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論何謂大國主義：戒除驕傲自滿，定下永不稱霸的國策

摘要：毛澤東認為中國新民族精神和品格的構成有兩個方面：既要獨立、自尊、自信，又要謙虛、謹慎、戒除大國主義，二者相輔相成。其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包含了對中國國際角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思考、對蘇聯走向大國主義的親見親歷和教訓總結，以及中國王朝歷史和近代中國痛苦經歷的反思。毛澤東從主觀努力、精神價值、制度性安排和國家戰略等方面，對如何預防和戒除大國主義進行了嚴肅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作為一個大戰略家，毛澤東關於中國要永遠謙虛、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是著眼長遠的一種告誡和警惕，是在當時為中國確立的“未來戰略”。

關鍵詞：毛澤東 國家身份 大國主義 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趙光銳，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毛澤東對新中國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的理解與定位既有實力方面，也有精神價值和品格風範方面。中國從基本條件上講是大國，將來一定要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但是毛澤東等對於中國在精神價值、行為品格和對外行為方式方面同樣關注，有時甚至超過對簡單“國家實力”的強調。相對於物質力量，毛澤東更看重國家強大起來以後所表現的革命原則和道義精神。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僅要在經濟和政治上實現發展，奠定獨立自主的物質基礎，在精神氣質上更要有獨立自主、自尊自信的精神，同時也要勇於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但是，毛澤東又時刻警惕另一種傾向，即：隨著國力增長中國人可能會出現的驕傲情緒和大國主義。既要自立、自尊、自信，又要謙虛、謹慎、戒除大國主義，構成了毛澤東所理解的中國新民族精神和品格的兩個方面。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等新中國外交的領導者，也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明確闡述和表達過反對大國主義的觀點和立場，特別是周恩來對於國際交往中應保持謙虛謹慎以及如何反對大國主義有大量精闢的論述，並在外交活動中身體力行。他們的相關闡釋和外交實踐，也是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1]

從世界近代歷史來看，大國崛起方式有戰爭也有和平，大國崛起以後也不必然會發動爭霸戰爭。但是一個事實卻是，沒有一個大國不走強大起來就搞大國主義和侵略擴張之路。英、德、法、日、美、俄國（包括蘇聯）都有這樣的歷史，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對此，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新中國領導者很早就進行了深入思考，並將之作為決定中國社會制度性質、發展前途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他們充分體現出一種強大的信心和志氣，要打破所謂國強必霸、國強就對外侵略擴張的所謂“歷史規律”，下定決心戒除大國主義，期望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做出真正具有“建設性”的貢獻。他們對中國大國地位的界定、道路選擇、精神價值和品格風範等的思考和謀劃，對中國實現強大後可能會犯“顛覆性錯誤”的警惕和預見，對如何克服大國主義的系統闡述和探索，對於當代中國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和戰略意義，其中蘊含的基本精神值得繼承和發揚。

• 一、何謂大國主義

毛澤東對大國主義的理解和思考，散見於其文章、談話、批示以及一些重要文件中，也蘊含於新中國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實踐。毛澤東一般使用“大國沙文主義”一詞，有時也直接用“大國主義”，兩者的含義是一致的。毛澤東對大國主義的警惕和比較深入的思考，始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隨後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的發生及其暴露出的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不正常關係，促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開始思考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間、黨際間正確關係的問題。因此，毛澤東關於反對大國主義問題的談話、論述和文章等也以1956年最為集中。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的開幕詞、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以及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都強調了反對大國主義。1956年9月，毛澤東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時，重點闡述了蘇聯的大國主義問題以及中國自身反對和預防大國主義的立場，談話內容在收入《毛澤東外交文選》時直接以《汲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作為標題，這是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思想最重要的文獻之一。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了後來被廣為熟悉並影響深遠的口號：“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2]同年12月，在毛澤東主持下撰寫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又從理論上系統分析和論述了大國主義及其種種表現。

