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我們沒讀懂！為什麼說孟浩然的千古名作《春曉》，實際上是一首微型《離騷》
唐代孟浩然的《春曉》是公認的千古名作，後人評價甚高，但這些評價，或空洞浮泛，或不著邊際，或語焉不詳，或皮相之談，真正靈犀契悟者尚未之見。
就“象”解“象”的《春曉》賞析
南宋劉辰翁評、明李夢陽參、明末吳興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孟浩然詩集》卷下的《春曉》，字字都加了紅圈，眉批雲：“風流閒美，正不在多。”明李攀龍選編，凌瑞森、凌南榮集評，明萬曆淩氏朱墨套印本《唐詩廣選》（卷六）的《春曉》，“花落知多少”加了紅圈，其他三句都加點。除了劉會孟（劉辰翁字）的眉批之外，詩的末尾還有明代顧璘（華玉）的評語：“此篇真景實情，人說不到。高興奇語，唯吾孟公。”圈點只能說明精彩與重要，但不能表達具體信息，而“風流閒美”也只是個抽象的標籤。“正不在多”語意不清，如果是指字數不多，那所有的五言絕句字數都一樣，等於廢話；如果是說“風流閒美”不多，那更不對，因為“風流閒美”的韻味是通篇表現出來的，而不是哪個字或哪幾個字的特殊表現。“此篇真景實情”，不言自明。“高興”當指高雅的興致，很多詩人作詩都有高雅的興致，並非孟氏所獨有；“奇語”更不貼切，因為這四句中看不出有什麼奇特之語，如果一定要說“奇”，充其量也只能說是通篇的平中見奇。
明唐汝詢選釋、清吳昌祺評定《刪訂唐詩解》（卷十一）孟浩然《春曉》眉批：“追憶夜雨，有不忍起看之意。”詩下評雲：“下聯有惜春意，非妙悟者不能道。”明周珽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之四十八盛唐五言絕句）周珽曰：“曉景喧媚，莫卜夜無寂寞。惜春心緒，有說不出之妙。”因風雨落花而惜春傷春，不過老生常談，“非妙悟者”亦能道之，哪裡有什麼“說不出之妙”？
明鍾惺、譚元春選《唐詩歸》第十卷孟浩然《春曉》鍾惺評雲：“通是猜境，妙！妙！”通過“夜來風雨聲”而猜出“花落知多少”，並不是什麼複雜的推理，常識而已，何“妙！妙！”之有？
金性堯先生《唐詩三百首新注》“說明”雲：“一場風雨，不知道給春花帶來多少災難。幸喜天已晴了，處處都有鳥兒們在啼唱。字數不多，語言淺明，含義卻曲折深遠。這就是好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311頁）“字數不多，語言淺明”，盡人皆知，似不必言說。“曲折深遠”倒是需要解析，但卻語焉不詳。
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的《孟浩然詩選》，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孟浩然詩選注本，註釋雲：“這詩寫春朝初醒時的情趣。”（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46頁）周振甫、冀勤先生編著的《錢鍾書讀本》，認為《春曉》“這詩裡含有一夜不睡的意思，從‘夜來風雨聲’裡透露出來。這裡又含有破曉時入睡的意思，所以稱‘不覺曉’，這跟‘處處聞啼鳥’有關，因‘聞啼鳥’知天已放晴，所以安然入睡。從不睡到入睡，正透露出詩人對花事的關心。這些心情的變化，都不加點明，是用形象思維的寫法。”（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第359頁）袁行霈先生等註釋的《林庚推薦唐詩》題解雲：“這詩寫春天早晨初醒的情趣。”（廣陵書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36頁）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第二卷題解雲：“詩抒惜春之情，自然天成，意味雋永。” （中華書局2007年6月第1版第268頁）北京師範大學郭預衡教授主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二》題解雲：“四句小詩生動展示了詩人心理活動的產生和變化，表達了他的惜春愛花之心。風韻天成，情愫深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26頁）北京大學褚斌傑教授主編的《中國曆代詩詞精品鑑賞》（中冊）賞析雲：“這首精美的小詩只截取了春睡初醒時的一個片段，通過這一刻的所聞所感，表現了春天給予詩人的清新感受。”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63頁）這些解析均侷限於詩的字面意思，不免“就象說象”。如果《春曉》的意境僅此而已，那它只能算是一首不錯的寫景小詩，絕對算不上千古名篇。
“言不盡意”與“假象盡辭”
清袁枚《續詩品·神悟》有云：“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這是頗有見地的，他似乎已經覺察到了《春曉》確有通神之妙，只是尚未領悟：“首句起，次句即景以承之。三句轉，四句含有惜春之意。”（《詩學全書》卷四）平平而已，且充斥著學究氣。
中國古代詩學最早的經典理論是今文《尚書·堯典》（古文《尚書·舜典》）中的“詩言志”，清初著名文學家王士禎稱之為“千古言詩之妙諦真詮”（《師友詩傳錄》）；朱自清先生認為“詩言志”乃中國詩學“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辨·序》）。“志”即“意”，就是情志、懷抱，“詩言志”就是作詩要抒發詩人的情志、懷抱。中國也是世界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大都是聖賢抒發情志、懷抱的作品。正如西漢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詩》三百篇，大氐（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詩言志”的方法有賦、比、興三種：“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宋朱熹《詩集傳》）賦就是直說，如杜甫的《石壕吏》、李紳的《憫農》、白居易的《觀刈麥》等，通篇都是直說。因為這些關心民生疾苦的詩是寫給普通百姓看的，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廣泛流傳，自然宜於用賦體。但詩人之“志”有時不便直說，有時受到語言和詩體格律等限制而“言不盡意”，詩人便通過形象用比、興的方法來“言志”，因為形象大於思想。
