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澤東接見抗美援朝英雄黃繼光的母親鄧芳芝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強調我們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但對於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者發動的戰爭，第一條是反對，第二條是不怕，要準備以反侵略的戰爭應對侵略戰爭，以戰爭的勝利贏得和平，並且只有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戰爭的爆發。
在這些思想指導下，新中國先後進行並贏得了6次規模較大的戰爭，奠定了大國的地位，爭取了較長時期的和平內外環境。
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將以和平友好的姿態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
毛澤東也多次指出，我們希望和平的環境，反對新的戰爭，但是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我們也絕不害怕，堅持以戰爭反對戰爭。
他在1953年9月12日指出，我們不是去侵略別人，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
1956年1月，在修改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政治報告稿時他又再次強調：“我們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國際侵略集團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話，我們也並不懼怕戰爭。”
在闡明贊成和平與不怕戰爭的同時，毛澤東還強調對戰爭要持堅決反對的態度。
他指出，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可以看出，熱愛和平必然反對戰爭，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的，而不懼怕戰爭則表現了決不向任何壓力屈服的大無畏精神。
毛澤東還辯證地分析了怕與不怕的關係，他指出，“怕與不怕，是一個對立統一法則”，說不怕，是說一旦戰爭來臨，我們能夠打，而且能夠打贏，說怕，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是實力很強的帝國主義，一旦打起來，損失難免，弄得不好，可能要付出巨大犧牲。
1957年11月，在蘇聯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又講：“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
因此，他反覆告誡人們，不要對帝國主義抱幻想，要估計到“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要從最壞的估計出發做好戰備工作。
立足最困難的情況加強戰爭準備工作。
毛澤東始終強調，對帝國主義可能的侵略，對可能發生的困難，要有準備，這樣才能恰當地應付複雜局面。
新中國成立後，在我國可能面臨的最嚴重威脅上，毛澤東認為突然襲擊是帝國主義最有可能使用的發動戰爭的手段。
1955年3月，他在分析了國際形勢、國內形勢和黨內形勢後，提出我們要準備對付突然事變，因為“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並提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於措手不及”。
此後，他在1957年又強調“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並在1965年連續提出“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立足最困難的情況加強戰爭準備工作”“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等等。
根據這些思想，中共中央明確了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作出了調整經濟建設佈局、進行“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
這些也喚起了人民充分的精神準備，而迅速掀起的戰備高潮特別是做好打核戰爭的準備對於制止戰爭的發生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然，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著想不是消極悲觀，正如周恩來所指出：“事情都有主從兩種可能，我們總是立足於最壞的可能，從最壞處打算，爭取最好的實現，這是辯證地看問題。”
給敵人的打擊愈痛，和談才愈有可能。
毛澤東一貫堅持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辯證法，指出戰爭與和平是對立統一的，兩者相互對立，相互轉化，能戰方能言和，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也只有具備打贏的能力，才可能制止潛在戰爭的爆發。
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針對反動派和談幌子下積極準備內戰的陰謀，毛澤東就一針見血指出，我們必須擊敗他們的進攻，才能創造轉到和平階段的有利條件，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1951年7月15日，他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清楚地闡明瞭戰與和的辯證關係：“古人說：能戰然後能和。我們也是如此。”
毛澤東還進一步深化了對戰爭與和平轉化規律的認識。
他在1953年11月23日的一封電報中談到，不要因為準備和談而放鬆軍事鬥爭，和帝國主義者和談，同戰爭一樣，也是一種長時間的尖銳的鬥爭，經驗證明，“只有我們力量強大，在戰場上給敵人的打擊愈多愈痛的時候，和談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所以應當邊打邊談、談談打打，兩者不可偏廢。決不可因為和談而稍為放鬆自己在軍事上打擊敵人的努力”。
1958年3月，他在尖銳批判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機械觀點時又指出：“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哪會有‘和平’二字。”正如列寧也曾鮮明指出：“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敵人，他就來講和。”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高度統一的，態度也是高度一致的。
在時間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
毛澤東在他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中，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持久作戰的戰略方針，最終指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持久作戰也成為反對敵人鬥爭中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指導。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即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一個需要100年乃至幾百年的長期歷史過程。所以，“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
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宣告：“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蠻橫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隻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鬥下去。這不是因為我們好戰，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要做好持久鬥爭的準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帝國主義是打著和平的幌子在準備戰爭，對此絕不能麻痺大意，要在思想上持久地保持高度警惕。
他在1959年10月18日談到國際形勢時指出，整個國際形勢在好轉，主要是因為西方統治集團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抱有恐懼，如果說冷戰形勢有所緩和，那是因為以往的冷戰政策對他們不利了，所以才有所改變，才使形勢緩和下來。
他特別提醒人們，情況並不是那麼簡單的，資產階級使形勢有所緩和是一手，另一手是當緩和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又挑起緊張局勢，而“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們的‘愛好和平’和我們的愛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作者：康明旭
來源：《學習時報》2019年7月8日第6版，原標題《毛澤東對待戰爭與和平的鮮明態度》
實習編輯：鄺巖
監製：李愛玲
圖片來源於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