大國主義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對外表現方式和精神特徵。對此，周恩來做過較為完整準確的概括：“如果中國強大了，要特別警惕大國沙文主義，它強加於人，目空一切，驕傲自滿，不公正。”[3]大國主義的首要表現是“不公正”，以不平等的態度對待其他國家。毛澤東明確指出：“不平等待人是不應該的，我們稱它為大國沙文主義。”[4]《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認為，斯大林在對待兄弟國家的關係中，曾經表現過大國主義傾向。這種傾向的實質，就是忽視各國共產主義政黨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聯合中的獨立平等地位。[5]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惡化固然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密不可分，但是從中國一方看來，“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6]國際關係中的不平等對待以及由此演變出對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壓迫”、“欺侮”，正是毛澤東最為反對和厭惡的，他曾坦言“我不是反對西方的一切，而是反對那些帝國主義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7]1973年，毛澤東會見剛果人民共和國總統恩古瓦比時說：“如果中國人在你們國家，在一切非洲獨立國家，稱王稱霸，自以為了不起，就是不對的。”[8]在毛澤東看來，“稱王稱霸”、“自以為了不起”本質上也都是不平等對待的表現，應該被堅決抵制和消除。不平等對待的思想根源，是對本國實力、國際地位和歷史文化等的優越感，進而在國際交往中妄自尊大，驕橫傲慢，特別是對小國人民和弱小民族採取輕視、鄙視的態度和方式。[9]

大國主義的第二種表現是完全以本國利益為中心的極端民族主義，奉行損人利己、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法則，“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10]大國主義的第三種表現是大小國家差別論。“有這樣一種論調：大國是不好惹的，小國是可以隨便欺侮的”，[11]具體體現就是在國際關係中以大欺小，以富壓貧，倚強凌弱，認為大國享有天然的特權，大國優於小國，小國要依附大國。大國主義的第四種表現是強加於人。毛澤東、周恩來都深刻意識到，大國有其有利之處，也有壞處，就是容易將意見強加於人，這一點不論哪種制度的大國都容易犯，強加於人是大國主義的必然特徵。有大國主義思想的人認為，在國際關係中應該完全按照國家實力分配利益，尤其是大國可以憑實力強加於人，其他國家必須服從、服務於自身利益，大國行其所想之事，小國只能選擇服從和接受。此外，大國主義在一國內部的表現是以某個民族為中心，大搞民族主義。因此，毛澤東指出：“在國內，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這種傾向危害各民族的團結。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大漢族主義，只顧漢族，認為漢族最高級，就危害少數民族。”[12]

雖然大國主義主要發生在一些實力較強的大國身上，但是毛澤東認為並不是只有大國和帝國主義國家才會涉及，小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緒和傾向。“小國也可能會欺侮大國，八國聯軍中就有小國，日本也是小國，也侵略過中國。”[13]1956年12月，在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初稿時，毛澤東提出要“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14]《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非常形象地指出，大國主義並不是某一國特有的現象，乙國比甲國小和落後，但是比丙國大和先進，這樣，乙國儘管怨甲國的大國主義，卻往往同時對丙國擺出大國的架子。因此，大國主義實際上是自我中心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在一國對外關係中的表現，克服大國主義不僅僅是對大國行為方式的要求，也涉及到整個國際關係交往準則的確立。

• 二、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來源

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淵源相互聯繫、彼此影響，統一於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國家道路探索和重大國際事件處理應對的過程中。

首先，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源自對中國國際角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思考。

在為中國樹立嶄新的價值理念和民族精神方面，毛澤東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因此在思考新中國的世界角色和對世界的真正貢獻這一重大問題時，除了物質和技術的因素，他們非常注意精神價值的作用。1971年，周恩來在會見美國友人謝偉思時說，對於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要講清楚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持何種態度，明確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應該是什麼，要有點自知之明。他特別指出：“要把中國搞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將來強大起來以後，也不是去主宰世界和干涉人家內政。要對世界有所貢獻，而不是去統治世界，強加於人。”[15]在毛澤東一代的共產黨人看來，大國試圖主宰、統治世界，干涉別國內政和強加於人是導致戰爭、壓迫、不平等和苦難的重要根源，是陳舊的國際政治信條和大國的“惡習”。戒除大國主義的固疾，打破國強必霸的歷史邏輯，是中國必須要選擇的發展道路，其中蘊含著中國人嶄新的精神面貌和價值理念，是新中國希望對世界歷史發展做出的一種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政黨，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黨的性質和國家的制度決定了中國不能搞大國主義，更不能搞侵略擴張、霸權主義。1964年7月，毛澤東會見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等國的代表時說：“中國人民能壓迫你們嗎？能剝削你們嗎？如果中國政府這麼幹，那末中國政府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了。”[16]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標準，在於中國的對外行為和政策是否堅持謙遜克制，尤其是不能將中國曾經遭受過的被“壓迫”、“欺侮”、“侵略”、“剝削”等這些大國主義製造的痛苦施加給別人，如果中國隨著發展也去搞這一套，就意味著“變了顏色”，是歷史的倒退。

