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渝笙，又名歐陽惠，1940年生，研究員，教授，九三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63年春節鄰近的那些日子，此時國家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對知識分子高壓狀態也趨緩和，正如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全家人開始想念失聯四、五年的我二舅。他於五十年代初從美國回來，被安排在東北人民大學（後改吉林大學）教書，五十年代後期突然消失，沒有了音信。
我的外祖父母十分想念這個失蹤的兒子，二舅沒有結過婚，她們只得寫信向學校以及一同回國他的友人打聽，僅獲悉他五七年秋被打成右派，就離開了學校，卻都沒有告訴他具體在那兒。後來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到來，外祖父母因年邁，營養跟不上，加上思念這個兒子，帶著遺憾雙雙離開了這個世界。臨終時告訴身邊我的二姨，無論如何要找到二舅。
二姨於是向東北人民大學，吉林省政府，甚至向中央有關部門寫信，打聽他的下落。直到六一年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後，被送到杉鬆崗煤礦進行勞動教養，這時我們大家也才知道杉鬆崗和以它冠名的煤礦。
二姨和大舅住在家鄉安慶，她們都年老、多病，加上路途遙遠，我母親也是剛從髙壓政治氛圍解脫，另外也年邁和身體不好，她們都沒能馬上前去找他。1963年春節，我已從困境中走了出來，獲悉這件事後，便主動請纓，給家庭分擔些責任。這年春節前我便啟程前往這個十分陌生的地方。
我經過一番尋找的周折、旅途的顛簸，於三天后的夜晚到達杉鬆崗，它只是長白山餘脈龍崗山西北麓的一個小屯，在當時出版的地圖上，還找不到它的標識，是否是由於這個煤礦的特殊任務有關，不得而知。
在這座勞改煤礦，我和這些勞教人員一起度過了一段日子，不僅勞教人員，就是管教和煤礦的後勤人員都對我十分友好，他們大概覺得我不怕受牽連，能來這兒探視這個從未聽說有親人的右派，而且還只是他的甥，實屬不易。
我不僅替家人送去了問候，還轉送給他一些錢、糧、物。
春節前三天，我踏上了歸途。杉鬆崗和在瀋吉線上的輝南縣城有一條鐵路相通，但從杉鬆崗發的客運列車的終點卻是梅河口，我考慮到梅河口是個樞紐站，在那兒轉車，比在輝南可供選擇的車次要多不少，因此回程時，沒有從來時的輝南倒車（杉鬆崗屬輝南縣），而是買了一張去梅河口的車票，隨後登上了返程的火車。
我在杉鬆崗上車後，找到一個位置坐下，車內大多是粗壯的中年男女。這種支線火車，車箱中間安有一個火爐，旅客們就坐在四周的椅子上，雖然周圍的人一目瞭然，我沒有去打量她們，而只是沉默地想著在杉鬆崗渡過的這幾天日子，見到的人和事。任憑火車頂著寒風在山丘中穿行。3個多小時過去了，火車到達了梅河口。下車後，很快就買到了一張去瀋陽的火車票。
距開車還有一個小時，我街上買了兩個火灼，打了點開水，進入候車室。我利用候車的空檔，喝著水，就著把“火灼”吃下。這是一趟短途慢車，提前半個小時放人，我進入車廂，找到一個位置坐下。
不久，我對面座位坐下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還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覺得很面熟，似乎在杉鬆崗至梅河口列車上，她們倆不但和我同坐一節車廂，而且相距不太遠；後來，我在梅河口買票時，也看見這個女孩和男孩就站在我後面排隊購票。當時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本來列車就是人員流動的場所，人就和水上浮萍一樣，也可能相逢，也可能分離，有老有小也是正常的。
只是此時心中卻在問：她們這麼小，去杉鬆崗幹什麼？或許象我一樣探視一個親人？那個人是她們的什麼人？她們年紀這麼小，男孩還是個剛會獨立活動的兒童，她們前來探望的一定是父母或者很親的親人，為什麼這個人不來送她們？是不是那個人失去了自由？她們在讀書嗎？還是流落到社會？只是偶爾相遇，我不便問她們，她們也一言不發，我們就這樣默默地坐著，任憑車子搖晃、行進。
