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大家閱讀“景德鎮南河公安”頭條號。如果您喜歡本頭條號發佈的文章，還可點擊左上角關注我的頭條號，每天都有精彩文章推薦。
來源：（原創）黨史博採
黨史博採與UC聯合報道
文/陳昊
五四運動，是毛澤東由一個進步青年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時期。毛澤東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也對毛澤東的人生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特立獨行的探索
1911年，已經在東山小學接受了一些進步思想的毛澤東到了長沙，先在湘鄉駐省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時，他當了半年兵，又考入省立第一中學。這是他父親的安排。此時，接受了進步思想的毛澤東，在行為上，也表現出特立獨行的特點。正因為進省立第一中學是父親的安排，更因為這所學校學的課程很受限制，毛澤東在入學不久就離開了這所學校，由自己安排學習計劃——到長沙定王臺圖書館自己找書讀。這是毛澤東獨立自主安排自己人生的開始。
在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毛澤東又讀了大量中外進步書籍，其中有西方18世紀、19世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近代的科學書籍，毛澤東對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特別喜歡。通過閱讀這些中外進步書籍，毛澤東的思想更加激進。辛亥革命所帶來的中國思想開放，對毛澤東影響極大。此時毛澤東形成的追求進步和特立獨行的性格，對他後來的人生起了重大作用。
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
經過半年的自學，毛澤東雖然收穫不小，卻不得不重新回學校讀書。後來毛澤東回憶道：
那時候我沒有錢，我的家裡拒絕供給我，除非我進入學校。因為我不能夠再在會館裡住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所。同時我正在認真地思索我的前程，並且將要決定我最好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一則很動人的佈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帶著興趣讀著它的好處：不需要學費，廉價的膳費，廉價的宿費等等。我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試驗論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我的家庭，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允許。我替我的兩位朋友寫了論文，也替我自己寫了一篇。三個人都被考取了——所以，實際上我被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不以為我代替我的朋友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這只是一件友誼的事情。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第四師範，一年後，第四師範合併到第一師範。從此，毛澤東開始了他的五年半師範學習階段。
◆1913年毛澤東在湖南。
湖南第一師範，聚集了一大批學問好、品德高、思想進步的教員，在當時被稱為進步新青年的搖籃。毛澤東進入這所學校讀書，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正是在這所學校裡，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所學校裡，楊昌濟等老師對毛澤東影響很大。毛澤東從這些老師那裡，進一步接受了西方進步思想，並且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益思想相結合，他特別注重經世致用的實事求是思想方法。讀報，是毛澤東在一師的愛好。他每天花費大量時間讀報，從報紙上，他進一步受到了進步思潮的影響。同時，毛澤東也讀了許多進步書籍。
在一師，對毛澤東有決定影響的，是《新青年》雜誌。那個時候，中國先後發生了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事件。這使中國許多進步人士認識到，中國的共和體制不能鞏固，關鍵是沒有對舊的封建舊思想舊文化進行徹底批判。於是，他們把注意力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1915年9月，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創刊。這個刊物創辦不久，就在其周圍聚集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青年毛澤東就是這些進步青年之一。
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是《新青年》的第一批讀者，也為該刊撰稿。他向毛澤東推薦了這個刊物。毛澤東讀了這個刊物後，“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由此，青年毛澤東形成了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變全國之思想的觀點。在《新青年》和西方進步思想的影響下，毛澤東確立了“從我做起、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受到《新青年》等進步思想影響的毛澤東，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上表現了特別之處。他曾經和同學一起“遊學”，瞭解中國社會。他曾貼出交友廣告，結交進步同學為友。他曾經組織同學繳了一批北洋潰兵的槍。他還擔任學友會的幹部。他還和同學一起為工人辦夜學。在毛澤東周圍，逐漸聚集起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這些，都是與當時中國多數進步青年不同的舉動。這個舉動的特點，就是務實，是通過實踐探索真理，尋找改造中國的現實途徑。毛澤東的這些不同於其他進步青年的獨特之處，是他成為一代偉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澤東終生懷念他的這段十分有趣又對他影響重大的經歷。他後來回憶道：
我在師範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努力反抗著一切後來的廣告的引誘。最後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這個時期中，我的政治觀念開始形成。在這裡我也學習了在社會行動中的最後的經驗……
