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是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時，開始到齊國稷下學宮遊學，在齊襄王時代稱為學宮備受尊崇的資深教授（史載“最為老師”），之後又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長官）。在齊國呆了許多年之後，荀子又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子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宗師，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子·唯物天譴論
荀子思想包含著唯物（自然）主義天道觀以及人定勝天的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這句收錄在中學課本的話被人們認為是光輝的唯物主義命題。荀子在此闡釋的是一個純自然的天，它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既不是因為有堯這樣賢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會因為有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順應這個運行規律來統治，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違背它，國家就會發生混亂。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是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時，開始到齊國稷下學宮遊學，在齊襄王時代稱為學宮備受尊崇的資深教授（史載“最為老師”），之後又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長官）。在齊國呆了許多年之後，荀子又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子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宗師，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子·唯物天譴論
荀子思想包含著唯物（自然）主義天道觀以及人定勝天的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這句收錄在中學課本的話被人們認為是光輝的唯物主義命題。荀子在此闡釋的是一個純自然的天，它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既不是因為有堯這樣賢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會因為有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順應這個運行規律來統治，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違背它，國家就會發生混亂。
朱元璋
荀子對天的闡釋與漢代儒生有所不同。漢代儒學高度神道化，天變成了一個有意志的主宰，儒生們講究“天人感應”，出現了所謂的“災異說”、“福瑞說”等，與荀子所闡釋的純自然之天大為不同。
荀子毋庸置疑地界定了“天行”與“人為”之間，並沒有所謂的 “天人感應”關係。社會的治與亂、興與衰乃是純粹的“人為”，與“天行”、“天兆”沒有絲毫瓜葛。荀子對天人關係的梳理，對後世的影響巨大。一則，讓人們認清了：人是社會治理的主宰，社會的治與亂其責任主體乃是君人者，統治者的方針政策直接影響治理效果。二則，庶民大眾面對的社會混亂，也不必再指望上天，遇難也就不必再哭天搶地，大可直言不諱地呼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三則，統治者要充分認識自然規律的作用，發佈的政策命令要順應天時，才能達到較好的治理效果，否則就會越治越亂。
荀子·性惡論
荀子思想的另一大特點便是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截然相反。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善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這與佛教中每一個人經過修煉都可以成佛的說法相似。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也，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荀子·性惡》）
荀子的思路則完全不同。荀子認為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惡的，之所以後來會表現出善來，是由於“偽”的原因。此處的“偽”並非虛偽的意思，不能曲解荀子的原意，認為人的善良都是偽裝的，內心都是骯髒的。其實，這裡的“偽”是人為的意思，偽這個字就是左邊為人，右邊為為。荀子認為人的天性就是惡的，比如拿一塊糖給一群孩子吃，他們肯定會為了糖而發生爭鬥，之所以到了一定年齡會發生“孔融讓梨”的故事，是因為後天的社會教育所造成的，是人為改造的結果。教育依賴於禮義，而禮義是由聖人制定的，也就是說禮義並非是人天性所有的，而是聖人人為的。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是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時，開始到齊國稷下學宮遊學，在齊襄王時代稱為學宮備受尊崇的資深教授（史載“最為老師”），之後又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長官）。在齊國呆了許多年之後，荀子又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子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宗師，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子·唯物天譴論