其次，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是對蘇聯走向大國主義過程的親見親歷及其教訓總結。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並逐漸惡化，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國際共運內部的矛盾，也與赫魯曉夫上臺後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尤其是在中蘇兩黨、兩國關係中搞大國主義、強加於人的做法有直接關係。[17]中國對蘇聯的大國主義進行了堅決而有策略的抵制和批評。毛澤東認為，大國容易產生社會沙文主義，尤其是大國主義，如果蘇聯不解決這個問題，別的問題都不能解決，還會發生一系列的錯誤，甚至是非常荒謬的錯誤。[18]鑑於蘇聯的教訓和大國主義的危害，中國領導人“反躬自省”，對於中國是否存在大國主義以及如何預防大國主義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波匈事件和中蘇兩黨關係出現裂痕以後，中共對蘇共“老子黨”做法的批評更為激烈。波蘭事件後，劉少奇率團到莫斯科幫助協調蘇波兩黨關係。1956年10月24日，他在出席蘇共政治局會議時明確批評說：“有不少蘇聯同志處理許多國際事務時有缺點，有錯誤。有些國際會議不是採取認真協商的方式，甚至於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有時也有協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當天就要通過決議，人家沒有時間考慮。事先既沒有個別談話，又不作集體商談，只有強加於人，就是要別人聽你們的話，不聽你們就要整人。”[19]

最後，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也是對中國古代王朝曾經有過擴張、征服歷史的批評和反思。

周恩來曾說：“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拿其他國家的沙文主義做鏡子，也要拿中國過去封建帝國時代侵犯人家的歷史做鏡子，我們在教科書裡也加進來這樣的內容，使後代不犯大國沙文主義”，“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因此我們經常檢討自己”。[20]從現實來看，大國主義有根深蒂固的歷史根源，尤其是對於一些大國而言，歷史上形成的大國主義傳統和思維模式不易消除。如果不認真反思和警惕這種“歷史慣性”，它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會萌發演變成新的大國主義情緒。同時，二戰後周邊國家普遍實現了民族獨立，對本國與中國關係的新民族主義敘述和想象也建立起來，他們對新中國的疑懼很大程度上基於這種歷史經驗和自身處境。緬甸領導人就曾對毛澤東說：“緬甸對中國確實有些害怕，因為緬甸是個小國，中國是個大國。”[21]針對這種普遍情緒，毛澤東等在會見周邊國家領導人和朋友時反覆進行耐心地進行說服工作，並通過具體的外交實踐打消他們的疑慮。在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與周邊國家進行的戰爭問題上，新中國領導者在與蒙古、越南、朝鮮、尼泊爾等國家領導人的會談中多次承認，中國歷史上曾經侵犯過一些周邊國家，有過大國主義的錯誤。[22]這些表態和言論既獲得了相關國家的諒解，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和理想，表明新中國要走一條嶄新道路的堅定決心。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深受西方列強大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侵略擴張之害，中國人對此記憶猶新。這一經歷也使毛澤東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意識到，源於西方現代國際體系存在根本缺陷，即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權勢政治奉為圭皋。一方面，中國要獨立、發展和強大，防止“落後就要捱打”；另一方面，新中國是否也要複製原有國際體系的法則，將自身發展和國際地位建立在別國的痛苦之上？新中國倡導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外交實踐，對這一疑問做出了否定回答。在具體的外事活動中，毛澤東、周恩來等向外國友人闡釋中國不搞大國主義和侵略擴張的一個基本邏輯是：牢記近代中國所遭受侵略、壓迫、欺侮的歷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956年9月，毛澤東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到反對大國主義時說：“我們非常謹慎小心，不盛氣凌人，遵守五項原則。我們自己曾經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23]1954年，周恩來接見日本訪華團時，有日本代表提出中國強大後是否會對外侵略，周恩來回答：“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受罪受夠了，我們不願意把這種痛苦加在別人身上。我們懂得這個痛苦，我們同情別人的苦難”。[24]“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倫理價值準則，從這種準則出發來看待近代中國的痛苦經歷，會得出完全異於西方政治哲學的結論和觀點。很多西方人從西方政治哲學的視角來預判強大後的中國可能會對西方採取“復仇”的態度，走對外擴張之路，但是他們忽視了中國人自身對於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態度，也忽視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倫理價值體系對當代中國人的巨大影響。