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有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強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灌輸一種做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給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影響之下，我讀了一本關於倫理的書。這書是蔡元培翻譯的。我讀完後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而我的論文被楊昌濟老師大大稱讚著。他給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觀點來看的………
◆1918年，湖南第一師範學校8班合影，4排右2為毛澤東。
因為感覺到要向外發展和需要一些親密的伴侶，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的青年們。對於這個廣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羅章龍的回答，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件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切話，可是他隨即走開了，他自己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圍建立了一群學生，這群學生後來成立了新民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對於中國的事情和命運，有著廣大的勢力。它是一小群頭腦認真的人們，對於小事情是沒有時間去討論的。他們所做的和所說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來說愛情和“浪漫史”，而且認為時局是太危急了，學問的需要是太逼切了，完全沒有時間去討論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
這些會社的大多數，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康、樑二人我早已拋棄了。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等等觀念的一種奇怪混合物。關於“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確定地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
創辦“新民學會”
毛澤東在一師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他創辦“新民學會”。
在毛澤東周圍聚集的進步青年，每天到一起討論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在《新青年》影響下，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衝擊，這些進步青年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從1916年起，討論最多的是“如何使人類的生活向上”的問題。開始追求為改造中國而過“團體生活”。在這些進步青年形成這個思想的基礎上，1917年冬季，毛澤東和蔡和森、蕭子升共同商量組織一個進步青年團體。1918年3月，毛澤東和另一個同學起草了會章。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裡正式成立。
這個學會不同於其他當時風行一時的學會，是以“革新學術，砥勵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這個宗旨的最後一句話，是該學會目標遠大的重要標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是這個學會的創辦者之一，後來始終是這個學會的核心。
這個學會通過的會章也不同於其他學會。新民學會會章規定的紀律是：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從這些規定來看，新民學會是紀律比較嚴格的團體。新民學會選舉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不久蕭子升到法國，新民學會由毛澤東主持。
◆1919年11月26日，新民學會在長沙合影。後排左4為毛澤東。
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它無疑是一個進步團體。但在那個時代，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它還不可能是一個成熟的革命政治團體。新民學會重點強調個人修養，政治性還比較含糊。這反映了當時創辦者們的總體思想水平。但毛澤東卻在這個學會中非同一般。他在新民學會創辦一開始，就主張改革、革命、進步。但他的思想一時還不為多數會員所接受。首先，在起草會章時，蕭子升就不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經過討論，最終大家同意了蕭子升的觀點。毛澤東的觀點沒有在會章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毛澤東提出的主張表明，他當時已經比其他會員考慮得更高遠，有更高層次的理想追求。
當蕭子升走後，會務由毛澤東主持時，他就與蔡和森經過認真討論，突破了原來的會章，使新民學會有了更強的革命性。事情也是由毛澤東提起的。1918年7月26日，毛澤東就新民學會的組織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蔡，信中談到了新民學會的組織問題。蔡和森在回信中，首先對楊昌濟老師提出質疑，認為楊先生十多年來，東奔西走，只不過能讀其書而已，究有何所得！認為，毛澤東對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同情。”蔡說：“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蔡和森的這封信表明，當時他已經和毛澤東一起，改良了新民學會，而毛澤東的改革、革命、進步的主張，已經成為該學會的宗旨。在新民學會這個組織中，毛澤東和同學一起，探索改造中國的出路。
1918年8月，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年屆25歲的毛澤東面臨的是一場席捲中國的大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中
