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馬雲：中國經濟重構與阿里巴巴20年 ||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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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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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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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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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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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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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 這是第2869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6k+ ·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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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 這是第2869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6k+ ·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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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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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師節，阿里巴巴10週年慶典晚會上，馬雲說：
“未來十年我們永遠是家理想主義公司，當然一定會腳踏實地，如果不充滿現實主義地去做任何點點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但我們永遠會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我們用自己的行為保證，一定會給股東以豐厚的回報，但是我們的回報不僅僅是金錢，我們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東，最後感到驕傲的是，你們投資了一家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對社會承擔巨大的責任，幫助就業，成就夢想的公司。只有這樣的公司，你投資才會覺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師節，馬雲又會說些什麼？
如同他過去20年不間斷地強調的，我相信還是使命、願景、價值觀。是“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唯一不變的是變化”，“一群有情有義的人做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是這樣的“文化操作系統”。
所以，這不是一次權力交接和改朝換代，而是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新時代，對阿里文化和領導力的一次升級。其目標是為下一個20年奠定文化、組織和人的基礎。
到2035年，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阿里的願景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讓我們一起見證未來。
段子說：打敗百貨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貨公司，而是電商；打敗諾基亞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機，而是蘋果；消滅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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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師節，阿里巴巴10週年慶典晚會上，馬雲說：
“未來十年我們永遠是家理想主義公司，當然一定會腳踏實地，如果不充滿現實主義地去做任何點點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但我們永遠會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我們用自己的行為保證，一定會給股東以豐厚的回報，但是我們的回報不僅僅是金錢，我們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東，最後感到驕傲的是，你們投資了一家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對社會承擔巨大的責任，幫助就業，成就夢想的公司。只有這樣的公司，你投資才會覺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師節，馬雲又會說些什麼？
如同他過去20年不間斷地強調的，我相信還是使命、願景、價值觀。是“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唯一不變的是變化”，“一群有情有義的人做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是這樣的“文化操作系統”。
所以，這不是一次權力交接和改朝換代，而是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新時代，對阿里文化和領導力的一次升級。其目標是為下一個20年奠定文化、組織和人的基礎。
到2035年，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阿里的願景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讓我們一起見證未來。
段子說：打敗百貨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貨公司，而是電商；打敗諾基亞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機，而是蘋果；消滅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
我看到和想到的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沒有倒在失業和銀行壞賬這兩大挑戰中，也沒有落入“失落二十年”的陷阱，依然保持了有活力、可持續的勢頭。這並不是靠某種已知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靠一種新生的、新興的、新型的力量完成的。它由小到大，消化了沉浮者，託舉了創業者，支撐了變革者，綻放了創新者，形成了社會化分工協作的自生長商業生態。中國的大國優勢和人口紅利，也在這一生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國經濟的重構中，阿里巴巴走過了20年，貢獻了20年。
謝謝馬雲，謝謝你對社會的善念、付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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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師節，阿里巴巴10週年慶典晚會上，馬雲說：
“未來十年我們永遠是家理想主義公司，當然一定會腳踏實地，如果不充滿現實主義地去做任何點點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但我們永遠會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我們用自己的行為保證，一定會給股東以豐厚的回報，但是我們的回報不僅僅是金錢，我們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東，最後感到驕傲的是，你們投資了一家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對社會承擔巨大的責任，幫助就業，成就夢想的公司。只有這樣的公司，你投資才會覺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師節，馬雲又會說些什麼？
如同他過去20年不間斷地強調的，我相信還是使命、願景、價值觀。是“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唯一不變的是變化”，“一群有情有義的人做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是這樣的“文化操作系統”。
所以，這不是一次權力交接和改朝換代，而是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新時代，對阿里文化和領導力的一次升級。其目標是為下一個20年奠定文化、組織和人的基礎。
到2035年，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阿里的願景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讓我們一起見證未來。