• 三、預防和消除大國主義

如何從根本上戒除大國主義，保證強大起來以後不搞侵略擴張，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者進行了嚴肅深入地思考和探索，既包括對中國人主觀努力和精神價值的思考，也包括對有約束力的制度性安排和長期性國家戰略的考慮，並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系統性的預防大國主義工作方法和原則。

（一）戒除驕傲自滿，永遠保持謙虛謹慎

環境、地位、物質條件等的變化，很可能會帶來個人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的改變，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亦是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時常擔憂政權和環境穩定以後，黨的幹部是否還能保持原來的革命精神和理想，而對外則時常警惕可能會產生的大國主義情緒和作風。毛澤東深刻意識到，當事業接近成功時往往也是最容易失敗時。早在革命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告誡全黨同志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25]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一再強調這一點。驕傲自滿不僅會使革命、建設事業遭受挫折，也是大國主義滋生的重要心理根源。如果人們對一個時期內本國取得的成績和國力的大幅增長表現出驕傲自滿甚至不切實際的自我吹噓，必然導致高人一等的錯覺，進而產生大國主義的情緒。在1956年外交部駐外使節會上談到蘇共二十大時，周恩來就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我們不要驕傲，要防止大國主義，有一點成就就沾沾自喜，非常危險。目前最主要的是防止驕傲。驕傲的結果對內是脫離群眾，對外是大國主義。”[26]

同樣，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大國主義有歷史文化原因，更大程度上還是源於自身物質力量增強後，精神狀態和政治原則的改變。“所以很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是“利令智昏”。[27]鑑於蘇聯的教訓，早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專門分析和強調了正確看待自身建設成就和國力發展，以及在國際交往中保持謙虛謹慎作風的問題：“我們絕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絕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28]

毛澤東經常用一個非常形象生動的中國俗語——“翹尾巴”，來形容一個人或國家表現出的驕傲自滿、自高自大，而將謙虛謹慎稱為“夾緊尾巴”。在外交活動中，毛澤東也一直秉持“夾緊尾巴”的思想和作風，對於新中國取得的成績、國際地位、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等始終保持著客觀冷靜的看法。直至逝世前，他仍認為中國只是個有發展潛力的國家，並未變成真正的強國，甚至一度把中國定位為“中等國家”。1969年6月，毛澤東審閱了兩報一刊社論稿《中國共產黨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四十八週年》。社論稿說：“二十年來，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偉大勝利，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毛澤東審閱時，在“繁榮昌盛”前，加上“有了初步”四個字，將“強國”改為“國家”，並批示：“請注意：以後不要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自己吹擂。”[29]

外國友人經常向毛澤東提及中國的巨大成就，他總是非常謙遜地回答說，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中國總體上還是個窮國、弱國。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時，他也總是著重介紹和強調中國“落後”的方面，認為即使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對中國在國際力量對比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斷，認為中國不是大國而只是“中等國家”，他這一時期與外國領導人的很多談話都提到了這一觀點。1970年9月，他在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范文同一行時說：“中國不算大國，算一箇中等國家。我跟法國的貝當古辯論過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連法國都不如，怎麼能算一個大國呢？他總是吹我們，說你們放了一顆衛星上天。我說天上每天有那麼多衛星，我們只有一個，算什麼。”[30]在中國的社會文化中，謙虛謹慎是一個人應當具有的優良品格，也是重要的處世之道，在對外活動中保持和實踐這種處世之道，做到自我剋制和約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大國主義情緒和行為的產生。

（二）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定下永不稱霸的國策

大國主義和不平等對待最容易發生在大國對小國的關係中，因此對大國行為就有更高的要求。毛澤東對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尤其是大國對待小國的態度，有著明確的界定和理解。他認為，國家大小隻是形式，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是帝國主義的理論。他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大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之上；大小國家相互之間要有禮貌，大國不能像封建家庭裡的家長，把其他國家看成是它的子弟。[31]毛澤東所說大國對待小國的這些方式，其實也是為中國對外行為設定的基本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身體力行，在外事活動和制定外交政策時努力踐行這些原則和精神，在接見小國、弱國的領導人和朋友時，始終真誠熱情，平易近人。新中國倡導和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國家間關係的相互對等性，是對交往雙方有平等約束力的規範，兼顧了彼此的利益和尊嚴。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只要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能從根本上約束和消除國際關係中的大國主義。