荀子思想包含著唯物（自然）主義天道觀以及人定勝天的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這句收錄在中學課本的話被人們認為是光輝的唯物主義命題。荀子在此闡釋的是一個純自然的天，它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既不是因為有堯這樣賢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會因為有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順應這個運行規律來統治，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違背它，國家就會發生混亂。
朱元璋
荀子對天的闡釋與漢代儒生有所不同。漢代儒學高度神道化，天變成了一個有意志的主宰，儒生們講究“天人感應”，出現了所謂的“災異說”、“福瑞說”等，與荀子所闡釋的純自然之天大為不同。
荀子毋庸置疑地界定了“天行”與“人為”之間，並沒有所謂的 “天人感應”關係。社會的治與亂、興與衰乃是純粹的“人為”，與“天行”、“天兆”沒有絲毫瓜葛。荀子對天人關係的梳理，對後世的影響巨大。一則，讓人們認清了：人是社會治理的主宰，社會的治與亂其責任主體乃是君人者，統治者的方針政策直接影響治理效果。二則，庶民大眾面對的社會混亂，也不必再指望上天，遇難也就不必再哭天搶地，大可直言不諱地呼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三則，統治者要充分認識自然規律的作用，發佈的政策命令要順應天時，才能達到較好的治理效果，否則就會越治越亂。
荀子·性惡論
荀子思想的另一大特點便是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截然相反。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善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這與佛教中每一個人經過修煉都可以成佛的說法相似。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也，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荀子·性惡》）
荀子的思路則完全不同。荀子認為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惡的，之所以後來會表現出善來，是由於“偽”的原因。此處的“偽”並非虛偽的意思，不能曲解荀子的原意，認為人的善良都是偽裝的，內心都是骯髒的。其實，這裡的“偽”是人為的意思，偽這個字就是左邊為人，右邊為為。荀子認為人的天性就是惡的，比如拿一塊糖給一群孩子吃，他們肯定會為了糖而發生爭鬥，之所以到了一定年齡會發生“孔融讓梨”的故事，是因為後天的社會教育所造成的，是人為改造的結果。教育依賴於禮義，而禮義是由聖人制定的，也就是說禮義並非是人天性所有的，而是聖人人為的。
樑（魏）惠王
聖人和禮義的任務就是“化性而起偽”，用人為的東西改造人惡的天性。由此，這種禮義制度有著限制和改變人行為的意義，和國家規範制度的目的相同，所以用禮義來規範人的行為可以逐漸發展成為用法律制度來規範，因為它們都來自人為，也都可以起到“化性而起偽”的作用。此時，荀子便逐漸由儒家而進入法家的範疇。
性善論和性惡論都闡釋了人類本性的一個方面，黑格爾說：“人們以為，當他說出人本性是善這句話時，就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了，當最終說出人性是惡這句話時，卻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
荀子·以禮入法，儒法兼綜
在荀子的書中，可以看到許多對王道和霸道的闡釋，對二者幾乎給予了同等的尊重，這與孟子崇王抑霸的理念也有所不同。王道講教化和仁政，霸道講求富國和強兵。孟子將能夠開拓疆土、搜刮民財的臣子稱為民賊，對於富國強兵的那一套東西不屑一顧，甚至持排斥態度，因為這些都違背了王道的主張。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
荀子與孟子的觀點不同，荀子認為霸道也有可取之處，霸道加上仁政就是王道，王道雖比霸道的境界高，但二者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荀子的學說有著“王霸兼綜，儒法合流”的鮮明特徵。
荀子生活的年代較晚，已經接近秦國的統一了，新的歷史趨勢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帝國遙遙在望，所以荀子在這個時代對政治的看法已經與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了。“儒法兼綜”在後來也成為漢代儒學的變化之一，荀子相當於預告了這一儒學演變。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是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時，開始到齊國稷下學宮遊學，在齊襄王時代稱為學宮備受尊崇的資深教授（史載“最為老師”），之後又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長官）。在齊國呆了許多年之後，荀子又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子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宗師，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子·唯物天譴論