毛澤東畢業後，即於1918年8月15日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人，乘火車北上北京。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和同學們到達北京，便和蔡和森等一起，把主要精力投入組織赴法的準備工作。此時，已經到達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已經有五十多人。毛澤東和蔡和森主要是組織這些人預備赴法。毛澤東為湖南學生起草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還為這些學生籌措赴法的經費而四處奔走。經過一番努力，湖南籍學生陸續進入各預備班學習，學習一段時間後再赴法。毛澤東沒有按楊老師意見去考。他一是經濟不行，二是主張自學。同時，當時教育部還規定：中等師範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毛澤東既然不進大學，就要找個地方立足。他首先要解決的是生活來源問題。楊昌濟老師伸出了援手，經他介紹，毛澤東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安排他當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工作就是每天打掃衛生，登記新到報刊，登記前來閱讀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書刊。每月薪水是八元。毛澤東對此很稱心。在這裡工作，一是有了經濟來源，二是可以閱讀許多報刊，三是可以結識一些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毛澤東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很多，是新文化的發源地。而當時的中國正是風雲際會之時，思想文化也空前活躍。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時，新文化運動已漸入高潮。北京大學的新思潮急速湧動。在此時此地，毛澤東讀到了許多進步書刊，接觸了許多新派人物，也成為擁護並推動新文化的青年人之一。他參加了北京大學兩個學術團體——“新聞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通過參加這兩個學術團體的活動，毛澤東聽到了不少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的演講，看到了他們的活動，與他們中不少人成為朋友。過去，毛澤東只是讀他們的文章，現在可以當面向這些人請教了，毛澤東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總是向新派人物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毛澤東自己也組織了一些活動。他組織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類似現在的座談會，請蔡元培、胡適來和他們座談學術和人生觀問題。
但是，當時毛澤東最推崇的人物，還是陳獨秀。直到後來，毛澤東一直認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毛澤東過去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在北京，毛澤東第一次見到陳獨秀，就和陳獨秀長談了數小時。之後，毛澤東多次當面請教陳獨秀。陳獨秀的言行，對毛澤東有很大影響。
毛澤東在李大釗手下工作，自然受到李的言行影響。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就是從李大釗那裡開始的。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聆聽了李大釗的演說《庶民的勝利》。15日，李的這個演說稿和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上，毛澤東讀了數遍，由此，他了解了十月革命，瞭解了馬克思主義。
在北京，毛澤東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等當時風雲一時的青年領袖，也與進步青年鄧中夏建立了友誼。這時的毛澤東對政治的興趣極大，他的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在北京，精神生活十分豐富的毛澤東，在經濟上是清貧的。在北京，毛澤東最先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衚衕楊昌濟先生家。後來，他和蔡和森、羅章龍、蕭子升等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八個人住在三間民房小屋。毛澤東當時吃的則是最簡單的飯菜，穿的則只有兩件換洗的衣服。
艱難曲折回長沙
1919年春天，決定赴法者已經準備啟程。而作為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的毛澤東卻留了下來。其中原因，主要是毛澤東不想赴法了。他後來說，他當時覺得，一是讀西方的書，看譯本較原本快一些；二是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佔半壁，中國又是東方文明主要地，要先研究中國。三是在世界盡力，脫不開中國這塊地盤，因此我要對這塊地盤進行實地研究。這些功夫，如果從西洋回來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此困難，不如現在做了好。3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送蔡和森、蕭子升赴法，然後回長沙。而這次毛澤東回長沙的路，是艱難曲折的。毛澤東後來回憶道：
一九一九年開頭，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車票，到了天津以後，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地，有一個同學從北平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給我十塊錢，使我能夠買一張車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謁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洗腳的那條小溪邊，到了聖人幼年時所住的小鎮。相傳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棵古樹，是孔子親手栽種的，靠近替他所立的歷史上有名的廟旁邊，我居然看見這棵樹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個弟子——顏淵所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並且也看見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神聖的山。
可是當我到了浦口，我又沒有一個銅元，也沒有車票。沒有人有錢可以借給我，我不知道如何能離開浦口。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車上一個賊又把我僅有的一雙鞋偷去了。哎呀！我怎麼辦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門人”，我又遇著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好朋友，這樣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薩”。 他借給我錢買了一雙鞋後，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同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經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學生到法國去，還預備了一筆錢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們到輪船上，以後我就向長沙出發。