在與蘇聯、美國等西方大國打交道時，新中國強調中國要堅持獨立自主；在與周邊小國和第三世界國家交往時，更注意主權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別國內政，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人。例如，中緬邊界談判過程中，國內對中緬劃界有不同意見，周恩來總理在進行解釋時指出，中緬舉行邊界談判的依據是中國的國策，即首先爭取世界形勢的緩和；第二是要與亞非國家真正和平共處，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包圍打開一個缺口；第三是預防大國主義情緒。他多次指示參加談判、劃界的中方人員，“同緬方討論問題，要堅持平等協商精神，切不可有大國沙文主義的味道。”[32]周恩來總理逝世後，緬甸的吳·奈溫將軍在悼念文章《我所瞭解的周恩來》中說：“雖然周恩來總理是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但是他同較小國家的領導人交往時，總是平等待人；他處理同較小國家的關係時，包括複雜問題在內的各種問題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與和解精神。在我們為劃定緬中邊界的會談中，我親自發現了這種品德。”[33]這不僅是周恩來總理的個人品德，實質上也是整個新中國外交力求倡導和樹立的嶄新品格和風範。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了不稱霸戰略，既是對當時中國面臨國際形勢的反應，也是反對大國主義的自然發展和必然要求。1972年12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提出：“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34]毛澤東提出不稱霸戰略，主要是對當時中國面臨國際政治環境的反映，當時中國決策層判斷，蘇聯的威脅大於美國，反對蘇聯是重中之重。“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是建立在對蘇聯可能入侵的判斷之上。1973年11月，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喬冠華等談到剛剛舉行的中美會談時，直截了當地說：“什麼不稱霸！什麼不對付第三國！就是反對蘇聯。”[35]因此，中國在當時提出不稱霸戰略以及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對這一政策的宣示，很大程度上是說給蘇聯人聽的，意在批評、反對蘇聯。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不稱霸，既是某段時期的一種國際政治鬥爭策略，也是他對中國國際行為和國家戰略的真實考慮。霸權主義作為大國主義的極端表現，與干涉、控制、顛覆、劃分勢力範圍和主從關係、濫用武力聯繫在一起。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在當時大搞全球擴張，試圖與美國爭霸，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大國主義作風的惡性發展。後來的歷史也證明，爭霸和全球擴張給蘇聯實力帶來了巨大損害，是導致其最終解體的重大原因之一。對中國而言，如果說反對大國主義還只是對自身國際行為的道義要求和規範性約束，那麼不稱霸則是一項根本、長久性的國家戰略，決定和約束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道路選擇。

（三）正確看待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不搞強加於人

周恩來總理認為，中國人辦外事的哲學思想第一點是“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於人”，[36]這是克服大國主義傾向的重要原則和精神。大國主義一個顯著的表現是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其他國家的具體情況、意見和利益，將自己的模式、意志和想法強加於人。毛澤東、周恩來很早就意識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始終對自身可能天然帶有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主義保持警惕，在國際交往中秉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多考慮對方的具體情況和感受，慎重看待中國經驗對其他國家的適用性問題。蘇聯對波匈事件的處理以及後來入侵捷克，直接暴露了絕不容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獨立思考、自我探索的大國主義本質，中國也日益感受到來自蘇聯“指揮棒”的壓力。在1963年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裡見時，毛澤東直接表達了這種感受：“有些黨依靠壓力過日子，還搞收買、顛覆，強加於人，不讓各國黨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不讓各國黨自己制定自己的黨的路線。”[37]

自蘇共二十大以後，中國對新中國成立後照搬蘇聯經驗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反思和調整，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更加強調獨立思考和探索。毛澤東意識到，國際共運的歷史和現實已經表明，一國的經驗和模式並不具有普適性，“中國經驗”同樣如此，因此他提出了既要謙虛學習蘇聯等國的先進經驗，也要慎重對待自身經驗的問題。六十年代以後，在會見國外的共產黨、革命黨的領導者時，毛澤東在介紹完中國革命、建設的一些經驗後，總要特別強調，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歷史條件，這些經驗可以研究和學習，要適合本國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不能硬搬，“希望你們只把外國的經驗當做參考資料，本國的事情由你們決定。”[38]除此之外，他也會重點回顧和介紹中國革命、建設中犯過的錯誤和相關的歷史過程，提醒外國朋友一定要多注意中國失敗的經驗和曲折的經歷，希望“我們走過的彎路，你們不要再走了。”1970年8月，他在會見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時說：“我們走的路是S形路，是個彎路，就是說我們犯過許多錯誤，遭受過許多挫折。現在稍微聰明一點，也沒有資格向你們逞英雄，只是把我們犯過的錯誤告訴你們。”[39]