段子說：打敗百貨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貨公司，而是電商；打敗諾基亞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機，而是蘋果；消滅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
我看到和想到的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沒有倒在失業和銀行壞賬這兩大挑戰中，也沒有落入“失落二十年”的陷阱，依然保持了有活力、可持續的勢頭。這並不是靠某種已知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靠一種新生的、新興的、新型的力量完成的。它由小到大，消化了沉浮者，託舉了創業者，支撐了變革者，綻放了創新者，形成了社會化分工協作的自生長商業生態。中國的大國優勢和人口紅利，也在這一生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國經濟的重構中，阿里巴巴走過了20年，貢獻了20年。
謝謝馬雲，謝謝你對社會的善念、付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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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師節，阿里巴巴10週年慶典晚會上，馬雲說：
“未來十年我們永遠是家理想主義公司，當然一定會腳踏實地，如果不充滿現實主義地去做任何點點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但我們永遠會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我們用自己的行為保證，一定會給股東以豐厚的回報，但是我們的回報不僅僅是金錢，我們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東，最後感到驕傲的是，你們投資了一家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對社會承擔巨大的責任，幫助就業，成就夢想的公司。只有這樣的公司，你投資才會覺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師節，馬雲又會說些什麼？
如同他過去20年不間斷地強調的，我相信還是使命、願景、價值觀。是“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唯一不變的是變化”，“一群有情有義的人做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是這樣的“文化操作系統”。
所以，這不是一次權力交接和改朝換代，而是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新時代，對阿里文化和領導力的一次升級。其目標是為下一個20年奠定文化、組織和人的基礎。
到2035年，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阿里的願景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讓我們一起見證未來。
段子說：打敗百貨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貨公司，而是電商；打敗諾基亞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機，而是蘋果；消滅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
我看到和想到的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沒有倒在失業和銀行壞賬這兩大挑戰中，也沒有落入“失落二十年”的陷阱，依然保持了有活力、可持續的勢頭。這並不是靠某種已知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靠一種新生的、新興的、新型的力量完成的。它由小到大，消化了沉浮者，託舉了創業者，支撐了變革者，綻放了創新者，形成了社會化分工協作的自生長商業生態。中國的大國優勢和人口紅利，也在這一生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國經濟的重構中，阿里巴巴走過了20年，貢獻了20年。
謝謝馬雲，謝謝你對社會的善念、付出與貢獻。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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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將在2019年9月10日教師節，也是他55歲生日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創立20週年晚會上，離任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交棒給比他小7歲的張勇。馬雲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東大會後卸任。
但這並不等於馬雲從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獨特的合夥人機制。合夥人擁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權，可以通過對董事人選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這一制度寫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在30多位合夥人中，只有馬雲和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馬雲曾在2013年教師節致信全體員工，表示合夥人制度的目的在於通過公司運營實現使命傳承，帶領阿里的人必須是堅守和傳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夥人。
因此，對阿里來說，馬雲只是“職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務不會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推動阿里發展。過去幾年，馬雲每年要飛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飛兩個多小時，儘管如此忙碌，他還在阿里開辦了“風清揚班”，培養高管人才，兩年至少15次課程，每次一到兩個整天，他自己設計課程且全程參與。他說，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如馬雲所說，未來他會把更多精力用於社會和公益。事實上，馬雲創立的湖畔大學、羅漢堂、馬雲基金會，分別專注於企業家精神、科技與社會關係、創新公益，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一家商業公司的範疇。馬雲希望這些組織活的比阿里巴巴長。
從銷售額和利潤看，阿里都不是中國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換言之，從資本市場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國最有價值的公司。
從1999年包括馬雲在內的18個人創立阿里，這家公司的使命就沒有變過，即“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它的願景也基本沒變過，只是隨時間推移略有微調。
| 1999年杭州湖畔花園的創業日
阿里最新的願景，一是：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
從創業第一天就有如此氣吞山河、澤被天下之願景，且從未動搖，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可能僅此一家。
阿里和馬雲是被報道最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阿里的傳奇和馬雲的金句，不勝枚舉，無需贅述。本文是從過去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1年，中國譜寫了人類歷史上壯麗的經濟篇章。“事非經過不知難”，改革開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經濟在某些時候蘊含著重大隱患，也孕育著重大危機，只是後來都邁過去了。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邁過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顧過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就曾遭遇過一個危險時刻。當時的頭等問題是失業。經濟學家鍾朋榮寫了一本書《跨世紀難題：誰為中國人造飯碗》，1998年出版，很暢銷，多次再版，反映了當時人們深深的憂慮。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失業有過兩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業主體是上山下鄉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估算，1997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1050-13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到7%（官方數據為3.1%）。所謂“真實”，即在城鎮登記失業基礎上，將未登記失業因素也考慮進去。
而如果再加上農村失業、在崗失業，當時在中科院做國情研究的胡鞍鋼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7.7億，就業人口6.15億。由此可算出失業人口1.55億，失業率為20.1%；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楊宜勇計算，失業人口1.8-2.6億，失業率為23.3%-33.7%；勞動問題專家馮蘭瑞計算，失業人口1.83億，失業率為27.78%。