這種方法，早在上古時代就已經運用了，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典籍《易》就是用最簡單的兩個符號作為卦象來表現義理的，最初的八卦只有卦象，沒有卦辭：“古者包犧（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辭下》）夏朝的《連山》、殷商的《歸藏》和西周的《周易》雖然有了卦爻辭（有學者認為《連山》《歸藏》也沒有卦爻辭），但這卦爻辭也是借形象以喻徵，而很少直說。《易·繫辭上》雲：“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思是說，天道幽深精微，聖人雖然有所領悟，但卻很難用語言文字來表述清楚，正老子所謂：“道可道，非恆道。”只有憑藉 “象”，採用比擬、象徵等手法才能傳達。
詩人作詩在“言不盡意”或不便直言盡意時，也會“假（借）象盡辭”，以比、興的手法來言志，從而達到其“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文心雕龍·比興》）“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文心雕龍·宗經》）的表述效果。
“白日依山盡，黃河人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唐·王之渙《登鸛雀樓》）詩人之“志”絕不在“鸛雀樓”。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宋·蘇軾《題西林壁》）詩人說“僕廬山詩盡於此矣”（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一），可見其“志”絕不在“廬山”，而是別有哲理禪意。故黃山谷（庭堅）曰：“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哉？”（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宋·王安石《登飛來峰》）“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宋·鄭清之《詠六和塔》）“二詩皆自喻，荊公（王安石）作於未大用前，安晚（鄭清之別號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明·瞿佑《歸田詩話》捲上）王安石未做宰相之前胸襟已十分了得，鄭清之做了宰相之後“始知高處險”，都是意在象外。
南宋詩論家、詩人嚴羽說：“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滄浪詩話·詩辨·五》）他還提出了作詩的“六忌”：“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滄浪詩話·詩法·十一》）跟嚴羽同時代的詩論家、詩人劉辰翁說：“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謂之真不可，謂之非真亦不可。謂之真，即不可索；謂之非真，無復真者。”（元·揭傒斯《傅與礪詩集序》引，見嘉業堂叢書本《傅與礪詩文集》卷首）“水中月”不在水中而在天上，故不可於水中求之；“鏡中花”不在鏡中而在鏡外，故不可於鏡中求之。這樣看來，你既不能說“水中月”“鏡中花”是真的，也不能說“水中月”“鏡中花”不是真的：說它是真的，卻不可求索；說它不是真的，那除此之外卻再也沒有其他真的了。詩的“象外之意”也是如此，讀者如果以“象”為“意”，就“象”解“象”，只從詩的字面去理解，那就是水中撈月，鏡中摘花，去詩人之“意”遠矣，因為詩人的“意”在象外呢。
再譬如陳子昂和張九齡的“感遇詩”：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其二）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
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張九齡《感遇十二首》其一）
表面上看，兩首詩都是寫花草，實際卻另有寄寓，前者抒發懷才不遇的惆悵，後者抒發不汲汲於富貴的高潔，都是用比、興手法來表述“象外之意”的。如果以為這兩首詩都是描寫花草的，那與詩人之“意”就大相徑庭了！為什麼沒人認為這兩首隻是描寫花草的呢？這是因為芳草之“象”為人們所熟知，《詩經》《楚辭》中早已有之，“象”與“意”的關係比較緊密直接，讀者一眼就看出來了。而孟浩然《春曉》“象”與“意”的關係曲折隱晦，且這“象”本身又寫得極美，因此讀者就很容易忽略其“象外之意”。
《春曉》一詩的“象外之意”
清吳昌祺在《刪訂唐詩解·自序》中說：“文多直而顯，詩多曲而隱。凡牢愁鬱悒、怨憤哀思，欲言而不敢明言者，一寓之於詩。後之人因其詞尋其義，或遂志而求，或論世而考，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弗喻也。”譬如唐代詩豪劉禹錫的兩首玄都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玄都觀桃花》）
倘若不瞭解詩人兩次被貶二十三年的身世遭際，不知道這兩首詩的寫作背景，不能“遂志而求”“論世而考”，那就會錯誤地認為這是兩首普通的觀景詩而看不出它的“象外之意”。要想揭示孟浩然《春曉》的“象外之意”，自然也須“遂志而求”，“論世而考”。
據《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孟浩然傳》載：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孟浩然邂逅玄宗的故事，最早見於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唸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宋佚名《漫叟詩話》、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六）、明馮夢龍《喻世明言》（第十二卷“眾名姬春風吊柳七”）等，均有載錄，文字小異。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三“孟浩然”條）所載與《唐摭言》不同，是唐玄宗因張說的引薦而召見孟浩然：
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乃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鬆月夜窗虛。”帝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何不雲：‘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因是故棄。