不可否認，在實踐中中國也曾經出現過一些強加於人的做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交和對外宣傳領域出現了“極左”思潮和行為，例如在援外飛機上噴上毛主席語錄和在座艙內鑲裝毛主席像章，在援外工程交付和對外宣傳中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等。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斯於1967年11月託訪華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轉達了對我國當時外宣工作的批評意見：“中國同志應好好注意防止大國沙文主義。”[40]對於這些情況和意見，毛澤東在1968年3月至5月連續做出批評和指示：“這些是強加於人的，不要這樣做”，“以後不要在任何對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謂毛澤東思想，作自我吹噓，強加於人”。[41]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過去的歷史經驗做了進一步的概括和總結，使之成為中國外交尤其是黨際交往的重要原則。

鄧小平時代，中國特別強調各國革命和建設要根據本國實際情況，不能照搬別國經驗，這也是對“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外交中一些強加於人做法的矯正。1987年，鄧小平會見加蓬共和國總統邦戈時提出，中國希望能夠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創造一些前人未有的經驗，也就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如何發展起來的經驗，“我們不要求第三世界照搬我們的經驗，絕不能照搬，而是借鑑，借鑑有用的東西”。[42]鄧小平在會見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時，一再強調這一點。在處理與兄弟黨的關係上，鄧小平提出了一條重要的原則，“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絕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43]鄧小平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更加強調獨立思考，顯然，他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照搬蘇聯經驗的問題有著深刻的體驗與反思。國際共運的歷史表明，一國的經驗和發展模式並不具有普適性，中國的模式同樣如此。基於這樣的清醒認識，中國不願再簡單模仿別人，也不希望其他國家走中國曾經走過的彎路，希望他們尤其要“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44]這樣的政策固然是對國際共運實踐經驗的總結，但是沒有一種深切的恕道精神，就不可能將這種經驗和認識以一種推己及人的方式上升為外交原則。

（四）國內教育與國際力量的監督相結合

大國主義既可能體現在某個時期國家的總體外交政策和行動中，也可能體現在國民整體的思想情緒中，更直接的則會表現在外交人員和援外人員在國際場合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方面。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者非常看重外事人員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的行為表現，重視對他們進行反對大國主義的教育，一些人員出現了大國主義的傾向和錯誤，都會及時給予批評。毛澤東曾反覆告誡援越顧問團的成員，不要有勝利者的驕傲情緒，不要強加於人，不能擺大國的架子。黨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提出，我國國際事務中的方針之一是，“在同一切外國和外國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採取真正平等對待的態度，嚴格反對大國主義”。在通過教育預防和消除大國主義的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是著眼於長遠來看待、預防大國主義，認為只有通過教育影響和改變年青一代的思想和價值觀，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大國主義產生的可能性。周恩來指出，對於大國主義現在要警惕，將來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後代。他也多次提及，既要反對別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又要反對和防止我國自己搞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不僅他們這一代不搞，還要教育子孫後代都不搞，即使中國強大了也不搞，對於大國沙文主義，不整頓是不行的。

毛澤東認為，反對大國主義需要主觀努力和系統教育，也要利用國際力量、交往對象等的監督和約束，多從他國的視角考慮自身行為是否恰當。尤其是在與第三世界國家交往中，中國人往往會因為自身相對“優勢”或給予對方的援助，產生高人一等、驕傲自滿的情緒，這就更需要多注意對方的感受，傾聽對方的聲音。外事人員有時不一定能敏感地意識到自身行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相關國家卻有切身感受。因此，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一再希望對方能對中國援外人員可能存在的大國主義進行批評和監督。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表達對中國支持和幫助的感謝時，毛澤東一方面認為支持是相互的，另一方面他也特別告訴對方要警惕和監督中國外事人員“看不起人”、“翹尾巴”等大國主義的言行。1956年毛澤東在會見蒙古國領導人時指出：“有些中國工人去蒙古了。你們應該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以免他們犯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毛病，以免全心全意稱王稱霸。”[45]1974年他會見贊比亞總統卡達翁時又表示：“共產黨內也有大國沙文主義。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人民，所以應該教育……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翹到天上，幫助你們修了鐵路，了不起呀。”[46]