盡我所能記憶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紀念的，是這些個經歷：我在北海灣滑過冰。我圍繞洞庭湖走過了。在保定的城牆上我曾環繞著走過一圈。在三國裡有名的徐州的城牆，在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環繞著走過一次。最後我登過泰山，拜謁過孔子的墓。這些事情，在那時候，對於我，好像除了遍遊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長沙後，住進修業小學，經同學周世釗推薦，校方聘任他當歷史課教員。毛澤東喜歡歷史，對這份工作很滿意。課時不多，每週上六節課，雖然工資不多，但毛澤東覺得好，因為他可以有大量的業餘時間和長沙新民學會會員們聯繫，直接投身社會活動。
在五四運動中
毛澤東在修業小學擔任歷史教員一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了。
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要求，把山東交給了日本。消息傳來，北京學生於5月4日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此舉震動全國。當時的中國，交通不便，消息傳遞不快，加上當時的湖南督軍把刊登五四運動消息的報紙全部封鎖了，因此這個消息直到5月9日才傳到長沙。一開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湖南進步青年對五四運動的詳細情況還不瞭解，但不久，北京就派鄧中夏去湖南聯絡進步青年一起參加五四運動。鄧在北京與毛澤東是朋友，他到湖南首先就和毛澤東、何叔衡聯絡，向他們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情況。毛澤東聽後，立即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來。他組織長沙新民學會研究開展響應五四運動的行動。除了組織學生遊行、示威外，毛澤東和陳書農、張國基一起商量，要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在湖南把這場運動搞起來。最後議定，長沙每校選舉三四個有組織能力的人，於25日到楚怡小學開會。25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餘名各校學生代表彙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在會上介紹了鄧中夏，然後由鄧中夏介紹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會上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總罷課。三天後，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由新民學會會員、該校學生彭璜任會長。這個學生聯合會的工作人員大多數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所在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因此，他經常去商專，有時就住在商專指導學生運動。當時，毛澤東不但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而且是湖南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人。他頭腦冷靜，辦法多，講話有感染力，組織能力強。當時湖南的學生運動，大多是他策劃和組織的。其中較大的一次活動，是6月3日長沙二十多所學校總罷課，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通過參加五四運動，湖南各學校的進步學生開始考慮建立一個聯繫各進步學生的組織。經商議，於7月9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這個聯合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廣泛聯繫學生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當月，會員就發展到四百多個。在組織這些活動時，毛澤東認識到了民眾聯合起來的強大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了“民眾大聯合”的思想。
五四運動中，一些先進分子開始思索、解答過去一直存在於自己頭腦中的問題，下功夫研究各種新思想。此時，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刊也大量出現。長沙就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神》《嶽麓週刊》等。但這些刊物當時影響還不算大。毛澤東就考慮，要創辦一個能夠產生很大影響的刊物，不僅指導湖南學生運動，也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他向湖南學聯提出了這個意見，大家都贊成。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提議，創辦了一個雜誌，毛澤東等最後定刊名為《湘江評論》。湖南學聯最後決定，由毛澤東作為《湘江評論》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於是，毛澤東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在辦這個刊物上，他和同仁一起準備了十多天，於7月14日正式出版了《湘江評論》。這個刊物標明“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刊物闢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湘江雜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所刊登的文字全部是白話文。這個刊物從創辦到結束，共辦了一個月，出了五期。雖然《湘江評論》只存在一個多月，卻在湖南產生很大影響。湖南不少後來的著名革命者，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都在後來的回憶中談到，他們是在《湘江評論》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辦《湘江評論》的日子裡，毛澤東可以說是做到了廢寢忘食。他一個人，既做編輯，又搞校對，聯繫印刷，親自上街叫賣。還親自撰寫稿子，原因是他預約的稿子，經常不能按時送來。有的作者是其他事多，沒有時間寫，有的則是擺譜，經常多次催促也不動筆。但刊物不能缺少稿子。於是，毛澤東就自己寫文章，補上那些因不能到位的稿子的空白。毛澤東辦《湘江評論》時，正是盛夏時節，天氣奇熱，蚊子也特別多，一般人在這種酷熱氣候下受蚊子叮咬，都不勝其苦，而毛澤東卻全然不顧。他每日揮汗如雨，常工作至半夜。《毛澤東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易禮容來找毛澤東，毛澤東剛剛睡著，易掀開毛澤東的蚊帳，見一群臭蟲亂爬，全都吸滿了血。辦《湘江評論》歷時一個月，毛澤東就寫了四十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全部發表在《湘江評論》上。毛澤東的文章，分析事情透徹，語言生動，影響很大。當時的毛澤東，生活是很艱苦的。他在修業小學任職的工資，除了吃飯，就沒有剩餘了。他當時的個人“財產”，只有一箇舊蚊帳，一箇舊被套，一張舊竹蓆，兩個舊長衫，兩條舊白褲子，而且都很破舊。雖然生活苦，但這是毛澤東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也是他的思想逐步變化的時期。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最能反映他思想的變化。他在創刊宣言上提出，世界大潮、新的思潮，已經浩浩蕩蕩，“順它的生，逆它的死”。他主張，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政治。現在是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我們不敢想不敢做的事，都要“一切改觀”。這在當時，是最激進的觀點。