孟浩然所誦的這首詩，題目為《歲暮歸南山》，一作《歸故園作》《歸終南山》《歲暮歸終南山》《歲晚歸南山》。“歲暮”，就是一年將盡的時候，這裡指農曆的歲末。南山，劉逸生先生主編的《孟浩然韋應物詩選》注為：“終南山，即陝西南部的秦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年6月第一版第109頁）不確，詩題的“南山”與“南山歸弊廬”的“南山”同，當指作者居住的襄陽澗南園南邊的峴山，在今湖北省襄陽市，緊鄰中心城區，由羊祜山、虎頭山、琵琶山、真武山、鳳凰山等二十多座山組成。這首詩的意思是說：“不用再到北闕向朝廷上書獻策，還是回到襄陽南山下家園的破屋。自己沒有才能，理當被聖明的君主遺棄；身體多病，自然就被老朋友疏遠。頭上的白髮正在催人變老，新年的春天正在逼走舊年。長懷愁緒徹夜不眠，睜眼看著從松枝間透過的月光瀉入我這空虛的窗子。”古代皇帝宮殿的大門外，左右各置一臺，臺上有樓觀，稱為“闕”。《漢書》卷一下《高帝紀第一下》：“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唐顏師古注曰：“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漢代尚書奏事和群臣謁見都在北闕，後因用作朝廷的代稱。
王仲鏞先生《唐詩紀事校箋》認為“此事不足信”，因為“浩然曾與張九齡交往而未及見張說”（巴蜀書社1989年8月第一版上冊第六一三頁）。其實不然，張說於開元三年（715）春自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刺史徙嶽州（今湖南省岳陽市）刺史，第二年秋八月，孟浩然即由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南下嶽州，作《臨洞庭》一詩投刺張說，希求汲引：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此詩詩題一作《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全唐詩》卷一六〇），又作《望洞庭湖上張丞相》（《文苑英華》卷二五〇）。元代方回編選的《瀛奎律髓》卷一此詩題下注雲：“一作《岳陽樓》。”清代紀昀（曉嵐）《瀛奎律髓勘誤》批註雲：“此襄陽求薦之作，原題下有‘獻張相公’四字。”這裡的“張丞相”“張相公”，指的都是張說。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九《孟浩然集四卷》之“提要”雲：“《臨洞庭》詩舊本題下有‘獻張相公’四字，見方回《瀛奎律髓》，此本亦無之，顯然為明代重刻有所移改，至序中‘丞相范陽張九齡等與浩然為忘形之交’語。考《唐書》，張說嘗謫嶽州司馬，集中稱張相公、張丞相者凡五首，皆為說作，若九齡則籍隸嶺南，以曲江著號，安得署曰范陽？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今世所行別無他本，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訂其舛互如右。”開元六年（718），孟浩然還作了《荊門上張丞相》一詩，再次企求張說汲引，可見孟浩然並非“未及見張說”，只是當時張說被貶外放，還不便舉薦孟浩然。
開元九年（721）九月，詔拜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十四《張說同三品制》）。開元十一年（723）二月，詔拜張說“兼中書令”（《唐大詔令集》卷四十四《張說兼中書令制》）；四月，詔拜張說為“中書令”，吏部尚書、中山公王晙（jùn）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大詔令集》卷四十五《張說中書令王晙同三品制》）。
王輝斌教授在《孟浩然新論·孟浩然年譜》開元十一年下認為，《舊唐書》和《新唐書》關於張說正式任中書令的時間有矛盾：
《舊唐書·玄宗紀》於開元十一年內雲：“三月癸亥，張說正除中書令。”（《新唐書·宰相表》同，唯作“四月甲子”）
一個是“三月”，一個是“四月”，怎麼會差一個月呢？查百衲本二十四史《舊唐書》卷八《本紀第八·玄宗上》開元十一年：“夏四月丙辰，遷祔中宗神主於太廟。癸亥，張說正除中書令，吏部尚書、中山公王晙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新唐書》卷六十二《表第二·宰相中》開元十一年癸亥：“四月甲子，閱為中書令，吏部尚書王晙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原來是王輝斌教授將《舊唐書》“夏四月……癸亥”誤作“三月癸亥”，這樣一來兩唐書就差了一個月。“夏四月……癸亥”是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四月甲子”是四月三十日，兩者只差一天而已。
唐代設“中書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二）。此時位高權重的天子近臣張說，舉薦孟浩然自是再合適不過了。這年冬十一月，孟浩然便從襄陽啟程趕赴長安，途中遇雪，作《赴命途中遇雪》詩，詩題中的“赴命” 應該就是因張說之薦赴唐玄宗徵召之命，這是既合情理，又合邏輯的。
《唐摭言》和《新唐書》說孟浩然因王維私邀入“內署”，邂逅玄宗，藏匿床下。但據史料記載，王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王維》，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誤作“十九年”），“調太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王維》）。唐太常寺有太樂署，設太樂令一人，從七品下，掌管國家祭祀享宴所用樂舞；太樂丞一人，從八品下，相當於太樂令的副手。不久，王維“為伶人舞《黃獅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太平廣記》卷一七九《貢舉二·王維》引《集異記》）。《黃獅子》是一種特殊的舞蹈，只能舞給皇帝欣賞，皇帝不在場是不能為別人舞的。王維“為伶人舞《黃獅子》”，事發後被貶出京師，為濟州（治所在今山東茌平西南）司倉參軍，直到開元十四年（726）春才離開濟州。孟浩然“赴命”來長安時，王維仍然被貶在濟州，並不在“內署”，當然更不可能私邀孟浩然入“內署”。
另據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載，孟浩然是由於李白的引薦而被唐玄宗召見的：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遊。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現）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雲：‘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