對於中國未來發展道路和政策選擇，毛澤東有更為徹底和有魄力的設想，即中國在真正變的強大以後如果走大國主義甚至霸權主義的道路，那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應該起來推翻這個政權，因為它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歷史的倒退。早在1956年9月，毛澤東就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說：“請告訴你們的下一代，將來中國如果翹尾巴，翹到一萬公尺以上，就批評它。要監督中國，要全世界都來監督中國。”[47]1975年，鄧小平在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上闡釋了“不稱霸”思想：“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48]1975年6月30日，病中的周恩來在同泰國總理談話時，對這個發言做了進一步解釋：“國家越大，麻煩越多。但是，我們決定了一條原則，不稱霸，不管將來如何發達、強大。……將來如果中國的下一代稱霸，全世界人民就應該群起而攻之，一起來推翻它。”[49]在當時具體歷史背景下，這種設想和思路的鋒芒直指蘇聯，同時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這也表明了當時中國決策層對於“不稱霸”抱有的堅定、徹底態度。

• 四、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思想的歷史遺產

（一）反對大國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傳統大國外交模式的突破。

杜維明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值得當代研究國際關係或中國外交的人深思：“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經過百年屈辱後現在重新再生所帶來的文化信息是什麼（What is the culture message）？”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一個大民族受了一百多年屈辱，她的再生很明顯有兩個東西，一個是報復，一個是奪權。杜維明認為，這些看法是對中華民族的侮辱，“難道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能夠再生，中國的知識精英就只有報復、奪權這兩種情緒？”[50]新中國的外交實踐表明，中國的政治精英已經完全否定了“報復”和“奪權”這樣的選擇。中國從被迫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開始就體會到弱肉強食法則的殘酷性，“弱國無外交”是中國人對世界政治陰暗面的深刻認識。雖然被迫接受了現存的國際秩序，但是“在內心深處，中國人卻始終認為這個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切膚之痛，使中國人期待著總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51]中國要“改造”現有秩序，有三種選擇：一是濟弱扶傾，以強大起來的中國之力消滅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這是孫中山的設想；二是以革命、造反的方式，打破以不平等和強權政治為特徵的國際秩序，創造一個平等世界，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外交試圖實踐這一路線；三是從中國自身的痛苦經歷出發，要求中國不要刻意模仿叢林法則，不要走西方列強的老路，不再將痛苦加諸別人。第三種方式實際上是前兩種方式的“基本底線”，是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鄧小平和當代中國始終未變和不斷實踐的基本國策和倫理價值取向。前兩種選擇以理想主義的方式將立達精神發揮到極端，在實踐中必然會遭遇自身國力有限和外部世界普遍敵視等無法克服的障礙。從約束、改變自身做起，不再複製和擴大國際政治的弊端，既具有自主性和可控性，也不會帶來與外部世界的激烈對抗。這種方式發生於一個東方大國身上，其影響和意義是巨大的，這也正是中國復興帶給世界的一種嶄新的文化信息。

（二）反對大國主義、“不稱霸”是中國的未來戰略和長久國策。

中國強大起來以後的道路選擇和行為方式，貫穿於新中國的外交史，是西方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普遍關注和擔心的問題，更是新中國領導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重大問題。毛澤東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預見到了這樣的問題：腐化、官僚主義、大國主義、驕傲自大，中國都可能犯，現在中國人有謙虛的態度，有人想翹尾巴，也沒有本錢，“但是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後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後就更危險了。”[52]作為大戰略家，毛澤東關於中國人要永遠謙虛、反對大國主義和不稱霸的思想，是著眼長遠的一種告誡和警惕，是在當時為中國確立的“未來戰略”。1975年1月，鄧小平在向日本朋友解釋不稱霸政策時，對於其長遠戰略意義講得更明白：“坦率地說，現在我們這麼一個落後的國家有什麼資格稱霸？問題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後，我們也成了一個發達國家，是不是也要稱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線叫永遠不稱霸，不是講現在，是講將來永遠不稱霸。”[53]種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其本質是相同的，均是由於對中國發展強大後行為方式、對外戰略、發展道路的不確定預期而引發的焦慮和恐懼。同時，我們也要客觀地承認“雖然中國人主觀上不會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但客觀上週邊國家還是會感到威脅……主觀上中國人不管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應該不會變成帝國主義，我現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張這種東西。但客觀上因為體量太大，就像一個大象在草叢裡走來走去，根本沒想侵犯別人，別人也會覺得有陰影、受威脅。”[54]所以，這就更需要中國始終敏感寬容地傾聽和理解外部的疑懼之聲，積極迴應、消解這些擔憂。最關鍵的還是要始終堅持反對大國主義的立場和不稱霸的國策，絕不應將它們看做是為安撫相關國家、打消外部世界疑慮而進行的外交宣傳和權宜之計。當前，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接近於實現“民族的復興”，但是這樣的時刻也最有可能蘊含困難和危險，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重大挫折，甚至出現諸如謀求地區或全球霸權的“顛覆性錯誤”，蘇聯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必然會受到重大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最終還是取決於自身的戰略定力、戰略決心和戰略自信。