但毛澤東與其他進步青年不同，他更關注現實問題。他主張，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要“研究實事和真理”。他認為，現在世界上“吃飯問題最大”。他的這個主張，已經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了。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就是用這種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社會的。他認為，“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現在是貴族、資本家、強權者，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他們賴以的，無非是知識、金錢、武力。
毛澤東主張“民眾的大聯合”。 他公開讚頌十月革命，說十月革命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建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他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中看到，人民群眾有巨大的力量。因此，毛澤東形成了這樣的主張：現在我們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歷史上，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大聯合的基礎是“共同的利益”。現在中國民眾，也要大聯合，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當時，毛澤東已經不只是看重個人的力量，而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中，依靠民眾大聯合的力量開展政治鬥爭。但此時，毛澤東一方面稱讚十月革命，但對於中國，他還不主張使用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張溫和方式，主張“忠告運動”“呼聲革命”“無血革命”。認為暴力革命會“起大擾亂”。
但是，現實卻不容情。湖南督軍張敬堯出手了。他發現《湘江評論》是革命刊物，威脅他的統治時，就在《湘江評論》辦了一個月時，將其查禁。他還下令，強行解散湖南學聯。
《湘江評論》的被查禁，促使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大變化。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他一開始接受社會主義，還較盲目。《湘江評論》被查禁後的一段時間，他曾設想並實踐辦一種學校式的“新村”，在這裡，一切都是公共的，形成一個小的“新社會”。他設想，今後，把這些一個個的小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就可以“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成為“模範國”。但這個設想，因為張敬堯的強權政治，也不能實施。
發起“驅張”運動
從此，毛澤東開始醞釀發起“驅逐張敬堯運動”。張敬堯是軍閥，就任湖南督軍後，作惡多端，被湖南人民稱為“張毒”。五四運動爆發後，他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幹了許多例如查禁《湘江評論》、解散湖南學聯等的壞事。
當張敬堯8月解散學聯時，毛澤東就開始召集學聯骨幹開會，醞釀“驅張”。在學聯骨幹會上，毛澤東主張，“驅張”不能只靠學生，要聯絡教員、新聞界人士，共同“驅張”。12月2日，學聯和各界代表舉行第二次焚燬日貨示威大會，遭到了張敬堯的鎮壓。這激怒了湖南人民。長沙各界連續兩天召開代表會議。毛澤東參與組織了這個代表會。會議決定“驅張”。12月6日，代表會發表了公開的“驅張宣言”，長沙中學以上的學校一致罷課。由此，聲勢很大的“驅張”運動在湖南展開了。
毛澤東是“驅張”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當時，他以一個小學教員的身份組織運動，能夠被各界所接受，這說明當時的毛澤東已經十分成熟，在政治上頭腦清楚，很冷靜，能力強，他的觀點也令眾人折服。就在長沙罷課的同一天，湖南學聯派出代表團，到湖南的主要城市聯絡，又派代表去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聯絡，目的是爭取全國各地的同情和支持。在幾路代表中，數去北京任務最重，因為北京之行，不但要聯絡各界人士支持“驅張”，還要與五四運動主要政治力量聯繫，要與當時北京政界、軍界要人接觸，爭取他們的支持。還要到北洋政府去提出“驅張”要求。
毛澤東擔負了去北京爭取同情和支持的任務。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赴北京的“驅張”運動代表團到北京。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這次到北京，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更重要的變化。
毛澤東到北京後，和在北京的湖南各界進步人士一起，組織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和“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建立了“平民通訊社”。毛澤東依靠這些，在北京開展了“驅張”運動。他們搞了七次請願。毛澤東還作為正式代表，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提出“驅張”要求。此次到北京，毛澤東先去看望了楊昌濟老師，楊先生十分支持毛澤東到北京“驅張”。他看到毛澤東已經成長為政治上成熟的青年，心中十分高興。但他此時已經病重，不能親自參加“驅張”，幫助毛澤東，於是，他在病床上寫信給章士釗，向章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請求章先生支持、幫助毛澤東、蔡和森。
楊先生不久即病逝。毛澤東心中十分悲痛，為楊先生操辦了後事。但毛澤東沒有因此耽誤革命活動。他仍然奔走於北京，聲討張敬堯。他和同仁們的活動，使張的罪行暴露在北京，暴露在全國各地，使張聲名狼藉。但張仍然依靠武力賴在湖南，真正趕跑張敬堯的力量，是武力，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威脅。這件事對毛澤東影響很大，後來，他主張用武力推翻反革命政權，主張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起源於此。