李白於開元十二年（724）秋才離家遠遊：“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歷成都、峨眉，然後乘船東下至渝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峨眉山月歌》）而李白“入翰林”則是在唐玄宗天寶元年（742）秋，這不僅與孟浩然三次到長安的時間不吻合，而且此時的孟浩然已經病故兩年了。
孟浩然這次“赴命”來長安之後，又兩次入長安，都是為了“幹仕”（謀求官職）。一次是開元十六年（728）秋應進士第，另一次是開元二十二年（734）春夏。孟浩然應試進士可能與見玄宗一事有關，因為玄宗聽了孟浩然的誦詩之後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唐摭言》卷十一）我這個皇帝從來沒拋棄過人才，你自己不來京城應試，怎麼反倒作詩說我拋棄你呢？孟浩然“紅顏棄軒冕”（李白《贈孟浩然》），從年輕時就不追求功名利祿，被玄宗這麼一說，也許就產生了爭這口氣的應試念頭：皇帝你以為我沒有才能不敢來應科考嗎？我只是不屑科考而已。既然皇帝你這麼說，那我就考給你看。
孟浩然是戰國時最偉大的儒家大師、亞聖孟子的第三十三代孫，家學淵源甚深，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勤奮用功，因此頗為自負：“維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沾末躬。晝夜常自強，詞翰頗亦工。”（《書懷貽京邑同好》）“少年舞文墨，屬意在章句。”（《南陽北阻雪》）
唐代科考的內容一般包括明經、詞（詩）賦和策論，明經科是考察對儒家經典的記誦和基本經義；策論是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詞（詩）賦則最見功力，也最受重視。前朝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以經義取者為明經，以詩賦取者為進士，唐代科舉因仍隋代。孟浩然最擅長詩賦，因此，考進士不過是小菜一碟。可是：
開元十六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恐《左氏》之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宋·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五）
開元十七年（729）正月的這次禮部試，並沒有考詞賦，二月放榜，孟浩然名落孫山。他苦悶彷徨，逗留京師，結識了王維、鄭清之和張九齡等人。第二年秋末冬初，孟浩然離開長安回襄陽，臨行前作《留別王維》一詩，王維賦《送孟六歸襄陽》詩送別。
開元十八年（730）春，孟浩然專程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拜訪洪州刺史張九齡，希望得到他的舉薦。孟浩然在南昌還寫下了著名的求薦詩《自潯陽泛舟經明海》：
大江分九流，淼淼成水鄉。
舟子乘利涉，往來至潯陽。
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
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
魏闕心恆在，金門詔不忘。
遙憐上林雁，冰泮也迴翔。
詩人說，長江在潯陽（今江西九江市）分為九條支流，水勢浩渺，這一帶就成了水鄉。船伕乘著水勢划船，來來往往都在潯陽城下逗留。我就藉著這便利的條件，泛舟漫遊五湖三湘（五湖，指湖南、湖北一帶的湖泊。三湘，泛指洞庭湖和湘江流域）。觀賞波濤，感嘆枚乘《七發》的壯美；憑弔屈原，哀痛他自沉湘江。到朝廷做官之心一直存有，在金馬門等待天子詔命的想法不能忘卻。我遠遠地羨慕那上林苑的大雁，它們在春暖冰消的時候就可以飛回北方，而我卻一直浪跡江湖，得不到朝廷的重用。魏闕，也稱象魏，古代天子、諸侯宮門外兩邊高聳的樓觀，是懸掛法律、昭示教令的地方，後借指朝廷。金門，指漢代的宮門金馬門，漢武帝曾經為自己的大宛馬鑄了一尊銅像，擺放在魯班門外，魯班門便改稱金馬門。金門詔，即金門待詔，漢武帝時的東方朔、主父偃和漢景帝時的嚴安等，都曾待詔於金馬門，不久便被朝廷重用。漢代徵召的士子還沒有被授予正式官職的，均待詔公車（在公車官署隨時準備皇帝召喚。公車：漢代以公家車馬遞送應舉的人，後稱舉人為公車），其中特異者待詔金馬門，以備顧問。後來待詔就成了官名，唐代有翰林待詔，負責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等事，後改為翰林供奉。
張九齡很欣賞孟浩然的才華，表示將來有機會便舉薦孟浩然。
開元十九年（731）三月，張九齡被召回京都長安，擢升為祕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孟浩然便趕赴長安拜見張九齡。可是，孟浩然剛到長安，張九齡的母親就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定，父母死後，子女要守喪，三年內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應考，張九齡便回鄉丁憂。朝裡有人好做官，沒有了張九齡，孟浩然的求仕之路就斷了，在長安待下去也沒有出路，於是只能回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
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應守索寞，還掩故園扉。
（《留別王侍御維》）
臨行前，東京洛陽的幾位朋友為孟浩然餞行，孟浩然在《東京留別諸公》一詩中大放厥詞：“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他對仕途已經徹底厭倦了。
開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十四日，丁憂未滿的張九齡被起用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九齡《曲江張先生文集》附錄《誥命》）。次年（734）五月，擢為中書令。張九齡瞭解孟浩然的性格，既然他決意“拂衣從此去”，當然也就不便再舉薦了。
開元二十三年（735）春正月，玄宗下詔，網羅天下遺賢：“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舊唐書》卷八《本紀第八·玄宗上》）並在十道設“採訪使”一職，當時的襄州刺史韓朝宗兼任山南東道採訪使，他“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孟浩然傳》）