• 結論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思想，我們應注意處理好反對大國主義與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之間的關係。反對大國主義的政策絕不是“作繭自縛”，因為這不僅是對中國自身行為方式的約束和要求，也是對國際交往準則和理想國家秩序的期待。中國不搞大國主義，但是也堅決反對其他國家將任何形式的大國主義行徑強加於中國。此外，我們也應密切關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人民思想、精神風貌的變遷，對有些大國主義的情緒和觀念進行合理引導和教育。物質力量的增長必然帶來社會文化的變遷，人們的思想和觀點也會日趨活躍和多元。國力的發展大大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人們對“民族復興”充滿信心。同時，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聲音和現象，例如有的媒體宣揚大國主義情緒並頗受部分青年人歡迎；有些人對外炫耀財富，吹噓實力，充滿虛驕之氣；主張中國謀求地區“主導權”、“領導權”甚至“東亞霸權”的觀點也頻頻出現。霸權主義是霸權的必然產物，尤其是因為沒有制衡和更高的國際權威，霸權國必然會陷於霸權主義。不對這些聲音和現象加以合理引導和批評，就可能會蔓延發展成一種普遍的國民心理和情緒，我們應該對此保持警惕。

總之，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思想的核心和本質，就是希望對內、對外永遠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和作風，防止出現“大國的傲慢”和不平等對待的傾向。這其中蘊含著他對歷史上和現實中大國興衰成敗經驗的洞悉和總結，也體現了他對於世界政治中物質與精神、權力與道德、利益與價值等這些關鍵議題的基本認識和態度。在思考當代中國外交的核心價值觀、界定國際責任和設想合理的世界秩序時，我們都應該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思想的基本精神。

註釋：

[1]相關的研究和論述，參見劉毓明：《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光輝思想和實踐》，裴建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裴建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第67、91—93、165、343—344頁；蕭揚：《張聞天與中國外交》，上海：學林出版社，2012年，第116—121頁；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90—307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942頁。

[3]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4—305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478—479頁。

[5]《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6]《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295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94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89頁。

[9]參見劉毓明：《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的光輝思想和實踐》，第324頁。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6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34頁。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6頁。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34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92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37頁。

[17]關於蘇聯大國主義及其在中蘇論戰和關係惡化中影響的研究，參見孔寒冰：《除了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就沒有別的了嗎？——論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背景》，《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李明斌：《蘇共的大黨大國主義與中蘇論戰的實質》，《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李美榮：《論蘇俄大國沙文主義的出現及原因》，《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18]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9—20頁。

[19]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444頁。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32頁。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02頁。

[22]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77—178頁；肖嫻：《劉少奇外交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6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01頁。

[2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6頁。

[2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92頁。

[2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63頁。

[2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38、283頁。

[2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04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57—258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38—339頁。

[3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91、334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6、326頁。

[33]程瑞聲：《中緬友好紀實》，李同成、喻明生主編：《中國外交官在亞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5頁。

[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7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06頁。

[3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327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82-183頁。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68頁。

[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12頁，第317頁。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54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53頁，第157頁，第158頁，第164頁。

[42]《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編輯組編：《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北京：臺海出版社，2011年，第249頁。

[43]《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9頁。

[4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頁。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20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21頁。

[4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8頁。

[48]《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

[4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503頁。

[50]杜維明：《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彭國翔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頁。

[51]章百家：《改變自己，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線索芻議》，《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19頁。

[5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257頁。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共中央文獻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54]王紹光：《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學派》，《經濟導刊》2018年6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趙光銳