“驅張”之後，毛澤東仍然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曾設想了一個改造湖南的方案，曾設想要辦一個“自修大學”，實行共產式生活。這說明，毛澤東正處在執著探索之中。當時，對探索中的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是李大釗。毛澤東在北京，與李大釗頻繁接觸，李大釗向他推薦了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和文章，毛澤東認真閱讀了這些書籍和文章。毛澤東自己也很注意報刊上介紹馬列主義的文章。只要能遇到，他就特別留心收集閱讀。有時他到書店，看到這方面的雜誌，自己買不起，就站在書店裡閱讀。當時北京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文章為數不多，就是這些書籍和文章，毛澤東閱讀了很多。閱讀這些書刊，使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一旦接受，他就要付諸行動。在北京，他和進步青年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辦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主要活動是油印《共產黨宣言》，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此時，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毛澤東已經初步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形成這樣的主張：中國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即推翻現存制度，建立共產主義制度。但如何走上這條路，達到這個目標，毛澤東認為，當時的中國進步分子“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也未曾詳細研究，還“睡在鼓裡”。他此時還來不及詳細研究，因為許多現實問題擺在他面前，他不能不投身現實，做一些具體事情。毛澤東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在一九二O年，我第一次幹工人政治組織，在這方面我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那時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有三本書特別印在我的腦海裡，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從此以後，從沒有動搖。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樸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地也在行動上—— 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從這以後，我自己也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再次見到陳獨秀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進會”在上海成立。毛澤東是這個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因此，他決定動身去上海，與同仁們一起商討“驅張”及“驅張”之後的湖南出路問題。同時，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要從上海啟程，毛澤東順便為他們送行。
毛澤東到上海後，與彭璜等一起，起草了《湖南人民自治宣言》，在上海《天問》週刊《時事新報》上發表。就在毛澤東在上海從政治上“驅張”時，張敬堯卻被武力驅走了。1920年6月11日，張敬堯被湘軍武力逼走，湖南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張走後的湖南怎麼辦，是毛澤東當時集中考慮的問題。毛澤東經過思索認為，湖南應該自治。為了宣傳自己的這個觀點，他於6月14日將自己寫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發表在上海《申報》上。此外，他還發表了一些文章，宣傳湖南自治。
◆1920年1月，毛澤東（左4）在北京與進步團體成員合影。
此時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事，還是他和陳獨秀的再次接觸。此時，陳獨秀正在上海，與李達、李漢俊一起籌備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為了湖南自治的事，毛澤東在上海多次去見陳獨秀。毛澤東向陳介紹了自己改造湖南的設想，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徵求陳獨秀的意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在當時自然比毛澤東看得遠一些，他主張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因此，他在與毛澤東談話中，向毛澤東介紹馬克思主義、介紹社會主義思想，介紹在中國搞社會主義運動的思路。這使毛澤東的思想進一步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後來回憶說：
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裡我又看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北大。或者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更大。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希望他能贊助湖南學生運動。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
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我和陳獨秀討論著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我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正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在李、陳的領導下，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
文章來源：（原創）黨史博採，版權歸作者所有。
聲明：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及時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