荀子思想包含著唯物（自然）主義天道觀以及人定勝天的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這句收錄在中學課本的話被人們認為是光輝的唯物主義命題。荀子在此闡釋的是一個純自然的天，它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既不是因為有堯這樣賢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會因為有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順應這個運行規律來統治，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違背它，國家就會發生混亂。
朱元璋
荀子對天的闡釋與漢代儒生有所不同。漢代儒學高度神道化，天變成了一個有意志的主宰，儒生們講究“天人感應”，出現了所謂的“災異說”、“福瑞說”等，與荀子所闡釋的純自然之天大為不同。
荀子毋庸置疑地界定了“天行”與“人為”之間，並沒有所謂的 “天人感應”關係。社會的治與亂、興與衰乃是純粹的“人為”，與“天行”、“天兆”沒有絲毫瓜葛。荀子對天人關係的梳理，對後世的影響巨大。一則，讓人們認清了：人是社會治理的主宰，社會的治與亂其責任主體乃是君人者，統治者的方針政策直接影響治理效果。二則，庶民大眾面對的社會混亂，也不必再指望上天，遇難也就不必再哭天搶地，大可直言不諱地呼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三則，統治者要充分認識自然規律的作用，發佈的政策命令要順應天時，才能達到較好的治理效果，否則就會越治越亂。
荀子·性惡論
荀子思想的另一大特點便是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截然相反。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善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這與佛教中每一個人經過修煉都可以成佛的說法相似。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也，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荀子·性惡》）
荀子的思路則完全不同。荀子認為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惡的，之所以後來會表現出善來，是由於“偽”的原因。此處的“偽”並非虛偽的意思，不能曲解荀子的原意，認為人的善良都是偽裝的，內心都是骯髒的。其實，這裡的“偽”是人為的意思，偽這個字就是左邊為人，右邊為為。荀子認為人的天性就是惡的，比如拿一塊糖給一群孩子吃，他們肯定會為了糖而發生爭鬥，之所以到了一定年齡會發生“孔融讓梨”的故事，是因為後天的社會教育所造成的，是人為改造的結果。教育依賴於禮義，而禮義是由聖人制定的，也就是說禮義並非是人天性所有的，而是聖人人為的。
樑（魏）惠王
聖人和禮義的任務就是“化性而起偽”，用人為的東西改造人惡的天性。由此，這種禮義制度有著限制和改變人行為的意義，和國家規範制度的目的相同，所以用禮義來規範人的行為可以逐漸發展成為用法律制度來規範，因為它們都來自人為，也都可以起到“化性而起偽”的作用。此時，荀子便逐漸由儒家而進入法家的範疇。
性善論和性惡論都闡釋了人類本性的一個方面，黑格爾說：“人們以為，當他說出人本性是善這句話時，就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了，當最終說出人性是惡這句話時，卻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
荀子·以禮入法，儒法兼綜
在荀子的書中，可以看到許多對王道和霸道的闡釋，對二者幾乎給予了同等的尊重，這與孟子崇王抑霸的理念也有所不同。王道講教化和仁政，霸道講求富國和強兵。孟子將能夠開拓疆土、搜刮民財的臣子稱為民賊，對於富國強兵的那一套東西不屑一顧，甚至持排斥態度，因為這些都違背了王道的主張。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
荀子與孟子的觀點不同，荀子認為霸道也有可取之處，霸道加上仁政就是王道，王道雖比霸道的境界高，但二者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荀子的學說有著“王霸兼綜，儒法合流”的鮮明特徵。
荀子生活的年代較晚，已經接近秦國的統一了，新的歷史趨勢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帝國遙遙在望，所以荀子在這個時代對政治的看法已經與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了。“儒法兼綜”在後來也成為漢代儒學的變化之一，荀子相當於預告了這一儒學演變。
漢宣帝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見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荀子“儒法兼綜”的思想對西漢政治也有深刻影響。漢宣帝時比較重用刑法官吏，他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就進言建議宣帝多任用儒生，尊崇道德教化。宣帝聽後說，我們漢家有自己的制度，歷來都是“王”“霸”兼用、禮法並重，怎麼可以效法周朝的政治，只用道德教化呢?