這段故事最早見於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置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豫諾而忘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閒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
由於韓朝宗喜歡獎掖後進，因此當時的賢才士子都紛紛投其門下。李白也來到襄陽拜謁韓朝宗，並寫了著名的《與韓荊州書》，開首便道：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
可是韓朝宗卻並沒有舉薦李白，而是要舉薦孟浩然。李白非常抑鬱，便來看望孟浩然，也是為孟浩然餞行。而孟浩然卻因為老朋友來訪，酒喝得特別高興，話也談得投機，便放棄了進京做官的機會，而且並不後悔。 這也許就是令李白稱道的：“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贈孟浩然》）古人把剛剛釀好還沒有過濾的酒叫濁酒，把濾過的酒叫清酒，詩人每稱濁酒為賢人，稱清酒為聖人。人喝酒喝醉了叫“中酒”，喝清酒喝醉了就叫“中聖”。李白說，孟浩然很喜歡喝酒，每當明月如鏡時他便常常飲清酒賞月，以至於頻頻醉酒。“迷花不事君”是說孟浩然喜歡欣賞春花，因迷戀萬紫千紅的花朵而不肯做官去侍奉國君。
有人為孟浩然因好酒貪杯而誤了一生的仕途深感遺憾，其實孟浩然對“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的玄宗已經失去信心，他已然覺察到大唐正處在由盛而衰的轉捩點上。玄宗雖然名義上到處網羅賢才，其實不過是葉公好龍而已，而且他也不具備研判賢愚忠奸的能力。盛唐用人取士非常重視詩賦才華，但玄宗對於詩賦也不過是附庸風雅，並無真正的文學鑑賞力。孟浩然為玄宗所誦的《歲暮歸南山》，是一首很出色的詩，後人評價甚高。宋末元初詩論家方回評曰：“八句皆超絕塵表。”（《瀛奎律髓》卷二十三）明程元初《盛唐風緒箋》引徐充語稱其“格調高遠可取”，明許學夷《詩源辨體》贊之“一氣渾成”。明代周珽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十《盛唐五言律詩上》周珽雲：“三、四二語不朽，識力名言，真投之天地劫火中，亦可歷劫不變。”明末清初學者馮舒評“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二句雲：“一生失意之詩，千古得意之句。”清代《四庫全書》總纂紀曉嵐《瀛奎律髓勘誤》雲：“三、四句亦盡和平，不幸而遇明皇爾。或以為怨怒太甚，不及老杜‘官應老病休’句之溫厚，則是以成敗論人也。結句亦前人所稱，意境殊為深妙。然‘永懷愁不寐’句，尤見纏綿篤摯，得詩人風旨。”而玄宗非但不賞識，竟然還發了一通無名之火：“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孟浩然傳》）“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唐摭言》卷十一）
其實，“不才明主棄”乃自謙之詞，何“誣”之有？且當時朝廷用人並非科舉一途，你玄宗屢次下詔網羅人才，僅舉薦一項就任用了不少人。現在孟浩然被舉薦了，你卻責怪他“不求仕”，“不求進”，不來科舉，這是什麼思維邏輯？如果賢才都來科舉“求仕”“求進”，那還用得著網羅舉薦嗎？玄宗還說：“何不雲：‘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你唐玄宗有沒有點基本的鑑賞能力啊？“氣蒸雲夢澤”那是呈給張說的求薦詩，故有“欲濟無舟楫”之句。現在是為聖上誦詩，如果還表達求薦之意，那孟浩然想求皇上把自己舉薦給誰呢？他腦袋不是進水了嗎？
侍奉玄宗這樣的主兒，到底有什麼價值呢？
當年，孔子的學生原憲問孔子什麼是“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宋朱熹似乎並沒有讀懂這段話的意思，於是作了曲解：“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著較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朱子語類·卷四十四·論語二十六》）“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集註》卷七）其實，孔子這段話的意思是不管國家“有道”還是“無道”都去做官拿俸祿（意在偏指“邦無道，谷”），這就是恥辱。因為“邦無道”的時候去做官，如果與無道昏君同流合汙、隨波逐流，那就是助紂為虐之恥；如果堅守正道、犯顏強諫，那就會自取其辱，輕則被貶，重則會遭殺身之禍。侍奉這樣的昏君，正如屈原侍奉楚懷王，結果只能是“懷沙”而已。
後來發生在玄宗朝的一系列事情，都印證了孟浩然的先見預判。
開元二十四年（736）四月，安祿山因干犯軍法，被押解到了長安，奏請朝廷判決。此前安祿山入京朝見時曾拜見過張九齡，張九齡一眼就看出此人乃奸詐之徒，斷定他日後必會作亂。因此就在奏文上批示將安祿山斬首，以絕後患。可是唐玄宗不但沒有批准斬殺安祿山的奏文，而且還說張九齡你不要“誤害忠良”，不加任何處罰就把安祿山釋放了。後又任命安祿山為代理御史中丞、平盧節度使。此後便可到朝廷上奏議事，與楊貴妃關係曖昧，唐玄宗對他卻更加寵信，還認他為乾兒子，這簡直就是引狼入室、“認賊作子”。
開元二十三年（735），受寵的武惠妃想要立兒子壽王李瑁為太子，便誣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謀反，玄宗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極力反對：“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玄宗不悅。而李林甫卻私下對貴幸宦官說：“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李林甫雖無學術，但卻巧伺上意，又是李唐宗親（玄宗的遠房叔叔），自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班子成員）以來，整天想著如何中傷張九齡。玄宗認為李林甫最能體諒自己，便於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將張九齡罷相，“即日林甫代九齡為中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第五十六·李林甫》）。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武惠妃親生女咸宜公主的駙馬楊洄又誣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等人暗中策劃謀反，玄宗召宰相商量此事。李林甫說：“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參與）。”玄宗便將這三個兒子貶為庶人，後又在同一天裡將他們賜死。武惠妃自從害死了玄宗的三個兒子之後，多次見到他們的鬼魂，十二月丙午（初七）驚懼而死。玄宗想立年長的兒子忠王李璵為太子，而李林甫卻多次勸玄宗立壽王李瑁為太子，玄宗“猶豫歲餘不決”，寢食難安。高力士勸玄宗說：“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於是立李璵為太子。
