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呼聲革命”到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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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代的毛澤東。

毛澤東最初提倡“呼聲革命”和“無血革命”

1918年夏，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8月，為了組織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他從長沙來到北京。這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的前夜，中國思想界在北京相當活躍。毛澤東由恩師楊昌濟介紹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他讀了許多過去從未讀過的書刊，接觸了許多過去仰慕已久的人物，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瞭解了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等各種主義。這對於一直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毛澤東來說，如魚得水，很快便融入瞭如何拯救祖國的行列當中，熱烈地同人們討論各種主義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3月，毛澤東懷著激動與興奮的心情從北京回到長沙。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他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參與領導了湖南的學生運動，主編了《湘江評論》，猛烈地抨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熱烈宣傳各種新思潮。從此，毛澤東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拉開了他職業革命家生涯的序幕。

不過，這時的毛澤東還不主張通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而是提倡“呼聲革命” 、“無血革命”。然而，軍閥統治下的嚴酷現實，使毛澤東深感靠“呼聲革命”，來達到根本改造湖南和中國的目的是絕對辦不到的，是純粹的幻想。

11月25日，他寫信給在法國留學的向警予坦露心跡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決無希望。”12月1日又寫信給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說，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新民學會討論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時，他比較了社會上提倡的各種主義之後說：“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從此，通過暴力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就成了他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這時，毛澤東也開始感到俄國所以能夠成就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其首要條件是由於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指導。中國革命要獲得成功，別無他法，只有成立共產黨。1921年7月，他到上海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堅決主張“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武裝農民，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產生的始發點，也是毛澤東成為偉大軍事統帥的亮點。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其他人一樣，對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地位認識並不清楚。當時，他關注的是工人運動。1924年國共合作以後，毛澤東對國民黨抱著很大的希望，熱誠地做著國民黨的工作。惲代英建議他去做農民工作，毛澤東說：城裡的工作還忙不過來，哪有時間去做農民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農民愚昧落後，他們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對革命沒有太大的興趣。

然而，以後的事情很快使毛澤東發現，有不少國民黨員視共產黨為洪水猛獸，他們根本反對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千方百計地將共產黨員趕出國民黨。1924年6月1日，孫科等提出“制裁共產黨分子案”；18日，國民黨的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毛澤東，成為國民黨右派最仇恨的人物，他們用盡辦法想把他趕走。同國民黨合作起來困難重重。這一年的年底，毛澤東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請假回鄉養病。

1925年，毛澤東在家鄉韶山養病期間，發現農民並不像他以前所認識的那樣，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而是“非常富有戰鬥性”。於是，他“發動了一個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運動”。他在當地農民中發展中共黨員，成立中共韶山黨支部，建立農民協會，搞起農民運動。韶山的農民運動，在湖南震動很大，湖南省長趙恆惕因此派兵捉拿毛澤東。

毛澤東在韶山期間，為發現農民具有巨大革命潛力而震奮。他認為，中國最廣大的群眾是農民，只要把農民發動起來，國民革命就有了生力軍，由此，他倍受鼓舞，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增強了必勝的信心。

同年9月，毛澤東從韶山來到廣州，就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當時，他對中國的國情，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有了全新的認識。他一面做國民黨的宣傳工作，一面研究革命黨可以依靠的力量，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同時，他將自己的目光投向農民，開始注重研究農民問題。1926年初，他發表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提出：在農村有五種農民是革命的朋友。對於地主階級，則請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下，即是遇了最反動、最凶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時，則須完全打倒他。

毛澤東關於農民問題的言論，受到廣泛的關注。1926年3月，國民黨中央任命他擔任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在主辦講習所期間，他親自為學生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等課程，並十分重視學生的軍事訓練。學生的軍事訓練佔到總課時的34%。

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對農民問題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他對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文章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毛澤東把做農民工作擺在了相當顯要的位置，成為國民黨內、中共黨內最關心農民問題的人。但國民黨內的新老右派對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工農運動，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議論紛紛，大加責難。他們說農民運動“過分”了，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糟得很”等等，要求限制農民運動，向共產黨施加壓力。為此，中共中央於同年12月在漢口召開會議，討論農民運動問題。陳獨秀擔心湖南工農運動的發展會“妨礙統一戰線”。因此決定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並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結果，不但沒有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而限制了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了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毛澤東明確提醒中央：“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於是，毛澤東從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再次回到湖南，到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32天，撰寫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並公開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思想，開始有了用農民武裝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思路。

隨後，毛澤東主持領導的中共中央農委就農民問題作出三項決議案，要求：各省一致建立農民武裝，組織農民自衛軍；解散一切地主階級武裝團體，將其武裝交與農民自衛軍；中央及各省的軍委應充分注意農民自衛軍問題。由於毛澤東深刻地認清了中國農民這個關鍵性問題，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這方面的工作之中，再也沒有改變。這為他創造性地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這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勝利之路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