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後學中，以孟子和荀子影響最為深遠。本文客觀綜述孟子與荀子的學說觀點，旨在總結孟、荀的學說精要，以啟發讀者對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於“荀子非儒之爭”、“性善性惡之辯”等問題，本文不做討論。
孟子號稱“亞聖”，是僅僅次於孔子的意思，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極高。孟子原名孟軻（約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鄒國人，魯國公族孟孫氏後裔。今天山東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鳧村，傳說為孟子的出生地，當地有孟子故里街。位於山東鄒城東關的孟廟則是北宋時期修建的，其第四進院落即為“亞聖殿”。孟子並不是孔子的門徒，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所謂“私淑”是指孟子未能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但就學於子思之徒，因而得聞孔子之道，並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雖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為老師，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參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精神，在政治上強烈呼籲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處境相似，都屬於社會的另類，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中，他們都被邊緣化了，沒有多少國君願意聽從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見解由此被人們認為是迂闊遙遠、虛無縹緲的，對它們不屑一顧。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
孟子就是這樣以一個另類的眼光看待社會的，比如戰國是一個連年兼併、烽煙四起的時代，戰爭的勝利者往往會感覺志得意滿、國勢日張，但孟子的觀感卻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給予殺戮以強烈的譴責。孟子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戰爭。
秦軍——殺人機器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各國實力都在不斷增強。孟子卻從來沒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頌德”隊伍當中，他看到了社會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損害者的一方，強烈譴責生活中的貧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難，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說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與這個時代的發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樣，因此而不朽，贏得了中國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類歷史上很多偉大思想家一樣，都不是順應時代，而是時代的批判者。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高於國家，國家高於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做統治者。君主如何對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回報君主。君主有了過錯，就應該對他進行批評，不能諱而不言，反覆勸諫而不聽，則可以推翻他，換一個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動下臺的話，可以把他殺掉，這就是所謂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湯武革命論”的思想，到漢代（特別是王莽之後），統治者不喜歡這種論調，漸漸就沒有人說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民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的特點。齊宣王在詢問孟子應不應該佔領被自己打敗的燕國時，孟子以燕民的態度作為齊國是否應該佔領燕國的尺度，而不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或是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國的主權為標準，而是以燕國人民的人權狀態、悅和不悅為標準。這也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又一具體例證。
重民本
朱元璋在閱讀《孟子》一書，看到“草芥”“寇仇”等語時，說：“這不是臣子所應該說的話。”隨即下令罷除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將牌位撤出來，並下詔書告訴群臣，如果有人膽敢上書勸諫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處置。
《孟子節文》
有一個名叫錢唐的人不怕死，上書進諫說:“我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當時的同僚都在替錢唐擔心，認為他這次會丟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卻被他的誠懇打動，沒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隨後也恢復了，但朱元璋還是認為讓學校的學子讀到這樣的字眼極為不妥，於是便讓人把《孟子》書中的忌諱字句全部刪除，刪節版取名為《孟子節文》。
孟子·獨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對士人的獨立精神和文化尊嚴有非常充分的申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孟子·公孫丑上》）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