這些統計都將農村待轉移的剩餘勞動力也作為失業人口，和官方統計口徑不同，只能作為參考。但就算農村待轉移勞動力不統計為失業，他們在農村沒事做，一定會往城鎮去，這種就業壓力又是非常真實的。
怎麼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辦法，如：讓閒置勞力去創造明天，鼓勵人們為自己造飯碗，鼓勵有產者為有勞者送飯碗，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到國外打工，請“老外”也來造飯碗，男人留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個階段，失業彷彿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魔咒。國企越來越不景氣，難以擔起解決就業的重任；“入世”帶來了“與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畢業生，2000年為107萬人，但預計每年都將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萬）。飯碗在哪裡？
最近這些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300多萬個，而1996、1997年時為700萬左右。這20多年，在國有企業提供的飯碗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就業這個天大的問題是怎麼“無痛解決”的？
三個主要的通路是：為世界生產，中國製造，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化進程加速，建築業和第三產業成為就業蓄水池；互聯網特別是電子商務和物流快遞等，創造了大量新型就業機會。
據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發佈的《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就業人員共計4250萬人，其中阿里生態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崗位，佔比接近87%；
據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的《中國淘寶村研究報告》，從2009年到2019年，從3個淘寶村起步，目前已發展出4310個淘寶村和1118個淘寶鎮。這些村鎮網店的年銷售額超過7000億元，帶動683多萬個就業機會。
根據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態創造就業總量達4082萬個，其中包括1558萬個交易型就業機會和2524萬個帶動型就業機會。
誰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跨世紀難題在新世紀的悄然解決，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功不可沒。沒有上山下鄉，而是上網下海，自謀生路，不麻煩政府，不給社會添堵，自己給自己造飯碗。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無數處在社會邊邊角角的草根者，像螞蟻一樣辛勤勞作，藉助互聯網的力量，參與到產供銷運等各種環節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聯網經濟中，阿里堪稱支撐中國新型就業的第一大平臺。
再回到90年代中後期。既然就業壓力如此之大，為什麼國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實國企已經盡力了。據1996年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996年全國城鎮新安置就業人員705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43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155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167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140萬人。國有經濟單位解決的新增就業崗位最多。
但國企也只有這點力了。1997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710萬人，其中到國有經濟單位的有226萬人，到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有128萬人，到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的有192萬人，從事個體勞動的有164萬人。和上年比，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解決的就業在下降，而其他各種經濟類型單位和從事個體勞動解決的就業在上升。
趨勢一經成立，便再無可逆。到今天，中國每年新增就業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這裡我們就要談到，當時除了失業壓力外，中國經濟還有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銀行的壞賬。由於國企體制機制不靈活，亂投資，冗員多，效益差，給銀行造成重大風險。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為防範金融風險，要倒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競爭性領域。這決定了國企不可能再吸納更多就業。
當時銀行業的挑戰，嚴峻到什麼地步？
據統計，到1996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0.4%，五年間不良貸款增加了近4倍。如採用嚴格標準的國際會計準則，實際不良貸款會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隨後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剝離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財政收入才1.14萬億元，可見不良之巨！
1.4萬億元不良資產剝離之後，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兩呆”分類（逾期、呆滯、呆賬）為1.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1.4%；按照五級分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為2.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12%。於是，2002年召開了第二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心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徹底解決國有銀行問題。此後採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銀行向財政部出售損失類資產，等等，拉開了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是不能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麼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將由銀行承擔，也就是全體儲戶承擔。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情景！
幸好，過去20多年我們看到了另外的圖景：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負責的經濟成分，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也上去了。
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提高了。為什麼能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一是“把激勵做對了”，這是機制變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間的信息對稱性提高了，生產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這是市場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市場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生產商、品牌商、消費者、相關服務者之間，更快、更有效地連接起來。用信息和數據連接起來。由此真正減少了生產的盲目性。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互相加強的正循環中，消費者也實現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這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更為深刻的變革：不是簡單地把飯碗問題交給個人和民企去解決，而是把“為市場生產”、“為消費者生產”、“有效生產”的意識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國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和供給側改革，其實一直在行進之中。而以阿里為代表的新經濟力量則是轉型和改革的重要幫手。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對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資源浪費和配置扭曲減少了，質量提升了。這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前20年的發展，比20世紀後20年的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與昇華。這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產業的效率紅利。
