當君主不接受進諫時,臣子可以自君主身邊離去,因為士大夫是要對天下百姓負責而不是對君主負責。孟子的進退之道到宋代則有不同的發揮,此發揮要以“同治天下”的意識出發。

宋士大夫雖都有自覺自己是要對天下老百姓負責任,但彼此間仍存有政治理念的不同,除了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黨派,舊黨中又有朔蜀洛三黨的分別。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到底最後是以什麼樣的政治理念治理天下,這個選擇權仍歸在皇帝身上。

孟子的君臣關係在宋代的發展

王安石像,

然士大夫畢竟是以自己對道的解釋自負,王安石如此,司馬光亦是如此,當自己的理念與皇帝所想相異時,堅決不受召,也顯示了宋代士大夫是以道為最高標準。在道之前,君權也撼動不了自己的意志。

因孟子將君臣關係轉變為相對性,臣子也轉為是對天下百姓負起責任,加上宋士大夫結構改變,多自平民士階層出身,進而士階層的價值觀改變,關心的對象從朝政轉為自身而後擴及人民百姓,又士為四民之首,從其出身並不以民為對立,而是基於代表百姓的立場與上位者進行對話。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進入官場成為士大夫與上層溝通,或者是因為理念不同退出廟堂入於江湖,然仍存“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顧身處江湖仍有其職責要做,即理學家身在江湖中進行社會改造、重建秩序的工程。

這可比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得志與否、進退之道更加前進一步,即使入不了廟堂,也要在江湖努力為天下百姓著想。因此二程以師道自負,以傳道為任,培養一群以明道、治世為志的優秀知識分子,目標在為將來安百姓安天下的秩序重建做足準備。


參考文獻:

  •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第十四章〈兩宋之功利思想〉
  • 《孟學思想史論》卷一,集釋篇第四篇〈《孟子》王霸三章集釋新詮〉
  •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第四章〈君權與相權之間──理想與權力的互動〉
  • 《孟子註疏》
  •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 《河南程氏遺書》卷五〈二先生語五〉
  •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二〈虔州學記〉
  •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論經筵第三箚子〉貼黃二,收錄於《二程集》
  • 《國史大綱》下冊,第三十三章〈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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