太子的問題解決了，玄宗又開始“思傾國”了，可是尋尋覓覓仍是“御宇多年求不得”，看來看去看中了一位“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楊玉環——白居易很懂得“為尊者諱”，其實楊玉環就是壽王李瑁的妃子，也就是玄宗的親兒媳婦，只是這真實的歷史不能說破。玄宗將楊玉環納為貴妃後，便“從此君王不早朝”了。
玄宗自詡“朕未曾棄人”，實則“棄人”多矣，僅因詩而“棄”者就不止孟浩然一人。
張九齡罷相之後，左相李適之便成了李林甫的心腹之患。李適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孫，與玄宗的宗親關係比李林甫還要近，李林甫便暗中算計李適之：
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天寶五載（746），李適之罷相，改授太子少保。閒散下來的李適之在與好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等人飲宴時作詩自遣：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詩不過是說現在清閒了，上門的人少了，可是李林甫卻向玄宗進讒，說他們結黨營私。玄宗便將這些人全部貶官流放，李適之也被貶為宜春太守。李林甫又令御史羅希奭羅織罪名，將皇甫惟明、韋堅等人害死於貶所，而且還殺了韋堅的幾個弟弟和兒子韋諒。裴寬是韋堅的親戚，貶為安陸別駕。不久，羅希奭前往宜春，李適之驚恐不已，服毒自盡。李林甫又讓羅希奭殺裴寬，裴寬叩頭祈哀得免一死。韓朝宗被貶為高平太守，再貶為吳興別駕，死於任上。
李林甫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未合聖意，畏懼禍患及身，便極力阻止太子身邊官員的升遷，降低他們的待遇。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閩中進士》所載，左補闕兼太子侍讀薛令之慨嘆生活清苦，抱怨禮遇太薄，以詩自悼，並將詩寫在了牆上：
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
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
玄宗見到這首詩後，索筆判之曰：
啄木嘴距長，鳳皇羽毛短。
若嫌鬆桂寒，任逐桑榆暖。
薛令之便稱病棄官，徒步歸鄉里。玄宗這位盛唐君王，揮霍無度，對安祿山等寵臣賞賜無算，卻對太子的老師如此刻薄！正如宋陳巖肖所說：明皇“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且“信讒好佞”（《 庚溪詩話》卷下）。最終導致“安史之亂”，兩京失守，楊玉環被縊死，玄宗逃亡巴蜀，帝位被迫讓給太子，國家從此一蹶不振，盛唐不盛矣。
唐憲宗時的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群論曰：玄宗“安於逸樂，遠正士，暱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五《崔群傳》）論述固然精當，但都是事後諸葛，而孟浩然卻早有先見之明。當年，韓朝宗擔任按察使時，發現通州刺史李適之很有能力，便特別寫信推薦他，升任秦州都督。試想：被韓朝宗舉薦的李適之官至左相，且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孫，下場尚且如此悲慘，而韓朝宗本人也被貶為從四品下的“別駕”死於貶所，倘若孟浩然隨韓朝宗赴京，即使被玄宗任用，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辛酉（十七），察御史周子諒因彈劾牛仙客非才，觸怒玄宗。玄宗“命左右㩧（bó，擊）於殿庭，絕而復甦；仍杖之朝堂，流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四月二十），貶九齡荊州長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周子諒是張九齡舉薦的，因此坐“舉非其人”之罪。五月初八，張九齡到達荊州任上之後，便將孟浩然引入幕中：“署為從事，與之唱和。”（《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傳·孟浩然傳》）
孟浩然之所以進入張九齡幕府為從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生活所迫。孟浩然的物質生活條件比較差，這從他三十歲時寫的《書懷貽京邑故人》詩中便已可見：“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父母漸漸衰老了，可是自己不僅沒有什麼美味給他們吃，就連基本的食物也不充足。“喜懼在深衷”就是內心喜懼參半，典出《論語·里仁第四》：“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的年齡不能不記著，一則為父母年高長壽而喜樂，一則為父母身體衰老而憂懼。“簞瓢屢空”，典出《論語·雍也第六》：“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稱讚顏回是賢人，家裡只有一隻盛飯的竹筐和一個喝水的葫蘆瓢，居住在簡陋的巷子裡，別人忍受不了那樣的艱苦，而顏回卻不因此改變自己的樂趣。晉代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引用這個典故時又進了一層：“簞瓢屢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不僅窮得只有飯筐水瓢，而且這飯筐水瓢還常常是空的，儘管如此，他仍然安貧樂道。孟浩然說，自己這樣生活艱苦也就罷了，可是讓年邁體衰的父母過這樣的日子那就是不孝了。因此他說：“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塗訴知已，投刺匪求蒙。”