這種浩然之氣在兩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氣歌》中的浩然之氣便是來源於孟子。無數像文天祥這樣的先賢受到孟子的激勵，懷抱經世濟民的壯志，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各項偉大事業之中，最終匯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氣。
文天祥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於五十歲(有學者認為是傳抄時誤將十五改為五十）時，開始到齊國稷下學宮遊學，在齊襄王時代稱為學宮備受尊崇的資深教授（史載“最為老師”），之後又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長官）。在齊國呆了許多年之後，荀子又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子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宗師，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荀子·唯物天譴論
荀子思想包含著唯物（自然）主義天道觀以及人定勝天的觀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這句收錄在中學課本的話被人們認為是光輝的唯物主義命題。荀子在此闡釋的是一個純自然的天，它的運行有自己的規律，既不是因為有堯這樣賢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會因為有桀這樣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順應這個運行規律來統治，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違背它，國家就會發生混亂。
朱元璋
荀子對天的闡釋與漢代儒生有所不同。漢代儒學高度神道化，天變成了一個有意志的主宰，儒生們講究“天人感應”，出現了所謂的“災異說”、“福瑞說”等，與荀子所闡釋的純自然之天大為不同。
荀子毋庸置疑地界定了“天行”與“人為”之間，並沒有所謂的 “天人感應”關係。社會的治與亂、興與衰乃是純粹的“人為”，與“天行”、“天兆”沒有絲毫瓜葛。荀子對天人關係的梳理，對後世的影響巨大。一則，讓人們認清了：人是社會治理的主宰，社會的治與亂其責任主體乃是君人者，統治者的方針政策直接影響治理效果。二則，庶民大眾面對的社會混亂，也不必再指望上天，遇難也就不必再哭天搶地，大可直言不諱地呼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三則，統治者要充分認識自然規律的作用，發佈的政策命令要順應天時，才能達到較好的治理效果，否則就會越治越亂。
荀子·性惡論
荀子思想的另一大特點便是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截然相反。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善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這與佛教中每一個人經過修煉都可以成佛的說法相似。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也，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荀子·性惡》）
荀子的思路則完全不同。荀子認為每個人的天性都是惡的，之所以後來會表現出善來，是由於“偽”的原因。此處的“偽”並非虛偽的意思，不能曲解荀子的原意，認為人的善良都是偽裝的，內心都是骯髒的。其實，這裡的“偽”是人為的意思，偽這個字就是左邊為人，右邊為為。荀子認為人的天性就是惡的，比如拿一塊糖給一群孩子吃，他們肯定會為了糖而發生爭鬥，之所以到了一定年齡會發生“孔融讓梨”的故事，是因為後天的社會教育所造成的，是人為改造的結果。教育依賴於禮義，而禮義是由聖人制定的，也就是說禮義並非是人天性所有的，而是聖人人為的。
樑（魏）惠王
聖人和禮義的任務就是“化性而起偽”，用人為的東西改造人惡的天性。由此，這種禮義制度有著限制和改變人行為的意義，和國家規範制度的目的相同，所以用禮義來規範人的行為可以逐漸發展成為用法律制度來規範，因為它們都來自人為，也都可以起到“化性而起偽”的作用。此時，荀子便逐漸由儒家而進入法家的範疇。
性善論和性惡論都闡釋了人類本性的一個方面，黑格爾說：“人們以為，當他說出人本性是善這句話時，就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了，當最終說出人性是惡這句話時，卻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
荀子·以禮入法，儒法兼綜
在荀子的書中，可以看到許多對王道和霸道的闡釋，對二者幾乎給予了同等的尊重，這與孟子崇王抑霸的理念也有所不同。王道講教化和仁政，霸道講求富國和強兵。孟子將能夠開拓疆土、搜刮民財的臣子稱為民賊，對於富國強兵的那一套東西不屑一顧，甚至持排斥態度，因為這些都違背了王道的主張。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大略》）
荀子與孟子的觀點不同，荀子認為霸道也有可取之處，霸道加上仁政就是王道，王道雖比霸道的境界高，但二者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荀子的學說有著“王霸兼綜，儒法合流”的鮮明特徵。
荀子生活的年代較晚，已經接近秦國的統一了，新的歷史趨勢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帝國遙遙在望，所以荀子在這個時代對政治的看法已經與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了。“儒法兼綜”在後來也成為漢代儒學的變化之一，荀子相當於預告了這一儒學演變。
漢宣帝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見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荀子“儒法兼綜”的思想對西漢政治也有深刻影響。漢宣帝時比較重用刑法官吏，他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就進言建議宣帝多任用儒生，尊崇道德教化。宣帝聽後說，我們漢家有自己的制度，歷來都是“王”“霸”兼用、禮法並重，怎麼可以效法周朝的政治，只用道德教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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