雖然在互聯網衝擊下，也有死傷累累的出局者，但整體來說，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在不知不覺中躍升和重生了，產品與服務水平也建設性地進步了。互聯網經濟驅動了中國經濟創新。中國消費者享受著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動支付和在線服務，在網上活出了真正的尊嚴、自主和快樂。誰對我們不好，我們可以立即遷移。這種自由的體驗和空氣一樣自然，已經成為我們須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影響就業，也深刻影響和塑造經濟、社會與人。
阿里巴巴將自己20年積累沉澱的商業能力和方法稱為“商業操作系統”，它關乎速度、增長、響應、對稱、靈活、有效、分工與合作等商業元素。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社會操作系統，關乎對人的尊重和滿足，關乎信任、利他、信用、對善惡的獎懲、利益相關者的共生共贏等社會因素。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使用過阿里的產品，並透過這些產品與整個商業世界和社會服務發生關係。阿里並不生產一件具體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強大也最友好的產品，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助力商業“讓生活更美好”。
比如，對一個星巴克消費者來說，過去他和星巴克的關係遠遠做不到隨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時想喝杯咖啡就沒有辦法。現在阿里可以幫他在手機上下單，船到岸時，餓了麼小哥已經送到。看起來很簡單，背後卻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門店要數字化，餓了麼全城的小哥要數字化，然後通過人工智能選出最近的履約門店和某個小哥的最佳行進線路，匹配起來。未來也許有一天，你下單後不久，無人機會把星巴克送到你手裡，無論你在湖中還是在山上。
消費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術讓一切更加便利和無縫連接，消費的“冰山”會更多地浮出。這是經濟增長的可靠動力。再以星巴克為例，通過整合高德和斑馬的力量，一個正在開車的消費者只需在車裡喊一聲，訂單就生成了，到達目的地時星巴克已經送到。
當消費因為可以隨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發，天下的生意必將更大。
這就是“阿里巴巴商業操作系統”的作用，它不僅是能力體系，也是資源體系，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
因為有阿里這樣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存在，在中國，數據驅動的新商業、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其年報中披露，中國在線市場的銷售是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最初繳納水電煤氣，到現在的數字政務，醫保社保，阿里巴巴越來越體現出“社會操作系統”、“生活服務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服務基於移動互聯網，八億十億的網民人人平等。這個互聯網上的中國，已經構建了有保證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終會趨向於零。
馬雲經常說他不懂技術，但他了解人，瞭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點點滴滴的不便、困難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寶賣家和買家希望直接溝通時，阿里開發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為中介橫插一道，收一道錢；支付寶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一筆一筆十幾塊錢、幾十塊錢的小單子，對不過來，只好找銀行，一個個銀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別人不願接（如銀聯）的活，但因為對客戶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辭；一開始，用戶放在支付寶裡的錢是沒有利息的，因為自己不是銀行，但馬雲和彭蕾2008年就想著能不能想辦法給用戶一些回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3年就有了餘額寶。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對這一用戶導向的初心的堅持，積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篳路藍縷探索的基礎上，後來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國數字商業的水平。線上線下，全域數字化、數據化、智能化。這是未來中國商業發展至為寶貴的一種基礎能力。
因為以阿里為代表的數字商業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個中國商業的競爭能力，即更充分地認知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讓消費者滿意和長久存續的能力。
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重構和中國商業演進，以及微觀主體的能力進化，阿里和馬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為什麼是馬雲？
應該和他的經歷相關。馬雲是老師出身，少年時愛讀金庸，有武俠的濟世情懷，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風清揚”。他很早就在西湖邊組織英語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這些過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為老師，他經常說，老師的特點是要發現學生的優點，鼓勵他比你做得更好。
從本質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在於幫助世界向善。這構成了馬雲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也構成了阿里的特質。如馬雲所言，阿里巴巴歷史上的所有重大決定背後的核心思考，都不是這個業務能不能賺錢，而是能不能符合價值取向。賺錢的機會太多，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師節，阿里巴巴10週年慶典晚會上，馬雲說：
“未來十年我們永遠是家理想主義公司，當然一定會腳踏實地，如果不充滿現實主義地去做任何點點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但我們永遠會堅持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我們用自己的行為保證，一定會給股東以豐厚的回報，但是我們的回報不僅僅是金錢，我們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東，最後感到驕傲的是，你們投資了一家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對社會承擔巨大的責任，幫助就業，成就夢想的公司。只有這樣的公司，你投資才會覺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師節，馬雲又會說些什麼？
如同他過去20年不間斷地強調的，我相信還是使命、願景、價值觀。是“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唯一不變的是變化”，“一群有情有義的人做一件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是這樣的“文化操作系統”。
所以，這不是一次權力交接和改朝換代，而是在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新時代，對阿里文化和領導力的一次升級。其目標是為下一個20年奠定文化、組織和人的基礎。
到2035年，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阿里的願景是到2036年服務20億消費者，創造1億就業機會，幫助1000萬家中小企業盈利。讓我們一起見證未來。
段子說：打敗百貨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貨公司，而是電商；打敗諾基亞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機，而是蘋果；消滅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
我看到和想到的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沒有倒在失業和銀行壞賬這兩大挑戰中，也沒有落入“失落二十年”的陷阱，依然保持了有活力、可持續的勢頭。這並不是靠某種已知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靠一種新生的、新興的、新型的力量完成的。它由小到大，消化了沉浮者，託舉了創業者，支撐了變革者，綻放了創新者，形成了社會化分工協作的自生長商業生態。中國的大國優勢和人口紅利，也在這一生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國經濟的重構中，阿里巴巴走過了20年，貢獻了20年。
謝謝馬雲，謝謝你對社會的善念、付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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