“執鞭慕夫子”,典出《論語·述而第七》：“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東漢鄭玄解釋說：“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三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註疏解經》第七卷）這個解說有兩個問題，一是將“富”解作富貴，則《論語》原文或作“富貴而可求也”，因為“富”和“貴”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富是錢財多，貴是地位高。如果原文只有“富”沒有“貴”，鄭玄不當增字解經。二是將“雖執鞭之士”解作“雖執鞭之賤職”，則《論語》原文或作“雖執鞭之事”，因為“士”不能解作“職”，只有“事”才能解作“職”，即“職事”。西漢桓寬《鹽鐵論》卷四《貧富第十七》、唐李宗閔《隨論下篇》、宋林希逸《莊子口義》卷六（《外篇秋水第十七》）、明王守仁《田州石刻》（《王陽明集》卷二十五外集七）、《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宋張師正《括異志》等，均引作“雖執鞭之事”（今本《括異志》卷五作“雖執鞭之士”）。
關於“執鞭之士”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一是為國君駕車的人。南朝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四引晉代袁喬注云：“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漢語大詞典》持此說，將“執鞭”解作“持鞭駕車”。二是為君王出行時執鞭開道的人。《周禮·秋官司寇第五》：“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闢（避）。王（周天子）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公爵國君）則六人，侯（侯爵國君）、伯（伯爵國君）則四人，子（子爵國君）、男（男爵國君）則二人。”明陳士元《論語類考》（卷五）持此說。三是執鞭為集市守門的人。《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凡市入，則胥（吏）執鞭度（杖）守門。”清錢坫《論語後錄》（卷二）說：“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為長。”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沿襲此說，將“執鞭之士”譯為“市場的守門卒”。其實，孔子所說的“執鞭之士”，可以是這三種“執鞭”的任何一種，不必拘於哪一種，因為這些都是卑賤的職事。孔子的意思是說，財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便是“執鞭”這樣的下賤職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從事我所喜好的。孟浩然說自己很敬仰孔子的這種求富的態度，既然孔子都可以為了求得財富而“執鞭”，那我為了求得財富贍養父母而幹仕謀官有何不可？
“捧檄懷毛公”,典出《後漢書》卷三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漢光武帝中興的時候，有個廬江人毛義，字少節，家裡貧窮，以孝行著稱。南陽人張奉因仰慕他的名聲便去拜訪他。剛剛坐定，郡府徵召的文書恰好到達，讓毛義去做縣令。毛義就捧著文書進入內室，表現出喜悅之情。張奉是個志向氣節高尚的人，心裡鄙視毛義這種見祿而喜的樣子，悔恨自己不該來拜訪他，便堅決告辭離去。等到毛義母親去世的時候，毛義便辭官守孝。公府多次徵召，他才去做縣令。後來又被選拔舉薦為“賢良文學”，官府屢次派公車徵召，毛義都沒有去就任。張奉感嘆道：“賢人真是深不可測。毛義先前接到官府徵召的文書便表現出喜悅之情，那是為了贍養父母才降志屈尊任官的。這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因為家裡貧窮父母年老，做官便不挑選官職’的人。”孟浩然說，自己也像毛義一樣，是因為家裡貧窮父母年老才謀求做官的。況且我的知己好友已經做官當政，我當然要彈冠相慶了，怎麼還能固守貧窮呢？“匪求蒙”，典出《周易·蒙》“匪我求童蒙”，不是我請教矇昧愚蠢的人。孟浩然用這個典故說明自己只乞求當政的知己，而不向不知己的人投名片，即不乞求不知己的人。孟浩然三十歲的時候生活就如此貧困，晚年又體弱多病，生活更加貧困不堪，杜甫在《遣興五首》（其五）的詩中感嘆道：“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孟浩然窮得連被子都沒有，只能披著一件粗布短襖度過那寒冷漫長的冬夜。在這種極度貧困的情況下，知己老友張九齡聘他到幕府為從事，他也就貧不擇官了。
孟浩然進入張九齡幕府，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求仕之心未泯。封建時代的士子多以濟世之才自負，當君主昏庸無道時，他們認為是奸臣熒惑所致。這時他們往往不是選擇退隱迴避，而是以“板蕩誠臣”自許，不顧安危地去匡君輔國，因為這是忠臣的天職。正如屈原《離騷》所云：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餘身之殫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捨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
那些結黨營私的小人都在貪圖享樂、苟且偷安，國家政治昏暗、前途渺茫、險阻重重。我屈原難道害怕自身遭受災殃嗎？我是擔心君主的車子傾覆。因此我匆忙地在君主的車子前後奔波，為的是讓君主能夠趕上聖明先王的步伐。君主卻不能體察我的一片忠心，反而聽信讒言對我發怒。我明知道忠言會招來災禍，但卻不忍心放棄。我指著上天讓它作見證，我的一片忠心完全是為了君主的緣故。
孟浩然對唐玄宗，也有屈原對楚懷王那樣的忠誠和情懷，他也想實現自己匡君報國之志。當時唐朝宰輔大臣的升升降降也是常事，宰相一般三五年就會更替，張九齡雖然被貶謫，但說不定哪天又會官復原職。到那時，他幕府中身邊的人就會跟著升遷，這對晚年的孟浩然來講可能是最後的機會，當然不容錯過。
來到張九齡的幕府做從事之後，孟浩然對朝廷的內幕瞭解得更多更透了。玄宗年事已高，將政事都交給了李林甫，且“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沉蠱衽席”（《新唐書·李林甫傳》）。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排斥異己，貶抑文士，重用武將，凡是有可能晉升宰相的職位，都由武將充任。因為武將沒有文化，大多不識字，當然也就不可能擢升為宰相，李林甫的相位也就不會動搖。這樣一來，張九齡的復起當然也就無望了。且張九齡早已勘破世事，萌生了隱退的念頭。孟浩然的理想再次破滅了，於是提出辭職，張九齡再三挽留。