在梅河口倒車不久，黑夜便降臨了，我擔心到達瀋陽的時間太晚，去塔灣或“遼大”（“遼大”離我們家還有一站多路）所有公共交通車都會停運，那樣我就必須徒步走十四、五里才能到家，獨自在深夜裡冒著寒風行走，是十分艱辛、孤寂的，心中便暗暗企望火車能早點到達。
晚11點鐘火車才到達瀋陽，一下車，我就去尋找去兩地的摩電、無軌、公共汽車，一部也未找到。我正有些沮喪和不知所措時，突然我看見一趟開往北站的汽車，如果在北市場（北站前一站）下車，只需走四、五站路就可到家，比從這兒走回家要省去三分之二的路程。
於是便登上了去北站的汽車，我在北市場下了車後，這條路一年前我走過一次，便搜索著記憶，判斷著方向，一路走去。拐了幾條道路，燈光越來越暗，隆冬的深夜，沒有碰到一個行人，我踩在雪蓋上，沙沙作響。我似乎聽見身後有人的腳步聲響，且若即若離，我有了些緊張，卻並不害怕，我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小夥，身上無錢無糧，要來打我的主意，他還不會輕易得手，那麼後面的人跟著我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次出行，家裡人都為我捏了一把汗，到一個十分陌生的山區，還是去一個勞改煤礦，尋找一個多年不知消息的右派，他可能在那兒被強制勞動，或者什麼其他處罰的，去探望是否受到牽連，或其他攻擊不得而知。雖然任務已經順利完成，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在返程的路上最好不要出什麼岔子，還是應該小心為好。
我不敢回頭張望，只是加快腳步往塔灣方向走去，但後面聲音並沒有消失，還是在背後近處響著。我看見前頭路口明亮的燈光，我估計快到通往塔灣的主要馬路，我的心也放鬆了許多，襲擊我的地段已經過去，前面那條路上一定有夜行的人和車輛，還有路兩旁臨街鋪面、房屋內未睡下的人們。
我走到這條大馬路上，確實不象剛才那些街道僻靜，不僅路燈明亮了許多，路旁的房屋內也射出弱強不一的光亮，偶爾也能見到行人，以及大車和呼嘯而過的汽車。我身後的聲音仍在響著，這時我已敢於回首望去，卻看見後面走的人是杉鬆崗上車，又一路坐在我附近的那個少女和小男孩。
那知在深夜的雪地裡，她們跟了我一程，也驚擾了我一路，此刻我卻泛起許多同情和共鳴，不覺向她們投去關切的目光。
只見她們艱難地一步、一步地在踩硬的雪上行走，她們看了我一眼，一言不發，繼續走她們的路。本來我想停下來，等她們走到面前，問她們點什麼。我猶豫了，在這樣的場合，同她們說什麼都會引起誤會。我又繼續走我的路，偶爾我也回頭看一下，但彼此都沒有言語，我走到了一叉路口，進去二十多米就是我居住的輕工業學院後門，我拐進去後，側身看著她們經過路口，然後又從視線中消失，我才進入我居住的大院。
到家十二點多了，大家都已睡下，我輕輕地進到屋內，還是把全家人驚醒。我的杉鬆崗之行就此告一段落，對家人的安慰和誇讚，我只談談地說：“這沒什麼。”此刻，甚至躺下後，同行的少女和小男孩卻許久都在我腦中不斷閃現。
隨之春節到了，我們全家沉浸於許久沒有的祥和氣氛之中，大年初五，二舅也從杉鬆崗來到了我家。經過商議決定，我二舅退職回老家安慶去，他先後靠二姨和母親提供生活費用得以維生。許多年過去了，二舅終於熬到了七九年改正復職。隨後他回到了 “吉林大學”教書，過去他還不是正教授，復職後不久，他也成了正教授，並是“文革”後為數不多的經濟學教授之一。
每次二舅和母親會面，或電話或其他形式交流，經常會提及那次我的杉鬆崗之行，我在身邊時，說一句“不值一提”外，我又不覺想起那個和我一路同行的幼小的姐弟，她們探視的親人，以後狀況如何？她們後來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九十年代中期二舅離開了人世。
如今我已臨近八旬，直到今天，我的大腦中仍然會記起那個雪後深夜背後兩個年幼孩子的腳步聲，那個場景的點點滴滴……我永遠無法忘懷那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