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初，沔州（今湖北漢陽縣）刺史兼山南東道採訪使宋鼎來荊州公幹，順便看望張九齡和孟浩然。宋鼎曾任襄州刺史，與孟浩然是好友。孟浩然陪同宋鼎登覽新建的荊州城北門樓，宋鼎賦詩（今不傳），孟浩然賡和作《和宋太史北樓新亭》詩，藉以表達辭職的意願，亦有請求宋鼎為自己關說之意：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誰謂山林近，坐為符竹拘。
麗譙非改作，軒檻是新圖。遠水自嶓冢，長雲吞具區。
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欲識狂歌者，丘園一豎儒。
詩人說，返回家鄉耕種隱居的意願未能實現，我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惆悵地登上城牆的譙樓。誰說隱居的山林很近呢？我卻被留在刺史幕府中為公務所拘羈，不得脫身進入山林隱居。“符竹”，即竹使符，共五枚竹箭，長五寸，上面鐫刻篆書，剖為兩半，一半交給赴任的郡守，一半留在朝廷，朝廷發兵派遣使者的時候，帶著一半符竹，與郡守的另一半符竹合符之後，才能聽受使命，跟虎符的作用類似，後以“符竹”指代郡守的職權。壯麗的譙樓不是原有譙樓的修葺，而是重新建造的，欄杆上都繪了新的圖畫。漢水從遠遠的嶓（bō）冢山流出，濃雲連綿不斷吞沒了太湖。我寧願隨著江上的燕雀來慶賀，卻羞於跟在幕府臣僚後面恭謹地小步奔走。要知道披髮狂歌的人，是在家園隱居的迂腐儒生。“狂歌客”，縱情放歌的人，這裡也是作者自況。《後漢書》卷五十三《申屠列傳》：“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古人隱居，遇到好時勢，就捨棄名聲，隱遁行跡棲居在巢穴中，採食野菜充飢。如果遇不到好時勢，就赤裸著身子大笑，披散著頭髮狂歌。
張九齡見孟浩然去意已決，不便再強留。於是，孟浩然又回到了甕牖繩樞、室如懸磬的家，成了率意“狂歌”的“丘園一豎儒”。
夜已經很深了，孟浩然披裹著粗布短襖靠在屋角的床頭上，久久不能入睡。這時，外面颳起了風，下起了雨，風雨吹打著窗戶，寒意更重了。與此相似的境況，南唐李後主李煜在《浪淘沙》中嘆曰：“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可是，孟浩然的門窗上哪有什麼“簾”？床上哪有什麼“衾”？別說“羅衾”了，就連杜甫家裡“布衾多年冷似鐵”的“布衾”都沒有。與此相似的境況，南宋李清照在《聲聲慢》中嘆曰：“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可是，孟浩然又哪裡去尋什麼“淡酒”？然而，此時的孟浩然思考的卻不是自身的寒冷，也不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空想，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屈原的《離騷》，斷斷續續地縈繞在他的腦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日月運轉迅速不停，春秋變換循環替更。想到草木凋零，更擔心國君衰邁，不能振興。
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
昔日夏禹、商湯和周文王的品德之所以純潔完美，是因為有眾多的賢人在他們的周圍輔佐，並非只任用少數幾個人。就像各種香草繁茂地生長在園圃中，並不是只種植蕙和茝（chǎi）。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希望香草都能生長茂盛，等到花兒盛開時我也能被收取。即使我自己枯萎凋謝也沒什麼值得憂傷，令人痛心的是眾多香草的花朵都被風雨摧殘糟蹋——眾多的人才被貶被殺，國祚堪憂。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長長嘆息止不住淚水潸然，可憐人民多災多難，生活艱難。
已矣哉！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算了吧！既然國家沒有人賞識我，我又何必懷念國都呢！既然理想的政治沒有人可以協商，我就要追隨彭咸那樣的歸宿——殷商大夫彭咸，因直諫不聽，便投水而死。
這時，一位高冠陸離的老者從孟浩然得眼前飄然而過，孟浩然定睛一看，不覺詫異道：“這不是屈原嗎？”於是追隨而去。可是，無論怎麼追，屈原總是在前面的不遠處。孟浩然緊追不捨，一直追到汨羅江邊，屈原不見了。孟浩然正要跳江，一群小鳥忽然迎面飛來異口同聲地啼叫：
“不要跳！不要跳！”
孟浩然便收住了腳步，這時另一群小鳥又飛過來啼叫：
“怕死鬼！怕死鬼！”
孟浩然心想：“說我是怕死鬼？笑話！我孟浩然倘能追隨屈原而死，雖死猶榮！”於是，縱身跳入汨羅江：“哇！好冷啊！”
原來是南柯一夢。天已經亮了，鳥兒仍在四處啼叫。孟浩然隨口吟道：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明人徐學夷在《詩源辨體》（卷十六第十二條）說：“浩然五言律詩興象玲瓏，風神超邁”，“乃盛唐最上乘”。其實，不惟五律，五絕的《春曉》同樣是“興象玲瓏，風神超邁”，同樣是“盛唐最上乘”。這裡的“風雨”“花落”，都是興象，既是自然的“風雨”“花落”，更是社會政治的“風雨”“花落”。“花落知多少”與《離騷》的“哀眾芳之汙穢”，有同工異曲之妙，但又不像《離騷》的沉鬱悲慼，而是以清雅超絕寫悲慼之情，這是借鑑了《詩經》以樂寫哀的筆法。
《詩經·小雅·采薇》，是戍卒在戰後歸家途中寫的詩，末章撫今追昔，悲喜交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人以春天楊柳依依的樂景，寫當時拋家出征的生離死別；以冬天雨雪霏霏的哀景，寫如今僥倖生還的無比喜悅。清王夫之《薑齋詩話》說這幾句是：“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當我們瞭解了孟浩然的生活閱歷、思想歷程和《春曉》的寫作背景之後，再來讀這首詩，一定也會倍增哀痛的。
孟浩然的家鄉襄陽，屬古代楚國，而屈原則是楚國人的驕傲，當然也是孟浩然的驕傲。而屈原的學生、楚辭大家宋玉的故鄉鄢（今湖北襄陽宜城）是楚國的皇城，距離孟浩然的祖宅澗南園不過六七十里。孟浩然二十多歲的時候，就經常與襄陽的士子們舉行詩會，大家的理想就是再現“屈宋英聲”。因此，孟浩然的思想和操行都有屈原的影子，他的詩作也深受楚辭特別是《離騷》的影響。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孟浩然確是襄陽的小屈原，而《春曉》便是一首微型的《離騷》。
作者為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傳統文化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文史學者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